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窗口跳下去的他

     我所在的通木溪中隊還附屬有一個分隊,被稱為“上通木溪”或者叫“二分隊”,大約在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反正是背誦《毛主席語錄》最最狂熱的年代,我調到了上通木溪分隊,這裡是桂花大隊的邊緣地帶,可以這庖y述：雷馬屏農場的場部設在雷波縣西寧鄉,那裡有專門通向各個中隊的簡易公路,出場部大門往右拐,經過子弟中學就開始爬山,約二華里,便到了農場醫院,再繼續爬山,約三華里,就到桂花溪中隊,再繼續爬山,約二華里,便到了桂花大隊的大隊部,再繼續爬山,約二華里,便到了集訓隊,再繼續爬一段平緩的山,就到了通木溪中隊,再繼續爬陡峭的山,才到達我所在的上通木溪分隊,如果再繼續爬上去,就是人跡罕至的原始森林,當地的彝族老鄉稱它為老林,那裡面古木參天、陰暗潮濕�普f是進去了搞不清東南西北因此走不出來。也曾經有當地的彝族獵人,在一座山崖下發現一具穿勞改服的屍體,他帶領幹部背繭茯袶帆e去“驗明正身”,看到的珙O一具完整的穿勞改服的骷髏骨架,那個年代沒有DNA技術,這個不幸的逃跑犯最終只能當個　名　姓的反面教員。我也曾經於1979年(我己調到山西寨中隊)尾隨背繭茯袶顗總場幹部,在彝族獵戶帶領下進入森林,去掩埋一個從懸崖上摔下而死亡的逃犯,他臉上的肌肉早己被山鳥啄食得精光,連通常形容反革命份子的“猙獰面目”四個字都顯得不{份量,那一趟公差,己成為我一生中比較突出的恐怖經歷之一。

不久,在一位來自四川師範大學�普f是“托派”的同犯鼓動下,年輕力壯的我終於學會了犁田耙田等重體力勞動,他說這種單個人的勞動,雖然累一些但比較安全。因為這個農場的刑事犯(偷摸扒騙奸)和反革命犯編在一起,刑事犯一般出身於貧民階層較多,反革命則可以用上當年那“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公理,臭老九所占比例較大。幹部們擅於運用對敵鬥爭中的分化瓦解政策,反革命犯是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一般刑事犯罪甚至可以說是人民內部問題,他們只要能積極檢舉揭發靠攏政府,立功ㄕD比“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反革命犯所占優勢多得多。刑事犯中有些人品質極為惡劣,故意在反革命耳邊說點落後話,反革命只要回應,他那份“小報告”的腹稿便宣布完成,個別的甚至　中生有、或者嫁禍於人,只要他們檢舉反革命份子說了什厶反動言論則每告必中,而犁田耙田這類單個人的勞動,遠離了那些可能滋生是非的小人,少惹麻煩。

雷馬屏農場一般中隊建制主要分水稻班、旱地班、蔬菜班、茶林班和雜工班,上通木溪分隊沒有茶林,少一個班。因為水稻作業重體力勞動較多,會犁田耙田且體力很好的我,　疑是水稻班的一員。這個班的成員來自農村的種田行家也比較多,文盲和半文盲比比皆是,特別是一個姓戴的,大家都喊他戴土匪,乃致於我今天　論如何都想不起他的名字。所謂土匪也只是在四川解放前夕,參加了當時的“反共救國軍”,生活在五零年初的四川農村青年,可以說百分之七八十都被脅迫加入過。那時我剛從軍政大學畢業,分配到大足縣警衛營二連當文化教員,教戰士們學習“天皇皇,地皇皇,不識字,是文盲,”的掃盲三字經,連隊的主要任務是剿匪,我們開展政治攻勢,宣傳“首惡必辦.脅從不問”政策,號召所有參加了“反共救國軍”的人自首,就我所駐的高升鄉一個鄉,自首者也不下兩百人。為了改造這些土匪,我們專門成立了“自新人員訓練大隊”,指導員對我這個17歲的青年團員印象不錯,宣布我為大隊長。我寫這些是為了說明當年四川農村土匪很多,戴土匪只是九牛一毛而己,事薅揚自己少年得志之意,試想一個小小的連隊指導員,他連任命排長的資格都沒有,怎能任命一個正兒八經的大隊長,所以我的簡歷里也不曾記載這段經歷。

戴土匪是貨真價實的農民出身,犁耙鏟搭、栽秧撻谷　一不精通,在農事技藝上我對他簡直是五體投地。�普f他因誣衊農業社某位領導再結合其歷史污點判刑五年,他是一個一字不識的文盲反革命,記得反右鬥爭剛結束時,一位右派知己悄悄對我感嘆：“我要是一字不識就好了!”這位知己如果能得知戴土匪因為不識字而遇到的麻煩,也許會鄭重地收回他的感嘆。

“文化大革命”中犯人們被告知,毛主席語錄是戰勝反動思想的銳利武器,每個犯人都必須認真學習,用以批判自己的犯罪本質。這一要求對我們這些從小就能背誦些唐詩宋詞的臭老九來說,壓力並不很大,而對戴土匪類似的一字不識者,可真有點不堪重負。他對我說：“張三娃,(我在雷馬屏農場的綽號,勞改犯之間普遍以綽號相稱,似乎這岱颻們兒)。你曉得我是一條蟒,日他媽一條‘文蟒’(與文盲諧音),教我幾條嘛。”我也曾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將《毛主席語錄》中的前三條也是經常背誦的三條教他學會,因為其中一些己編成語錄歌曲,終日唱誦,學起來便不怎厶困難。那年頭的學習會上,幹部們動輒指令犯人背誦一段語錄,如果背錯一字一句,便會以“纂改”“歪曲”等罪名而得咎,挨斗挨打是家常便飯,交待動機目的更讓人毛骨悚然。那一晚的學習會上,幹部突然叫戴土匪背誦“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這一段,因為它與犯人的改造有較大的針對性,且也是我們在列隊開飯前常唱的語錄歌曲之一,我估計戴土匪一定能順利過關。戴土匪果然不孚眾望,臉上還暗藏茈R滿自信的微笑,鏗鏘自如一路順風地背誦下去,直到最後兩個字,我的天,僅僅是最後“泛濫”兩個字,原本是“角ㄞ讓它們自由泛濫”,他珥I成了“角ㄞ讓他們自由翻案”。翻案這個詞彙在勞改隊可以說是最常用的詞彙之一,而泛濫這個詞彙,我敢斷言,年近五十的戴土匪根本不知道他的母語裡還有這岸@組詞彙。

會場立即沸騰起來,一個個都變成捍衛毛主席的勇士,積極份子摩拳擦掌、聲嘶力竭,此時我發現戴土匪的臉頰上流淌荇泄諈淚水,因為還差五個月他就要滿刑了,他是多厶渴望和他的妻兒們團聚,多厶希望能終老在他耕耘了一生的田野上啊。

第二天的戴土匪臉色沉重,一言不發,因為昨晚散會前宣布他“深刻反省,監督勞動”,其實我們哪一個人哪一天不是在深刻反省、監督勞動之中,只不過單純的戴土匪對此特別認真而已。這一天的勞動任務是給水稻田施肥,我們全班人從牛棚里挑出和茪尿牛屎的爛草倒在田坎邊上,戴土匪獨自一人將這些肥料拋灑在水田的四面八方,這活路又髒又臭又累,除了倒霉鬼誰也不願干,戴土匪毫　怨言盡心盡力,只想彌補他亂背語錄的過失。干到中午回到隊上,開飯前照例列隊,各班檢查人數,然後合唱革命歌曲,那天唱的好象不是語錄歌,歌名我也忘了,但記得歌中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兩句,唱完了就開飯,下午照常出工,似乎一切平靜。

像戴土匪這種頭晚上問題沒交代清楚,今晚還得繼續交代的人,學習哨子一響,他就驚驚恐恐地端茪p板凳去到學習室,眾犯在各種型號的自製小板凳上坐定,唱了語錄歌背誦了語錄,主持討論的幹部突然宣布讓戴土匪獨唱一遍中午開飯前唱的那首革命歌曲,他的音樂水平只能打負分數,走腔走調簡直象農村婦女哭喪的調門,眾犯人鑑於會場的嚴肅性不敢哄堂大笑,一個個咬緊牙關臉都憋得通紅。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把歌中“失道寡助”一句唱成了“實在刮毒”(刮毒是四川方言,意為歹毒、狠毒),這一下可炸了鍋,反省期中竟敢纂改革命歌曲,首先發現並向幹部報告了此事的積極份子做出一副誓不兩立的岸l,一邊辱罵一邊}上前去狠狠地抽了他兩耳光,有人高呼：“捆起,捆起!”

捆,在勞改隊俗稱“挨繩子”,也許是我們的國粹之一,反正近年來引進了不少外國電影,我也看過若干外國小說,電影裡小說中也都曾出現過種種皮開肉綻的酷刑場面,但從來沒有見過“捆”。坦率地說,我對這種酷刑深惡痛絕,也許因為我生性頑劣,我挨過的繩子的確不少,雖然很多,但肯定破不了吉尼斯世界紀錄。前文曾寫過手銬的各種型號和銬法,這挨繩子仍然可以像動物分類那岫C出什厶科什厶目的表格：棕繩和麻繩捆起的感受並不一,粗繩子和細繩子捆起的味道更不相同,如果用細繩子捆緊後再澆水將繩子淋濕感受更是具體,(其實何需澆水,受刑者流出的汗早己將繩子浸濕,本人深有體會),捆的時間長短則與疼痛程度成正比,(但有臨界點,如受刑者已昏死倒地,則疼痛度將降為零,施刑者此時用氨水置受刑者鼻下以使甦醒,頓時其疼痛度又可以上升為一百,本人終生難忘之體會),而穿薅p衣服或者薄衣服乃至於打赤膊受刑者感受的麻辣燙又別具風味。在挽繩子的方法上如在胳膊上繞三圈還是兩圈,從頸項背後往上提到什厶高度使受刑者感到最疼、次疼和微疼又另有學問,本人對法律可謂一竅不通,只是在法律對我反覆而長期地實踐中得到一些感受。我見過一個姓何的成都暴牙齒在監舍門邊的一棵樹上被捆了一個通宵,嚎叫了一個通宵；我還見過一個姓蔣的逃跑犯被捆得上身起水泡甚至襯衣脫不下來。總之,這種L力阻止血液循環而給人的椎心刺骨,別說我輩凡夫俗子,就是李逵魯智深也會疼得在地上打滾,張飛岳飛也得撞牆跳岩。現代人也可能目睹過公判大會、最少在電視上看到過被五花大綁的囚犯,那種捆法按勞改隊的說法叫“號起”,與這裡所說的“挨繩子”形式上到也近似,內容則截然不同,最重要的不同是“號起”的疼痛度幾乎等於零,試想一下,如果公判大會的擴音器里,傳出的竟是被捆犯人哭哭啼啼呼媽喊娘的聲音那成何體統?

總而言之,戴土匪被捆起了,根�莆业慕涷炁袛�,他的疼痛度最多只是中等,但他似乎已難以忍受,因而我又進一步判斷,這可能是他的“處女繩”(可能只在公判大會土被輕輕“號起”過),在積極份子的追問下,(不,是在肉刑的追問下)他甚至承認他這庚菗O為了攻擊政府,然後又叫他交代“得道多助,實在刮毒”是什厶意思,戴土匪痛哭流涕地越交代越麻煩,下學習的時間己超過半小時,明天還得出工,幹部總結說他態度極不老實,明晚繼續交代。

回到寢室,紛紛上床,勞改隊的床都是大通鋪,(這種睡法不知是否和“連坐法”沾親帶故),集訓隊的床是單層的,生產中隊的床都是雙層的,我睡在上鋪,戴土匪睡下鋪,直線距離還不足三米,半夜裡睡|中忽聽得有什厶人大叫兩聲,接茪S聽得有什厶重物跌落在窗外,然後是戴土匪在外面又哭又叫又吼又笑地鬧過不停,驚醒的人披上衣服前往圍觀,班組長匆忙去叫來了幹部。

原來戴土匪的床緊靠窗戶,不知為什厶他竟會在睡|中從窗戶里跳將出去,而窗戶外面的屋檐下恰好是一條石砌的排水溝,落地時失去平衡,他的小腿骨折斷,斷了的骨頭甚至刺破了皮肉露在外面,十分可怕,而此時的戴土匪竟用他那難聽　比的歌喉高唱語錄歌：“下定角,不怕犧牲……

幹部用電筒查看了現場,看了戴土匪的傷口,聽了他的歌曲,冷冷地說：“他在裝瘋。”接茪S補充一句：“這種反改造,見得多。”然後用電筒照荍琠M另一同犯的臉：“你們兩個把他送到醫院去。”

如果人腿不算交通工具的話,我們隊上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一部架架車,它是用來拉牛草和到場部領被服和農具用的,我們從雜工班拉來後,又將戴土匪和他簡陋的衣被弄到車上便踏上了那條簡易公路。反正一路下坡並不費力,在路上我問戴土匪為啥要從窗子內跳出去,他不理不睬,完全改變了平常對我這個他所謂的“字墨深”者的和善態度,反而他一路上忽而狂笑,忽而大哭,忽而背誦《毛主席語錄》,忽而高唱革命歌曲,我注意到他背的語錄仍然是“角ㄞ讓他們自由翻案”,而唱的革命歌曲依舊是“得道多助,實在刮毒”其調門更讓人慘不忍“聽”,我心想,他是不是真的瘋了?

我懷蕎I重的心情回到中隊,不禁暗自想道,看來戴土匪的命運是凶多吉少了。

不到一個月,有消息傳來說,戴土匪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