倏忽之間，中國知青上山下鄉40周年，痛與時去，一代人即成歷史過客。

我們執手相望，半生已矣，曾經多少鬢絲經歷。我們親歷文革浩劫，見證中華民族精神、文化、道德、倫理、常識曾經的種族滅絕，曠古不有。我們親驗變農民的流民歷史為市民的流民歷史，被冠以最動人的名義，實為掠奪整整一代人學業，空前絕後。我們親入中國社會最底層神話般貧窮和蒙昧深處，融入真相，根植於精神血肉，每念及此，難禁唏噓。我們以童貞般信念，踐行主義，竟是投身這顆行星上最獨特、最痛楚、最動盪、最蒼涼的命運，每一希望伏滿絕望，每一誠實意味毀滅，每一命運不能選擇，每一愛情蘊有悲劇；直至個性集體消失、尊嚴集體淪喪、人格集體傾覆，罕有靈魂逃生，史無前例。我們的行跡，有別於宇宙間一切生息乃至一切童話、寓言、野史、銘文記載，大體是不會錯的。日與月與，滄桑變歷，我們會有直面血淚體驗而又具精神深度和斑斕個性的記述文字嗎？我們可以超越流行、通俗、統一的記憶——進而找回記憶的天性、天賦和天良嗎？我們能否還原每一記憶的自由、骨血、質樸、靈性、不可替代性乃至高貴的精神人格嗎？

我們是中國的傷口，早已不會流血，卻太是深闊。

我們是中國的過程，至今諱莫如深，卻太是歷史。

太是歷史的歷史，多是由於人為製造，堅硬地強化着人類一種文明、一種精神的極端特徵——最豐富、渾融、深邃、凝重、浩瀚而又最猥瑣、暴戾、粗鄙、險惡、荒酷的黑暗，萬劫不復，難窮其極，並且堂而皇之地聖化，構成人類歷史不宜忽視的重要部分。我們不但是這段絕無僅有歷史的見證，也是這一歷史的後果。予以記述，以人類性的悲劇氣度予以深刻還原，我們責無旁貸；但是，如同洪荒年代的茫茫荒穹，僅是偶有執著而灼亮的夜光掠過——《中國知青史——初瀾》（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大潮》（劉小萌）、《中國知青文學史》（楊健）、《中國知青口述史》（劉小萌）、《血色黃昏》（老鬼）、《無人部落》（楊志軍）、《中國知青夢》（鄧賢）、《抒情年代》（潘婧）、《沉雪》（李晶 李盈）、《羊油燈》（逍遙）、《落荒》（野蓮）、《逃亡》（王澤恂）、《無聲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憶錄》（鄧鵬主編）……爍爍於疏峰之上，證明着我們民族、我們一代記憶尚存的尊嚴和底色，然而，相對於三千萬知青最歷史的命運，相對於無數大山、大漠、大澤、大野、大荒承載的豐富複雜而又蒼涼萬端的精神世界，依然太過稀少、單薄、蒼白。

我們的作為便是我們餘生的履歷，尤是我們自己。

天地存肝膽，十四位內蒙兵團知青作者，便是沒有辜負自己的經歷，從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青島乃至美國、英國、瑞士出發，重返青春遺址，重踏靈魂傷口，重拾最生命的記憶，終以集體合力，著書《天蒼蒼野茫茫》（任國慶主編），置身字裡行間，感覺章章頁頁來自血脈里的日夜流響，來自超越機構的民間記憶屬性，來自高貴的善良和精神擔當，或陳說委婉，或大述蒼涼，或行文淒清，或微言深義，無不縱筆自由書之而情透紙背，其中，對知青生命真實處境的追問、愴懷與反思，字字殷紅，可鐫可鏤：

69個鮮活的生命和一場燒在草原上的火比起來，孰輕孰重？如果珍惜生命，完全可以在不傷及生命的情況下撲滅大火。（雷霆）

一位烈士的老母親邊哭邊說：“孩子啊，一個破草你救它幹什麼啊？那春草燒過之後，到夏天會長得更旺盛啊！”（劉亞平）

一個很離奇的“九連反黨集團”被揪了出來，有司令，有政委，有參謀長，還有組織部長，後勤部長……單獨關押，單獨提審，先後有30餘名戰士受到迫害，最後導致兩人精神分裂，一人自殺。（隱泉）

領導向慧逼供，要她承認自己故意拔掉池裡的塞子，再用身體去堵而沒有堵住，目的是想當英雄。慧拒絕承認，現役幹部就輪番對她進行審訊……慧是迎着火車頭直接衝上去的，死得慘不忍睹，頭被碾得粉碎，鐵軌上有大片的腦漿和血漿，膽大的男生在鐵道上尋找她的遺物，小心地撿起身體的碎片……機修班的男生把慧抬了回去，用紗布和棉帽子為她做了一個腦袋，讓她的身體看起來是完整的……那一年，她17歲……在大會上，慧被定性為破壞抓革命促生產的五一六分子，說她是為了想當英雄,故意放掉紙漿,再用身體去堵，敗露後畏罪自殺。（隱泉）

其時，如此情境，可謂縮萬里於咫尺，合經年於一書，生命價值便是這樣不如草芥，成為橫亙在整個古大陸最具代表性特徵。老鬼夫婦以情以義以淚，採訪69位知青死難者家屬時，我曾有過幾天陪同，深知最徹骨的愴痛怎樣殘酷地折磨活着的親人們，真正哀莫心死淚，一生不得干！本書記有老鬼此間文字：“你們是死去的我們，我們是活着的你們”，讀之，百感橫集，百味莫辨。作者木一寫道：不完全記載——

1970年6月26日，六十二團五連戰士武紹茹、張淑芬在排洪中犧牲；

1971年4月15日，五十七團三連戰士柏永華、單美英為搶救良種犧牲；

1972年9月4日，三團三連戰士沈婉芳在工程排險中犧牲；

1972年9月4日，四十三團四連69名戰士，用身體撲救草場大火犧牲……

“當生命價值被否定之後，便可以這樣光榮的犧牲。” （木一）當年，北大荒知青金訓華搶救兩根落水木頭，內蒙古知青張勇搶救落水羊只，獻出生命，皆被冠以至榮，轟轟烈烈樹為典型，鋪天蓋地宣傳，且有名詩《理想之歌》寫道：“跟上來啊！——英雄在召喚；我們來了——回答聲響徹嶺南、塞北、海南、邊疆。千萬個金訓華、張勇在戰鬥，千萬個金訓華、張勇在成長！”此類宣傳，大約永遠會忽略——尊貴於一切者，乃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不僅尊貴於落水木頭、羊只，也高於宇宙間一切功利和真理！奧古斯丁曾有一句名言：“生命的尊貴與價值，至高無上。” 應該說，此是一切常識一切終極價值的歸宿。那些以製造謊言和恐懼而集政治權威、道德權威、文化權威於一身者，正是以絕對真理名義，顛覆人類常識和普世價值，以迷信代替信仰，以統一代替個性，以仇恨代替博愛，以人治代替法制，以演義代替歷史，以潑痞習性代替公民人格，以江湖造反代替社會改良，以“出了一個大救星”代替“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以最是絢麗的無恥代替人類倫理底線，以荒誕而又苛密的階級鬥爭史代替社會文明史，直至言出禍隨，虐殺四伏；直至一句玩笑便會判刑，一個眼神即遭逮捕，一篇文章招致生命處決；直至生者淪為最卑賤的生物，死者喪盡最卑微的尊嚴。

在絕對真理旗幟下，那個時代，中國曾以多少無辜生命為代價，至今難以估量，幾時橫強成王道，多是蒼生痛哭深。人類歷史證明，絕對真理從來與專制文化、專制思維、專制制度血肉渾融；實現絕對真理，必以生命為路基，謊言為旗幟，恐懼為工具，蒙昧、迷信、強暴為過程，絕對權力和齷齪的私利為目的。絕對真理意着絕對的黑暗，經營絕對真理，意味着經營絕對黑暗。在絕對真理旗幟下，蘇聯2000萬人死亡——人們集體等待槍殺已是一種生活方式，“真正恐怖的不是射出子彈，而是經久的瞄準”；東歐100萬人死亡——更有竊聽、告密、造謠、跟蹤、監禁、謀殺、奴役、放逐；柬埔寨200萬人死亡——約占整個民族人口三分之一……《天蒼蒼野茫茫》記述的生命死亡，相對於那個時代的內蒙古草原雖然萬不有一，卻是跨越四大洲危及三分之一人類生命巨難的一個有機部分，其中，“現役軍人斗知青，知青斗知青，女知青斗男知青，現役軍人之間相互斗……甚至發動女知青教訓、毆打‘思想落後’的男知青，叫做‘姑奶奶運動’”（馮桐），乃是一景。據《中國知青事典》記載：僅內蒙兵團3師26團8連，便有四分之一知青慘遭迫害，“知青患病，不管何病，發燒不到38度，不准休息；女知青來例假也得下水挖渠。按照領導說法，‘只要能爬起來，就得去幹活！’‘活着干，死了算！’一位女知青生病了，連長勒令完成全天任務，不完成不准收工。該女知青一直干到深夜，累得走不動了，就跪着脫坯，邊干邊哭，當晚寫下絕命書，經戰友們再三勸解才未走上絕路，而連隊領導根本不聞不問。一位知青發燒40度，軍醫不管，去找連長，連長說，‘40度有什麼了不起，還沒開哪，開水才100度！’……根據36個團不完全統計，有28個團發生捆綁吊打、關押、體罰知青事件，有的單位私制刑具，亂用刑法……其中，2師13團造紙廠製造反革命小集團‘挺進隊’案件，對知青逼供、誘供、指供、關押、毆打、虐待、侮辱，先後牽連40餘人，有的關押一年之久，有的造成病殘。”與此同時，“黑龍江兵團工傷事故死亡553人，其中，有三名上海知青到兵團三天，未經任何安全、技術常識介紹，竟派去排除啞炮，全部炸死。1970年4月，39團打荒火燒死21名知青……廣州兵團事故死亡知青210人……新疆兵團1969年以來僅自殺就高達134起……江蘇兵團規定：大小便超過20分鐘，扣半天工資……雲南全兵團發生捆綁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1894人……僅4師18團的30個單位，就有23個單位捆綁吊打過知青，達99人，許多知青被多次吊打。捆綁吊打手段29種之多，例如：背扁擔、跪劈柴加踩槓子、捆上後用鋼筋絞、吊在空中往牆上撞、夏天烤太陽、冬天澆冷水。有的知青制止吊打也遭吊打。團里有些領導，親自赤膊上陣，拳打腳踢。該團基建連一位知青，被捆12天，吊打17次，受七八種刑法，遍體鱗傷，不省人事，造成長期腰痛，大小便失常，一度被逼得要自殺。6連一位知青被疑偷了軍裝，幹部集合全連對他進行吊打，逼供。該知青向幹部喊道：‘叔叔救救我，救救我！’不但不理，反而打得更加厲害。有的幹部隨身帶着繩子，對誰稍不如意就說：‘我代表黨支部把你捆起來！’”（劉小萌、定宜莊、史衛民、何嵐著）

我知道，這些不忍卒讀的記述，僅是中國知青全部經歷之一葉，卻可知秋。失去對生命的尊重、信任與愛意，便會如此漠視生命，賤化生命、草菅生命，直至生命失去最卑微的尊嚴，並且成為一種常態，一種秩序，一種積水成淵的文化特徵。我從隱泉記述中讀到，知青工傷死後，撫恤金僅有180元！這般輕賤，觸目驚心，當年卻是習以為常。大約，罕有哪個以人為人的民族，生命價值如是。法國著名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起草者西耶斯談及紅色恐怖時，說的惟是這樣一句話：“我活過來了！”然而，活得更為艱巨者，乃是紅色恐怖中全體中國公民生命。其時，蘇聯濫殺濫虐，乃是國家直接作為，而中國虐殺，則是以國家力量製造種種駭人聽聞運動，唆使全民參與，於是，或虐或殺，浩浩瀚瀚，幾乎人人或腥或濕，非惡即丑，罕有淨者。1949年後，僅毛澤東簽字批示的各類整人運動便達52次，倘若加上引發各個地區運動，則有數百次以上，直至文革浩劫，禍及全民。我曾在《中國左禍》（1993年，朝華出版社出版，是年查禁）序言中悲憤寫道：“從布衣寒士到民族精英……倖免於難者，寥若晨星。古有酷刑：墨、劓、剕、宮、大辟、笞杖、徒、流、臏、斬、絞、腰斬、梟首、棄市、車裂、磔、焚、凌遲；更有法外酷刑：炮烙、活烹、抽筋、拉殺、杖斃、剝皮、氣憋……然而，其花樣翻新和身心摧殘，不及文革更甚。左禍勢如崩浪，奔若山騰，直至肆虐成千古神話；直至生者失去靈魂，死者沒有最卑微的尊嚴；直至七情肢解，六欲監禁，一切人性被抽象，靈與肉一貧如洗；直至每天是一個新的受難日，自我毀滅與生存一樣艱難，人成為人最懼怕的生物；直至人心寂滅，尋覓無望，深重夜色中不見一縷星光；直至許諾即是背叛，告密意味忠誠；直至鮮血淹沒了紅色，淚水填凸了海；直至古大陸荒蕪、癲狂、危機成東方傳說。”生命對生命的廝殺、冤殺、謀殺、掩殺，竟然蔚為一個擁有大美文化和絕代風流民族的浩浩景觀。唯是同痛者，珍與論自新。作者的反思鋒芒，同時深刻地直指知青自己：“為一個饅頭，為幾元津貼自殺的事件屢見不鮮。”“一群根本就不懂得生命意義的孩子，就是這樣，撐過和沒有撐過那段艱苦的歲月！在那個年代，生命被蔑視到沒有誰真的懂得珍惜。”（木一）“為了病退回城，知青們不惜長期服藥造成有病，想出的辦法真是花樣翻新，層出不窮，結果落下終身的慢性疾病。”（劉亞平）“據不完全統計：兵團前五年，自殺的不下百人，三十五團X連戰士蘇xx，與同班戰士爭吵後自殺；十九團四連戰士馬xx，因被懷疑偷了五元錢自殺；十九團五連戰士王xx，因沒有門路返城自殺……”（木一）女知青佟衛紅蒙受不白之冤，遭到知青戰友批鬥，悲憤訴辯無果，以死討還清白，吞藥自殺。禾菱寫道：“才十八歲的姑娘啊！是誰讓她走上了不歸路？是排長班長？是那些積極分子？還是她自己？還是那個革命得讓人窒息的年代？我一直在想，那些當年曾經狂熱的左派們，那些曾經參與批鬥，言辭激烈、上綱上線的人們，在已經過去的三十多年裡，有沒有湧上哪怕是一點點的內疚？有沒有閃現哪怕是一點點的懺悔？”任國慶則以鋒利的誠實，直趨知青精神幻滅後的不堪境地：“打群架，偷懶耍滑，出工不出力，蠻不講理，欺壓新兵……用來消遣的遊戲有‘對茬子’，就是用最骯髒的流氓黑話、隱語，互相辱罵……許多男宿舍都有賭局……戀愛，做愛，卻不結婚……偷雞成了堂而皇之的行為。每天天色傍黑，一輛輛驢車紛紛出動了。那已經不是偷，而是明火執仗地打家劫舍。”至此， 魂魄盡劫，形骸放浪，知青上山下鄉已臻極境，談不上是悲劇，只是太難收場的慘酷鬧劇。

至此，人們從浩浩蕩蕩投身文革到轟轟烈烈上山下鄉，以童貞般信念，追求的英雄主義無英雄、青春意義無意義、為真理而鬥爭無真理，僅剩空洞的肉軀返城和渾沌的肉慾滿足。至此，一代人的精神人格，由無奈而自覺，由必然而自然，由量到質地完成了換骨換血，罕有背對命運的慷慨悲咤，罕有靈肉的自救義舉，更罕見因為文明的傾覆而以砥以礪。作者袒呈知青群體自身的精神潰滅，需要皈依精神生還後的懷遠境界，需要穿越堅硬的黑暗和刀鋒般的痛楚，需要撕開深遠的傷口。全書最是驚心動魄的文字，莫過任國慶愧述毆打知青劉勝利經歷，“打得越狠，立場就越堅定。打得越狠，就越要求進步。打得越狠，表現就越好。打得越狠，我身上的獸性，虐待欲望越可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泄。”儘管任國慶打得精疲力竭，卻為知青積極分子們所不屑，圍毆暴打得棍子、鍬把、擀麵杖全部折斷，兇殘已極，劉勝利慘叫，討饒，縮成一團。不久，“兩個教育運動”全面鋪開，一到晚間，連隊便有男女知青慘遭凶毆的淒號。任國慶的懺悔文字，同樣震撼人心，並且祈望能有贖罪辦法。該篇文章曾在網上發表，讀者如雲。一位知青網友寫道：“我為當年年幼的我們大哭，為我們的愚昧殘忍大哭，為劉勝利大哭，為所有當年被無辜戕害的生命大哭！這眼淚是洗禮，是記憶！這哭又是暢快淋漓！”一位署名阿爾巴尼亞的網友閱後表示：“真的不能原諒你，對你的回憶說不清是什麼感受，有一點你終於說了實話，憑這高看你一眼，還是不能原諒你，但就此不再恨你。”讀之，百感交集，該位網友不有至深痛徹，焉出此言。

然而，我知道，將自己曾經的醜惡公開，訴諸文字，袒呈在人們稠密的目光中，該需要怎樣的義無反顧和真懷大勇。我知道，我們一代人不僅是文革浩劫至深受害者，也是最主要、最主動、最瘋狂的參與者，從渴望“踏着國際歌的鼓點，殺向一切反毛澤東思想的混蛋，白宮、紅場搗賊穴”，到“上山下鄉幹革命，紅衛兵鬥志還是那樣旺”，只講敵我，不論是非，搗毀寺廟，焚燒文物，批鬥同胞，刑訊逼供，抄家劫舍，直至喪失常識、常情、常理和常倫，成為顛倒文明進程、善惡價值、道義基準的馬前卒；直至善於迷信、兇殘、醜陋、卑怯、無恥到一切文字不曾有過記載的境地；直至不再是精神、文化、道德意義上的中國人種，更非世界公民，罕有例外者。我知道，我們一代人與其說是被拖進了靈魂屠場，莫如說是人人爭先恐後擠進靈魂屠場；與其說是人人恐懼精神閹割，莫如說是人人“鬥私批修”後自覺地自我閹割，並且努力地去閹割別人。我知道，如果紅衛兵運動沒有被實用性、功利性、技術性地轉變為知青運動，產生一批又一批希特勒、波爾布特分子，將是歷史的必然。我知道，我們一代人至今諱莫如深，集體失憶（其實，整個民族都在蓄意遺忘、善於遺忘、盲目遺忘、被迫遺忘）；至今怯於直面真實歷史、真實自我、真實的靈魂處境；至今罕見相應的靈魂酷審與真正意義上的精神復活。我知道，任國慶的這種袒呈和懺悔，是心壁上淅淅瀝瀝不竭的殷紅，是將燭火探入自身黑暗的執著，是心凜凜而從義的自我審判，是雪恥以圖自新的精神艱卓，是拒絕人種腐爛與無恥下去的自我哀愴，是光復個體乃至民族精神人格的積微累進和一己真淳，有着“雖千萬人我往矣”的擔當和氣度。作為北大荒知青，我以最是虔敬之心，深深感謝我的內蒙知青兄弟。

《天蒼蒼野茫茫》中的懺悔文字，俯拾即是，最為珍貴，從自省愚忠盲從，到反思草場大面積成為耕地的生態破壞，無不感受到勇於罪己中令人尊敬的痛苦。馮桐、江音寫道：“那時候，蒙古牧民跪在放火燒荒的連長腳下請求：‘草是牧民的命根子，不能燒哇！燒掉了草，布拉灘就會變成鹽鹼灘！’……40年後的今天，我們應該懷着特別沉重的心情來紀念那些為草原跪地請命的蒙古族人民，他們才是最懂得、最熱愛這片土地的人們！面對這些茫茫的鹽鹼和沙漠，我們應該跪地懺悔！”這種至真的自省、自期中，我讀出的是高貴人格的崛起，是將自己抵押給永訣恥辱的未來。

懺悔之於我們個體，是生命精神的真醒。

懺悔之於我們民族，是置之死地而後生。

懺悔，僅僅屬於良知未泯者。懺悔，是拒絕每一次生還走向更深刻的死亡。懺悔，一如雷電，痛徹地躍入自己的全部黑暗。懺悔，無論私秘抑或公開，都是對天地有正氣的信賴，都會使生命擁有真實的靈魂，使靈魂擁有高貴的命運。雖說懺悔一語始於佛教，但是衍化至今，已在諸多宗教及至東、西方文化中具有日漸趨同的涵義。懺悔，無論出自宗教有神信仰的超驗語境，抑或來自泛神、無神的良知語境，或多或少、亦質亦量地有了自省、自疚、自責、自愛、自贖的精神品性。懺悔，既是神性、神律關係，又是人性、自律關係，已經屬於超越智慧的靈魂自覺，屬於不隨軀體消失而消失的高貴自珍，更屬於人類精神不朽進化中最具救贖、新生、責任、良知、尊嚴意義的深遠自期。其實，懺悔之精義，中國“內聖”文化精粹中古已有之，無論形上形下，不僅息息相通，且別具博蘊，從“一日三省吾身”，“觀過斯知仁矣”，“釋然悟，翻然悔”，“改過以自贖”，“見利思辱，見惡思垢，嗜欲思恥”，“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到“惡莫大於無恥”……無不一道一也。雖然東、西方語系、語意各異，懺悔對象有別，但蘊於其中的精神生命、精神升華日漸相向、相融。無疑，懺悔意識一旦成為個體與集體的常識甚至常識力量，一再陷於精神絕境的中華民族之精神重建，必將迎來最空前、最歷史、最不可抗拒的機會。懺悔，將使我們的歷史從此成為世界具有尊嚴的歷史一部分。懺悔，將予以東方古大陸精神、文化、道義、倫理、常識復興史詩般的歸宿和夢想。該書的反思，出經入緯，識見橫出，由德國納粹有組織的焚書和文化、精神崩潰，到中國文革相似歷史的比較；從“德國人不掩飾曾經的罪行，正視歷史、反省歷史、勇於承擔責任的精神”，到痛深追問“20世紀後半世紀，我們是同代人，同樣是建設國家，同樣是熱血青春和愛國情懷，但我們的道路，我們所收穫的成果為什麼如此大相徑庭，天遙地遠？”（江音）——天遙地遠的，還有制度差異、價值體系、記憶結構，尤其德國的靈魂——知識分子階層整體尚存，然而，中國靈魂——精神重建、文化復興、政制改革、記憶恪守、公平正義的擔當者——知識分子階層歷盡太多運動、太多浩劫，直至陷落於市場經濟大潮，蕩然幾盡。不能不自我面對、自我實言：我們已是一個沒有真正知識分子階層的民族，危如累卵。尤其危機者，乃是其價值體系崩毀。一經喪失終極意義與核心價值追求，知識分子與販夫走卒、政客潑痞何異？四顧荒茫，以高貴人格、自由精神為本原、本真、本質的知識分子，尚存幾許？次而言之，瓦全者有幾？——無數善於跪伏的依然怯於站起，無數終於生還的勤於更加深刻地死去，直至極功極利、極取極欲，直至引領社會全人格喪失，直至尊嚴喪盡後依然優雅得神秘而又深刻，無痛無覺，領軍整個民族以雷萬鈞般的步伐深入史詩般的無恥。其時，以娛樂為文化、以信息為知識、以假話為智慧、以逐利為業績、以無恥為炫耀先行的腐敗，已經縱深發展為腐敗單位化、黑幫化、世襲化、市場化、體制化，蔚為社會生活方式和國家特色景觀，竟至形成的腐敗集團壟斷幾乎一切社會資源，卻罕有知識分子監督與昌言的義勇。權貴集團甚至包養一批主流經濟學家和法學精英，大展拳腳，為其鯨吞國有企業乃至全民財產創造強盜理論。據世界銀行報告，中國0.4%的人口,占有70%的財富。一份中國權威部門聯合調查報告顯示，內地億萬富翁3220人，高乾子女2932人，占91%。據《當代中國社會流動》所載，這些高乾子弟擁有資產20450餘億元，掌控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經濟領域，形成事實上的官僚權貴階級。千真萬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然而，罕有知識分子義正言辭聲音，尤其不見其集體監督力量，任其恣為。中國文化賦與一代又一代布衣知識精英的浩然正氣、捨我其誰的大丈夫精神人格，似已遠去。其實，制度差異，乃與精神、文化、道義、倫理、常識及其記憶世界存亡——尤其與知識階層存亡，互為因果。不觀高崖，何以明顛墜之患。德國知識階層引領整個民族懺悔期間，尤是以確立新的制度為先，尤是以尊崇、保障人權、普世價值的制度建設為要，當為鏡鑒。

尤其值得回思再三者，便是該書馮桐記述弟弟馮棠的研究思考：“……我們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一起，用我們經歷的苦難，把中國自辛亥以來的革命潮流擋住了，給中國社會和社會意識回到理性提供了一個百年未有之機會。……有兩個要注意的地方，一是，理性。二是，機會。理性是指理性政治思維，是要回到中國所處的現實環境來，摒棄意識形態框框，來思考實踐，尋找國家“長治久安”的道路。中國傳統社會意識崇尚威權，理性成分不多。與其說“回到理性”，不如說“開創理性”，有許多啟蒙工作要做。其艱難程度要充分估計到，所以說，是僅僅“提供了一個百年未有之機會”，提供了一個可能性，不是必然性。”——觀遠者，察其神而不望其形，馮棠之察，神形俱是。百年以降，尤其“五四”新文化運動，可歌可泣地反對專制制度和昌明科學民主，卻可悲可嘆地迎來洪秀全式暴虐方式加俄國暴力邏輯，可謂前門送賊，後門揖鬼。此後，批判一切、絕對毀棄、偏執激烈、惡鬥習性，日甚一日，各路紅色江湖幫派，恰逢其時，各執主義大旗，趁勢造勢，顛覆世界得萬劫不復，直至文革浩劫的物極而反。或許，這個物極而返，便是兩代人以曠世苦難終結的非理性渾洪大勢。探入其勢，還原歷史，承認真相，自檢自究集體無意識中的文化基因、非理性人格走向，是自信，是氣度，是寬廣的文化視野，是變曾經的不幸為高貴命運的珍貴資源，是坦然接受歷史的全部難度與強度，是創造明天人類歷史上最輝煌、最深遠的民族復興乃至和解史詩般的準備。從一句真話做起，從一次自省做起，從一方操守做起，從擔當記憶的尊嚴做起，從自我啟蒙做起，從精神絕境最無奈的突圍做起，因為大愛未死，大美仍在，因為十四位內蒙知青作者代表的一種精神人格尚未死透，不息而生生，《天蒼蒼野茫茫》是證——誠如重慶知青王康先生所言：我們只要站起來，就有昂首天外的超絕之態；我們只要走出去，就有空谷足音。“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萬物皆備於我”。

天道長遠，行懷渺渺，是為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