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的同学

        我和朱老弟不在一个小组(班),甚至不在一个大组(排),我们只是在下班后或工休天才有机会聚在一起。工休天照例有义务劳动,即每个劳教份子到一个指定的煤窑里去挑80斤生活用煤回来,换取那顿午饭。每逢这个聚在一起的机会,我必定与朱老弟同行,这来回近30里路程是我和朱老弟谈笑风生的旅途。我那时刚参加体力劳动不久, 羊肠小道上的80斤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数字,而朱老弟从小练就了一身体力劳动的基本功,一百斤的重担对他来说也只是小菜一碟,他每次都多挑一些,只是快到队上时才背着众多耳目(以防“小圈子” 、“小集团”之类的涉嫌),从他的担子里匀出一些给我,使我能顺利地领到我那一份饭。

        管教干部动辄训斥说我们“好逸恶劳”,我认为这对朱老弟特别不公平,因为不论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是朱老弟的拿手好戏,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似乎只有通过体力劳动才能改造成为新人,对此我也有保留意见。因为据我所知,伟大的马克思并未参加过体力劳动,而且也并非出身工农家庭,他又是怎样改造好了的呢?如果他没有改造好,也就不可能创建一种我们都信奉的学说,并努力用这个学说去改造整个世界,甚至改造全体人类。当然,这些观点都只能和朱老弟私下交换,因为我们知道劳教队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有一次,我们在运煤返回的途中,碰到一个放下担子在路旁休息的中年劳教份子,他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反复用一条脏手绢在脸上抹汗,他戴着的一副断了一支“腿”的眼镜,断“腿”则用一根黑线挽上挂在一只耳朵上,似乎有点新意,我也就多看了一眼,随即挑着我的煤担继续前行。才数十米,又看见一个我认识的劳教份子在路旁休息,他叫罗相毅,贵州赤水人,是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到劳教队以后,他给他的老师,大名鼎鼎的吴宓教授写了一封信,而吴教授竟毫不顾及“敌我界限”四个字的杀伤力,亲笔给他写了回信,我对吴宓教授暗自五体投地之余,将罗相毅三字一并刻入脑际。他向我打招呼,待我和朱老弟回应了他的招呼,搁下了担子,他便过来对我们说：“你们刚才看到那个戴眼镜的“同学”(劳教份子之间的法定称呼)没有?”我说：“看见了。”罗相毅说：“他就是董时光!!!”

        1957年四川省被揪出的数万名右派份子中,我相信没有一个具有董时光那种坦荡,那份勇气,也没有能像他那样占据过《四川日报》那样多的版面。除了一位写了几首诗被毛主席点了一下因而被大大提高了知名度的年轻诗人以外,真正具有最高知名度应该是董时光首屈一指。这位在美国取得学位怀着一份爱国赤诚,谢绝了美国丰厚的物质享受,毅然于五十年代初返回大陆,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的爱国主义者,在鸣放中报纸上以整版篇幅,刊戴着他的大胆陈言,虽然话语中难免有偏激之词(例如他说,“你共产党有四百万军队,我董时光有正义感”就是一例),但总体来说他毕竟不是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为目的的。当我和朱老弟单独挑担前进的途中,朱老弟悄声对我说：“共产党用这种方式对待一个知名学者,我认为是一种失策”。

(附言：一年多以后降临了“自然灾害”,董时光终于“病”死在一个名叫宁南铅锌矿的劳教队医院。又据说1979年左右,有一位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董时光的亲属,因公务来到中国,他坚持要求我国协助他找找董时光的坟墓,以便前往祭奠一番,我的天!那蛮荒的群山之中,那滚滚的金沙江之畔,鬼知道哪一堆乱石中的哪一个小土堆,覆盖着董时光的铮铮铁骨)。

                                                          我 被 怀疑

 凡在没有公路的荒山野岭中修铁路,必须在动工之前先修一条简易公路,专业词汇叫铁路便道,因为铁路动工以后,必有大量水泥钢材木料炸药等后勤物资陆续运到,如果没有汽车运输,这些堆积如山的笨重玩意怎能送到建设者的手中?

  有好事者为修铁路的基本工种概括成两句顺口溜说：“担抬推打拗,外搭一放炮”。这成千上万名昔日白面书生、今日劳教份子,谁拥有这些基本功?幸好同为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管辖的筑路一支队,全是由昔日劳改犯,今日刑满就业人员组成,都是同一系统中人,从那里叫几个技术熟练的“家伙”过来指导指导也不费吹灰之力。反正名谚早己说过：“除了读书之外,世间没有百日之功。”民谚的意思是学问深不可测,而其他各种劳动技能,没有在一百天之内学不会的,果然一百天之内我们这批“份子”都学会了“担抬推打拗,外搭一放炮”,几个月便修通了这条沿着横江岸边的铁路便道。

  便道的对面,也就是横江的另一侧,便是我们的铁路工地,它的名字叫黄桷槽1号隧道,黄桷糟不是一个场镇,实际上只是一个住着十多户人家的居民点,那里还有一座2号隧道,是由也是劳教队番号为19队开挖的,他们是有选举权的“公民队”(此词涉嫌生造),两个队都住在自己修建的工棚里,相距数十米,众劳教份子各怀鬼胎,便少有来往。

  这时是1959年下半年,在我的记忆里,这一年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几年,是我国报纸用套红大字作醒目标题最多的几年,1959年的大跃进,天天红色喜报频传，象征高产的红色卫星在报纸上频频亮相, 农作物亩产从几万斤到十几万斤，牛皮越吹越离谱。各省、自治区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告的大丰收喜讯,也就是一个比一个更大的牛皮天天以红字标题在报上较劲。几年以后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一条条红色的最新指示,这省那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红喜讯也就像当年的“卫星”一样,在红色大幅标题下震惊世界。

遗憾的是,这些用大红标题宣扬的新闻，正掩盖着我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饿死三、四千万同胞的大饥荒，还有自称史无前例、而被后人指控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这个反常现象怎不令人闭目深思。

  我和朱老弟都是隧道里的炮工,我和他仍然不在一个大组,加上隧道班实行早中晚三班倒的收、出工方式,我们之间的交往大大减少,但只要见面,便会一见如故,无所不谈。他是农民出身,我干过三年农村工作,我们都知道一亩地如果堆积十万斤以上的稻谷,其厚度决不会低于一米,也知道除非稻杆用钢筋制成, 既便将稻杆变成灌木也很难承受那人工堆砌的谷粒的重量,对此我们有共同的看法,更使我们惴惴不安的是,这些连常识都拒绝接受的谎言，却一再重复,竟然能在实事求是的大旗下堂而皇之,这也许就是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成果”之一,令我俩感到无限悲哀。

至于土高炉炼出了多少多少吨优质钢的红色大标题,因为我和他都不懂工业,所以一言未发,近年来才知道,那是用老百姓的菜刀火钳炼出来的一堆废铁,这是后话。

  我劳动表现一贯很好,二锤打得特别棒,隧道里我一直扮演“主攻手”的角色,干部们对我似乎还不错,我的劳教地位已接近“后补班长”。但是我也存在着一个十分致命的弱点，即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用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向政府干部检举揭发其他劳教份子的反改造言行，这就是说, 除劳动以外，可以证明自己靠拢政府的行动我还不曾作出, 估什干部们对我还处在摸不清底细的状态,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黄桷糟隧道全长六百米左右, 像这种中等长度的隧道常常是从一座山的两头也就是一条隧道的南北两个洞口同时开挖,我一直在北口劳动,这时南口的洞口发生塌方,即在进入隧道十多米处的顶部,因岩层结构不紧密常常有石块坍塌下坠, 从隧道内抬头向上看，顶部已形成了一个空洞,存在一定险情。因为隧道在未用混凝土灌顶以前,都是用木柱加横梁,并且在与岩层接触的缝隙中以“劈柴”（劈开了的短木柴，隧道里的专用词）填充,构成临时拱架(隧道里的专业用语叫厢架),以免顶上那些新近爆破而成的顶篷（隧道里的专用词）上突然落下的石块砸伤这些打洞人的脑袋 。由于有一小股地下水在上面渗透，我们这座隧道顶篷上的空洞还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已经不是用少许劈柴能填满的了，恰好这塌方的位置，只是在进洞十米左右的地方，这里的岩层结构并不像隧道深处那样紧密，从顶篷上坠下些零散石块的情况时有发生，它直接威胁着有关人员的安全。

   这南口的隧道口塌方和我这个在北口的劳教份子有什么关系?偏偏把我这个抡二锤冠军,主攻手调到了南口,而安排给我的工种简直令我发愣,就是专职监视这些下坠物,如发现有巨石时,则立即叫来木工,锯一根长度合适的木料一头抵着巨石另一头抵在拱架上,以免那危石突然落下用加速度将拱架砸垮.甚至发生封住洞口的严重后果。还专门配给我手电筒一只,随时照射头顶上那些可能掉在头上的大小石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差事,因为谁也摸不透大自然的脾气,万一它突然发作,大片垮坍,第一个砸死的必然是我。

  为什么在两百多人中单单选中我来担当这“敢死队员”的角色,的确令人费解?

  这段时间我身边发生了两件异乎寻常的事：

  其一是我装在衣兜里的一个英文单词本不知去向。刚投入劳教那段时间,我和许多劳教份子都怀着天真地幻想,想利用“坐牢”(广义的)的机会,学点东西充实自己,我便选定英语作为主攻方向。为此,我就像学生时代那样,随时在荷包里揣着一个抄有若干英语单词的袖珍笔记本。此时突然不翼而飞,我又确信我是带到隧道里来了的,只是干活时我将揣着英文生字本的外衣脱下放在厢架下面,除了偶尔有带班干部进出隧道，或者他们叫我用电筒照射一下顶部垮塌的情况外,身边不会有其他人靠近,况且单词本里无钱无粮一般人拿去只能当作废物一件,那么谁拿去了?又为什么拿去了?成为一个谜团；

  其二是我们那位管教干事在隧道里带着一丝冷笑,用十分神秘的口吻问我：“你最近干了些什么?”我据实回答：“除了干活什么也没干。”他却用更加光明磊落的冷笑来证明他的来者不善。“哼!好好想想吧。”这又是一个谜团。

  好几次,这位管教干事在晚点名训话时(干部对劳教份子讲话一律称为训话,以此词进一步强化该“话”的权威性),他都会说一句：“有些人干了坏事还认为自己高明,干得巧妙……”不同寻常的是,说这话的时候,他那双立场鲜明的火眼金睛,总是盯着我的“丑恶嘴脸” ，似乎在向我暗示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