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疯犯和死者的附记(一)
桂花大队除了桂花溪中队以外,其他三个中队和所辖的分队都在靠近原始森林的高海拔地段,入冬以后,大雪封山,耕牛的饲料除干谷草外还得适量配以青草,否则将难以保证耕牛的健壮。而场部附近沿西宁河边因海拔较低相对暖和到还有青草可割,因此每三两天必有喂牛的犯人下山割青草,他们割下的草用架架车拉回或者用背篼背回自己所住牛棚(这是名副其实的牛棚)。喂牛犯人都是干部们认为相对老实、或案情较轻刑期短、或者家庭出身好的类型,这种可以离开耕作区域的劳动叫作单独劳动。他们中许多人并不住在队上,而是根据水田分布区域适量安排,每两人住在一间牛棚里,但每天必须回队上领包谷粑(雷马屏农场犯人的主食),顺便让干部看看他们是否“健在”,以防不测。喂牛犯人只要下山到西宁河附近割草,来回都必须经过农场医院,医院背后的荒山,就是在医院里病死了的犯人的葬身之地,也是割草犯人的必经之地。那年头不兴火葬,埋犯人则用簿木板钉成一个火匣子,派几个住院的轻病号抬到后山上草草掩埋了事,当然也会用一块小木牌上面写上死者的姓名,这些木牌经过日晒雨淋、牛羊践踏早己面目全非甚至不知去向,反正死了死了，一切都完蛋了。
我因为犁田耙田经常用牛,和喂牛犯人有较多的接触,长期地相处了解,知道我不是“虫”(雷马屏农场犯人和就业人员---北方称二劳改---称专门打小报告者为“屁眼虫”,简称虫)。有的还和我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我帮他们写家信写年终总结间或也写检讨,他们因为可以偷吃牛饲料(玉米粉),吃不完的包谷粑一个半个的塞给我(犯人常年处于吃不饱、但也饿不死的状态),犁田耙田虽然有劳动定额,但随着我技术的提高再适度配合弄虚作假,便能够提前收工,躲在牛棚里抽自己种的烟喝自己制的茶冲壳子(摆龙门阵)啃包谷粑。他们因为单独劳动东奔西走而见多识广(如改用现代语汇则为摄取的信息量大),可填补我的孤陋寡闻,比方说从医院背后的劳改犯坟场经过时看见一群狗在吃死人肉,顺便骂一下医院的劳改犯偷奸耍猾埋死人也弄虚作假,或者说在公路上看见又有五部卡车装着犯人进来了等等等等。
有一天,一位喂牛的犯兄对我说,他看见一个农村中年妇女,头披白色孝布,跪在一座犯人墓前号啕大哭,他身边站立着一个十三、四岁的红卫兵小将,显然是他的儿子,这妇女流着泪水一次次的拉这位小将的手,示意叫他跪在她身边,但小将的革命立场坚定,毫不动摇。突然这妇女愤然站立起来,把小将的头狠狠往下压,同时用尽全身力量嚎叫了一句：“他是你的老汉哇……”！这声音在荒凉的山谷里更显得尖利而扣人心弦。
该不是杜疯子的妻儿吧! 该不是戴土匪的妻儿吧! 伟大善良的中国母亲啊,我赞颂你，祝福你!
附 记(二)
桂花大队大队部有一位姓刘的生产干事,专管农业技术。犯人和干部可以说是两个世界的人,不可能有什么私人交往。犯人间传说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这位刘干事就在那所大学的农学院读书并毕业。他知书达理、说话风趣,从不打骂犯人,十分受人尊敬。我在通木溪中队部时,就开始负责队上的植物保护,也就是打农药防治农作物病虫害,他曾在技术上给我很大帮助,借了很多植物保护方面的书籍给我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人民只能读一个人的书的岁月,他按月借给我一本《国外农业资料》(此书名是否确切己无把握,那书内还印有内部发行四个字)的期刊,书中有许多像奇迹似的国外农业方面的崭新成果,使我受到“久旱逢甘露”般地滋润,虽然对农业理论我一窍不通,更没打算这辈子在这方面还有什么发展,但人类在农业上的日新月异，毕竟显示出科技力量，战胜了迷信的愚昧和荒唐, 也减少了我这个读书人没有书读的痛苦。
“文化大革命”后期刘干事再也没在桂花大队出现,小道消息说他是大地主刘文彩的孙子,被隔离审查,(当时控诉地主罪恶的大型泥塑群“收租院”,正在刘文彩的家乡大邑县安仁镇展出并在报纸上大肆宣传),那年头凡家庭出身不好者,姓蒋的必是蒋介石的孙子、姓汪的就是汪精卫的孙子，几乎成为定律。有一天我到场部机修车间去修机动喷雾器,老远我看见刘干事那一米八的高个子正一跛一跛地从西宁桥向我这边走来,下桥后他就坐在石栏上休息,这时他发现了我,梦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微笑着向我点头招呼,在我23年被专政的漫长岁月中,这是仅有的一次专政者对被专政者的“礼遇”。为了答谢他,我走上前去说：“刘干事,你病了吗?”他回答说：“坐骨神经痛。”我向他道别后便结束了这“点头之交”。
1980年,这己经是我法定刑期18年的最后一年, “四人帮”倒台、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己召开,我于三年前己从通木溪中队调到了山西寨中队,十多年的农业劳动实践,我己成为生产技能方面的“犯人权威”,当了将近十年的水稻班班长,这个中队虽然被称为反革命中队,但仍然有一些一般刑事犯,只不过比例不是很大。这个中队真正的特点按照干部们的说法是：“装疯卖傻的特别多”, 这类人全队共有十多个。据山西寨的老犯人说,1976年毛主席逝世开追悼会那天 (我还在通木溪中队),全体犯人列队追悼,为保持会场的严肃气氛,中队长令全体“装疯卖傻份子”在前面列成一排,随即搬出脚镣手铐扔在他们脚边大声宣布说：“谁敢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据说那天真还没有制裁谁,这可能是众“装疯卖傻份子”共同为精神病专家提供的一个研究课题。
我所在的水稻班就有六个这样的人,印象最深的是来自简阳县一个姓吴的,力气大和食量大是他的主要特点,劳动上再苦再累他都满不在乎,一天到晚尽傻笑,坚持说劳改队有吃有穿比农村强多了(干部听了也会展现笑容),有的犯人好逸恶劳生产任务完不成便给他一个包谷粑(大多数犯人都偷吃生产成品) ，换取他挑两百斤肥料上山的力气,他笑眯眯地一挑就挑了。据说他因为在家乡长期吃不饱而雷霆大发,跑到公路上,用二锤砸坏了路旁的语录碑,犯反革命罪判刑20年；班上还有个姓钟的小个子,来自长宁县,他则一天到晚喋喋不休地语无伦次,一会儿“五星上将”,一会儿“攻打月球”,但他干农业活可真算一把好手,栽秧子又快又直全队数第一,只因他身体单簿挑担子抬石头要差点劲,但他也能尽力而为；还有的胡言乱语今天打倒这个救世主,明天打倒那个大救星,尽说些令地球发抖的话,干部有时候也称我们为劳动力, 而水稻班这几个“装疯卖傻份子”,作为劳动力,还是相当称职的。
我调到山西寨中队之前,刘干事早己调到山西寨中队当生产干事,有一天我带着全班犯人正在稻田里薅秧子,刘干事来到田边,喊着我的名字叫我到他身边,按当地风俗我俩均席地而坐,他亲切地说；“张谋,你己服了十七年刑期了,你也该写点检举材料,我们想给你报个减刑材料，也要有点依据嘛。”在劳改队,每年年终总结大会上,立功减刑者绝大部份都是劳改班长,但我这个当了十年以上而且是生产任务最重的水稻班长,别说立功减刑,就是最低档次的奖励——大会表扬，也难上加难,我的致命弱点就如刘干事所指出的,从来不写检举。
我指着正在薅秧子的“装疯卖傻份子”回答刘干事：“我可以每天写几份,还保证这些被检举者承认我检举的都是事实,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病人,他们应该去的地方是精神病院,而不是劳改队。” “四人帮”被打倒以后,我们说话也率直了许多,何况是对刘干事。
刘干事默默地低下了头,这也是在我被专政的二十三年的漫长岁月中,第一次看见一个专政者在被专政者面前低下了头。 同年八月我彻底平反,告别了雷马屏农场。
二十多年又过去了,早己退休的刘干事也己过了古稀之年,他决不会想到我一直尊敬他的善良正直、怀念他的音容笑貌,因为在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却象一盏人性的小灯,在我眼前发着诱人的光亮,引诱我怀抱希望,引诱我等待。
附 记(三)
前文曾几度提到农场医院和医院背后埋葬死犯的荒山,它也是我几位好友的葬身之地,1980年,我曾写了一首短诗,诗题为《坟》,副题 ：赠CH,这CH就是我一位密友杨长虹的名字长虹字的拼音缩写,发表在当年青海西宁的《雪莲》杂志第二期上,署名先行,因为当时我还在服刑期中,稿件只能通过一位喂牛犯人带到街上投在邮局的邮筒里,寄给在西宁歌剧团当团长的妹夫(也是一个“改正右派”) ,通过他交给了杂志社 。
杨长虹是重庆市人,五十年代初参军,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1955年转业到四川泸州某中学当教师,1957年划为极右份子,因为他不服罪并从管制地逃跑,后被判刑劳改,我与他在农场集训队结识并成为好友。由于他公开宣言自己的右派观点将永不改变,集训队干部对他恨之入骨,动辄以死刑相威胁,并策动集训队犯人向他作斗争,倍受肉体折磨摧残,我离开集训队才一年,便传来消息说,他住医院不到十天便溘然去里,终年仅30岁,英年早逝四个字对他来说正是恰如其分。
作为本章的结尾,我重录这首诗,再次寄托我对长虹的一份哀思： 坟 献给C.H 岁月带着泥水地冲刷 矮小的坟墓己经凹下 棺材的位置被牛马踩出一个黑洞 那是地狱的入口 正对着人间张口龇牙 它说：看!这就是对叛逆者的惩罚…… 我知道这坟里埋着的是他 他那满腔热血,满腹才华 他那不愿向迷信叩首的头颅 他那不肯向女皇伏拜的骨架 我想起他曾指着荒坟对我说： 为捍卫真理的纯洁,我不怕…… 如今那严冬己经过去 他坟头那杂乱的荒草丛中 也竟然挣出一簇紫花 那究竟是花,还是血痂? 我惊诧,用颤抖的手抚弄着他 花说：采吧,我就是生命的代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