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得同意，继续刊登我的难友张谋的自述

（前面发表了他在逃跑途中的遭遇）                  

  序  曲                                                                          

   1961年9月,我作为反右运动的落马者,在四川省公安厅筑路二支队劳动教养,因不堪肉刑折磨,一气之下,竟从劳教队逃跑出来,不到两个月就被天津市公安局抓捕归案。这时筑路二支队刚刚从旺苍县迁移到灌县(今都江堰市),修筑一条成都至汶川的铁路支线,我便被来天津押解我的两位文职干部和两位民警战士送到了灌县。那里有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和青城山,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旅游景点这个现今十分热门的词汇似乎还冷藏在词典里,虽然我也知道李冰父子治水的故事,只是因为心情不佳,当我被押解着从闻名遐迩的索桥上走过的时候,并没有对周边的青山绿水多望一眼。

筑路二支队和全国各地的劳改队、劳教队的情况一样,都设有一个名叫集训队(有的地方叫严管队)的单位,用以集训或严管各种类型的反改造份子。这个筑路二支队的集训队设在灌县紫坪铺。按惯例,凡抓捕回来的逃跑份子首先就得送来这里,在“上面”研究你的案情,进行定性分析的同时,“下面”则按以毒攻毒的方式由反改造份子批斗反改造份子,让人性中最恶劣的落井下石、损人利己在这里尽情发扬光大；同时辅以各种刑具的“大力挽救”,是所谓“杀杀反改造嚣张气焰”,弄得你遍体鳞伤筋疲力尽垂头丧气。然后关你在臭气薰天的宿舍内,和一百多名反改造份子一起反省你的反改造罪过。

就在这所谓的反省期中,大约是12月下旬的某个月黑风高的深夜,一百多名集训份子正在那间大寝室里做着各自的美梦,突然进来两个武警战士把我从梦中叫醒,这时我还一如既往地戴着反铐。他们令我走出寝室,我跨出门便看见不远处的操场上停着一部军用卡车,车上和车下都站着些身穿军用棉大衣背着俄式步枪的士兵,卡车的后档板早已放下,似乎准备装载什么。有呵令声从卡车边传来：“过来,上车!”我知道这种粗暴的声音通常是对我类“份子”的专用品,便应声朝卡车走去,虽然卡车的后档板不再像平常那样高高地耸立在车尾,但我戴着反铐仍然无法用手攀援爬不进车厢,这时车下的士兵围了过来,有的抓手臂有的提腿杆将我抬起, 像扔一只装着什么货物的麻袋一样扔进了车厢,我的右股骨首先着地,咚的一声使我痛得钻心。

车下的士兵先后登上车来,他们令我坐在卡车中部的底板上,我刚刚坐定,汽车开始发动。士兵们便把肩上的枪卸了下来,掰开枪筒前面的三棱刺刀,用刀尖对着坐在车底的我。我在心中暗自想道,有必要用这么强大的兵力来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书呆子吗?在“寸铁”这组词汇的带领下,又使我联想到戴在背后的手铐,(这玩意可能不是用“寸铁”制成!)想到我早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此时的双手也被铐子咬啮得无法动弹,还要用这么多尖刀来杀戳我的视线,这一切迫使我怀疑这幕戏的导演是不是神经有问题?

汽车行进在山间崎岖的公路上,起伏的山形使我想到，这样深更半夜他们将把我押到哪里去?该不是弄到哪个荒野里将我“击毙”吧,又觉得似乎没有这个必要。真要处死我,完全可以罗列若干罪名,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一儆百,现存的法律条文,运转着的国家机器,只要宣布一下那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行”,没有人敢提出什么质疑。

猜不透他们将把我押到哪里,只希望一路顺畅,不要出现什么紧急煞车之类的事,万一四周的刺刀因执刀者在汽车上站立不稳,偏偏倒倒之中将刺刀误入我的身体,对我伤痕累累的筋骨岂不是雪上加霜?

深更半夜里路况很好,驾驶兵的技术似乎也不错,透过车边的“兵墙”,能看见路边电线杆上悬吊着一盏盏路灯,这景象告诉我, 车已开进了城镇,从车行半小时左右来判断,估计是灌县城内。

一番拐弯抹角,汽车停在一个院落里,卡车的后档板随即打开,在命令我下车的同时,刺刀们也先后跳下车来,我害怕再次充当“麻袋”,尽快去到车尾准备跳了下去，也准备好再次忍受受伤股骨的锥心疼痛。

我被带进一个小会议室似的房间里,那里面人才济济,十个左右分坐在一张乒乓球桌似的大木桌的左右两侧,我被带到济济人才对面的一个角落,那里有小凳子一张供我的屁股享用。

待众人坐定,便开始了对我的审讯,过去我见过众多的医生围在一张病床边会诊一个病人,不知道也会有众多的审讯员会审一个疑犯。多年以后我终于得知,那晚上对我采取的如临大敌的抓捕, 据说是因为筑路二支队破获了一个名为“列宁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反革命集团”,劳教右派卷入其中的达数十人之多,两个为首者周居正和杨应森均于次年枪毙。其中杨应森和我同队同大组而且同班甚至被指称为同鼻孔出气。这个组织的名称又与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联盟雷同,而我的逃跑又涉嫌“前往南斯拉夫驻华使馆‘政治避难’,进而投靠‘铁托集团’”(引自灌县人民检察院对被告张谋的起诉书),据说该案惊动了北京公安部, 还成立了专案组,他们可能怀疑我是去使馆取得国际支持的首要份子,因此才不辞辛劳地动用了那么多刺刀。实际上杨应森他们的事全发生在我外逃期间,那年代人类还不知道手机为何物,我怎么会知道劳教队发生的事？可惜这一切都只属于我的一面之辞而己。

因事隔四十多年,那夜问话的内容我己回忆不起任何一句,记得的事情只有两件：

其中之一是审讯中途曾经吃过一顿夜餐,不是我吃夜餐,而是我闻着和听见审讯人员在吃夜餐,我闻到了一股股煎鸡蛋的香味,听到了济济人才喝面条的声音。一肚子坏水的我,甚至怀疑这个审讯为什么安排在半夜12点才进行,不排除煎蛋面在中间起着牵线搭桥的作用。要知道,在“自然灾害”年代,为多吃一点东西,用千方百计处心积虑周密策划甚至阴谋诡计等等词汇,绝对不涉嫌夸大其词或者无中生有。

第二件事是我终于被打开了手铐,这件事有必要加以说明。凡这种戴在背后的反铐戴到20天以上,肩关节就会发生些生理变化,打开铐子后手臂绝不能立即转动移向前面,如不顾后果的转动除关节部位那钻心透骨的疼痛难以忍受外,严重的甚至会造成脱臼。

那晚审讯完毕后,最后一道“工序”是受审者在看完审讯笔录确认无误后,逐页签名认可,我手在背后,无法签名,济济人才们正在绞尽脑汁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时,我发现坐在桌子正中的一位戴眼镜的干部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说：“给他打开。”从他说话的口气和他左右的人等对他的毕恭毕敬,我估计他就是这一行人的最高领导人。他发了话,手铐很快被打开,但我的手仍然不能翻到前面去签字,只好让作笔录的小伙子手执一盒印泥站在我的背后,握着我的大拇指逐页盖上我的指纹。想到我连象阿Q那样画一个圆圈的能力都没有时,一阵悲哀袭上心头。

凌晨3时左右,灌县人民检察院杨检察长带着两个武警战士,把我送进了灌县公安局陈家巷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