董按： 这“叛国投敌”的罪名是张谋在被逮捕后经过审批所强加的。       

  你知道“挨绳子”的滋味吗?

这时,断断续续有些家属来劳教队探亲,是妻子的也可以和丈夫一起住上几天帝保佑他们不要和我一样是一个“不中用的东西”,)算是对这些有选举权的份子的宽大,(我曾听干部说过,你们,(请上还有一半公民权,我一直弄不懂的是公民权怎么可以一分为二,我判的是管制劳教,连百分之一的公民权也没有。)我的妻子因为她过份天真地给领导打报告,证明我决不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第二天清早就当上了右派份子,同样被开除公职开除团籍,若不是带着一个乳儿,说不准我们还得到劳教队来“同学”一番(同学是干部规定的劳教份子之间的称呼)。这些家属带来的消息最使我们震惊的是,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因反对大跃进和浮夸风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并遭贬,演绎了昏君害忠臣的历史悲剧,我心中为彭总愤愤不平。

有些事其实只是常识,如果从伟人嘴里说出,就被捧为格言警句。比方说：“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就是一例。劳教队可以说是装右派份子的集装箱,如果得出结论说,这箱子里装的全是右派,这个结论就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这些右派人群中确有若干“左”派,我亲眼见过每天最少写一份检举材料左得十分顽强的大组长,也见过在斗争会上出手麻利的积极份子。我和几个观点比较接近的“同学”的言行,早己被这几位右派中的左派同学呈报到管教干事的手中,是所谓“恶有恶报”,只是时间未到而己。

大约在九月上旬的一个中午,我在施工工地附近的一个农民家里,花三元钱买了一碗米饭。正吃得高兴,突然我们队上唯一的一个解除了劳教的积极份子闯进门来,他气势汹汹地夺下了我手中的碗,我当然不服,因而发生争吵,就为此事,当晚开了我的斗争会。

像我这样一个极右份子,在正式命名以前,原单位精心安排的斗争会,小到十多人,多到上千人,挨斗的次数多得难以计数,以毒攻毒似的右派斗右派这还是第一次,这也不足为怪。使我不可忍受的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刑具的折磨。这件事有必要说明一下∶如果将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和一个一字不识的文盲两个人的文化知识加在一起,然后以二除之,所得的得数就是我的文化水平。在这个知识文化层面上,我最欠缺的就是法律知识,甚至我被依法惩处了23年乃至到了“人之将死”的今天,我仍然为许多法律问题所困扰。比方说我依法判了刑,却又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平了反,这就意味着政策能纠正法律所犯下的错误,显然政策在法律之上,能约束法律。政策是党的政策,听党的话就遵守了党的政策,党叫我帮助她整风,叫我大鸣大放,党叫我们畅所欲言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时我是一个年青的基层干部,大政方针听从上级布置后照办,提点意见也不外乎鸡毛蒜皮,什么县委书记作报告要避免读错别字之类的无关宏旨。然而胆大的法律又竟敢置言者无罪的政策不顾,说我向党猖狂进攻判处五年管制送劳动教养。从这一点看,似乎法律又在政策之上,我在这个“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深奥的难题里冥思苦想了几百天,后因用脑过度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我担心发展成精神病,从此就远离一切法律资料。平反归来后,我爱书如命的旧病复发,家中藏书数千册,就没有一本法律书籍,我也几乎成为人所不齿的法盲一个。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我也曾道听途说地听人摆道：刑法中有过刑具方面的规定,如手铐、脚镣等可称为法定刑具,遗憾的是这类刑具的使用频率低得可怜,这决不是因为应该受刑具惩处的人很少,而是这种刑具给受刑者带来的疼痛感太少,对施刑者来说太不过瘾、不足以泄愤。因此最受施刑者钟爱的首选,仍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携带方便或可以顺手拈来的一根绳子。它比起臭名昭著的老虎凳、名声显赫的辣椒水可以说默默无闻,但它在专政中所起的作用和它给受刑者带来的痛楚不会低于那些知名度很高的刑具。也因为法律条文上没有这种刑具的名称,经常受它“教育”的人,只得给这位“无名英雄”取个“挨绳子”的绰号。其功能主要是紧紧捆住受刑者的手腕以阻止血液循环,让疼痛来促使他改恶从善,进而落实“我们对敌人是从来不施仁政的”这一基本政策。在技术上要求绳子一定要质地上乘,以免加力捆绑时突然断裂影响效果,为增强疼痛效应,绳子既要求细又要求弹力小,绳子在胳膊上所绕圈数不能太多,多则容易将受刑者臂骨捆断,使劳动力受损失……这种技术性问题还多,足够写一本小册子,据说写文章忌讳偏离中心,如果对绳子方面陈述过多,岂不写成了有关绳子的科普读物,看来只能暂时打住。

斗争大会是在队部门口的一个石板地坝上举行,指导员讲了话之后那位解除劳教份子和炊事班长两位营养过剩的份子,取出一根质地精良的细麻绳对我实施捆绑,解除劳教份子那段时间因为协助政府惩处各类违纪份子,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捆绑经验,加上他夺我的饭碗时,我对他既不恭敬又不从命,他岂肯放弃这个提高他“威信”的机会,当然将其技能发挥到极致。炊事班长心灵手巧力大无比配合得丝丝入扣,很快便达到入“骨”三分的理想境界。不到十分钟我已大汗淋漓丑态百出,呼妈喊娘丢人现眼,到了这个地步那位解除劳教份子还去舀了一盅水来浇在麻绳上,使它进一步收缩以便入“骨”四分。多年来,一直使我感到纳闷的只是这类可圈可点、精美绝伦的肉刑代表作,常常出自受凌辱的同类之手,干部们通常只是在一旁欣赏这“狗咬狗”地表演。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和古代罗马贵族在角斗场观看奴隶角斗士相互撕杀有血缘关系。总之,我被捆以后,在我两支手腕上都留下三圈血痂,后来血痂脱落,又变成三圈黑色的疤痕,历时两年多才慢慢褪净。

教科书上说,事物从量变到质变都有一个过程,而造成突变也常有一些契机或称导火索,如奥国皇储斐迪南的被暗杀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一根质地精良、使用到位的细麻绳,便是我踏上“反改造”道路的向导。

                 我把我自己解放了

     我产生了非常极端的抵触情绪,杀人放火、同归于尽,只要能泄愤,能体现士可杀不可辱的事,我都愿意干,我在等待时机,我在寻找机会。

     劳教队的编制有些雷同于军队,中队相当于连的编制,下设大组(排), 大组下面是班,中队部的干部都是国家干部,大组长以下则全为劳教份子,我们中队有四个大组,我在一大组。整个中队右派份子约占百分之七十五,全都是在劳教的死胡同里期待了三年多仍然看不见尽头的“元老派”(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劳教人员)。他们都受着饥饿的折磨,身心痛苦,情绪低沉,我的受刑赢得了许多关心和慰问,有的甚至流出同情的泪水。

     朋友中有人悄悄告诉我,二大组的周歧正准备逃跑。我与周歧虽然毫无交往,但毕竟在同一个中队,是所谓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面孔。从我在斗争会上“享受”的待遇,他也可以看出我不是那种卖友求荣的人,经朋友介绍我俩一拍即合。在杀人放火既无机会更无勇气,又一心想泄愤的情绪支配下,逃出劳教队,看看大千世界,给队上添点麻烦,何尝不是好事一桩,我俩一起逃跑就这样定了下来,这恰如俄罗斯民谚所说：“下地狱也得有个伴”。

     那个年代没有身份证,社会管理却十分严格,不论买车票船票或住旅馆,都必须出示你所在单位专门为你的旅行所开具的证明(农民由人民公社开),劳教队当然不可能为我们出具一张逃跑证明。周歧说他会刻公章：“找块肥皂,最多两小时解决问题。”我简直有“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幸运感,当即商定就刻“四川省地质局一O八勘察队”几个字,这显然是因为与地质勘察常年在外奔走有关。

     我俩用破釜沉舟的决心,找老乡帮忙卖掉了一切能卖钱的东西,买了些全国粮票(那年头上馆子吃饭,除付钱外还得付等额的粮票)。在进行这些准备时难免暴露出一些可疑痕迹,加上好友中一个传一个,同队的劳教份子中除积极份子以外,几乎成为半公开的秘密,原订逃跑时间看来只得提前了。

     那是1961年9月24日,农历8月15,中秋节,星期日。不知道这个日子是凶是吉,只知道这个日子适合逃跑。因为是星期天,不出工,人员分散无法清点人数,发现时间越晚对逃跑者越有利,这意味着他更加远离了警戒区域。我与周歧丢下吃午饭的碗筷,便先后向住地背后那座山头爬去。山上有条小路,路旁有些稀稀拉拉的灌木,山下便是我们所住的农家四合院,院子里的人能发现我们的机率并不高,因为谁有兴趣抬着头费力地欣赏一座荒凉的山峦。只要翻过了这座山,山下必有无限风光。

    像逃跑这类事件,发生在右派们身上极为鲜见,而那些偷、摸、扒、骗被划为坏分子的劳教人员则比较普遍,因为他们跑到社会上、躲在人群中,可以凭他们的“技术特长”生存或短或长的时间,我们这个中队成立三年多来,我和周歧算是首先吃螃蟹的人,那年我27岁,周歧29岁。

     根据经验,那些坏份子的逃跑往往直接到离住地最近的火车站, 广元火车站。自认为可以从那里登上南来北往的火车，能把他带往自由之乡。殊不知筑路支队常年有“专业人士”在那里守候,不论哪个中队有劳教份子逃跑,紧急电话在你进入火车站之前早己到达,逃跑者的姓名年龄身高体重面貌特征便已记录在案,“专业人士”在旅客丛中进行一番依样画葫芦,等待他们的常常是丰硕成果。

     周歧并没有辜负大伙赠给他的“老狐狸”的戏谑绰号,他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线,我们翻过这座山后,步行到苍溪县城,然后乘汽车经南部到南充,再由南充到重庆,那里的交通通向海角天涯。

     我登上山顶后,回头看见身高1.60米的周歧,穿着他那件常年不换的ADK牌风雨衣,气喘吁吁的爬了上来,最后一步我伸手拉他并趁势拥抱欢呼。我们身后的山脚,是我俩深恶痛绝的劳教队,我们前面的山脚,是一条通向自由的石板路,我们再也不会为完不成生产任务而挨骂受气,为一句失言被捆绑吊打……,我终于品尝到“我自已就是我的主人”这句话的鲜活甘美。两个“地质队员”脚步轻盈欢声笑语,似乎是找到了一座金矿,不知不觉就到了一个场镇,看看天色己近傍晚,准备找一家旅店住下。

     这是属于苍溪县管辖的一个乡,街上冷冷清清,显然是“自然灾害”留下的衰败景象,我们先在国营食店用粮票吃了一顿泡菜下稀饭,然后住进街上唯一的一家旅馆,这偌大一个旅馆就只有我和周歧两个顾客,我们去办了住宿登记手续,回到房间我把他准备好的假证明拿来仔细看了看,这时我发现他刻的假公章根本不像仿宋体的字形。我说这种公章在小地方还可以鱼目混珠,在城市里别人一眼就能识破。周歧解释说,他躲在蚊帐里刻的,怕被发现,手都在发抖，咋可能雕好,看来只有将就用算了。

     当晚我在煤油灯下,给我妻子写了一封信,头一句话是：“9月24日,我把我自己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