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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瘋犯和死者的附記(一)
桂花大隊除了桂花溪中隊以外,其他三個中隊和所轄的分隊都在靠近原始森林的高海拔地段,入冬以後,大雪封山,耕牛的飼料除干穀草外還得適量配以青草,否則將難以保證耕牛的健壯。而場部附近沿西寧河邊因海拔較低相對暖和到還有青草可割,因此每三兩天必有餵牛的犯人下山割青草,他們割下的草用架架車拉回或者用背篼背回自己所住牛棚(這是名副其實的牛棚)。餵牛犯人都是幹部們認為相對老實、或案情較輕刑期短、或者家庭出身好的類型,這種可以離開耕作區域的勞動叫作單獨勞動。他們中許多人並不住在隊上,而是根據水田分布區域適量安排,每兩人住在一間牛棚里,但每天必須回隊上領包穀粑(雷馬屏農場犯人的主食),順便讓幹部看看他們是否“健在”,以防不測。餵牛犯人只要下山到西寧河附近割草,來回都必須經過農場醫院,醫院背後的荒山,就是在醫院裡病死了的犯人的葬身之地,也是割草犯人的必經之地。那年頭不興火葬,埋犯人則用簿木板釘成一個火匣子,派幾個住院的輕病號抬到後山上草草掩埋了事,當然也會用一塊小木牌上面寫上死者的姓名,這些木牌經過日曬雨淋、牛羊踐踏早己面目全非甚至不知去向,反正死了死了，一切都完蛋了。
我因為犁田耙田經常用牛,和餵牛犯人有較多的接觸,長期地相處了解,知道我不是“蟲”(雷馬屏農場犯人和就業人員---北方稱二勞改---稱專門打小報告者為“屁眼蟲”,簡稱蟲)。有的還和我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我幫他們寫家信寫年終總結間或也寫檢討,他們因為可以偷吃牛飼料(玉米粉),吃不完的包穀粑一個半個的塞給我(犯人常年處於吃不飽、但也餓不死的狀態),犁田耙田雖然有勞動定額,但隨着我技術的提高再適度配合弄虛作假,便能夠提前收工,躲在牛棚里抽自己種的煙喝自己制的茶沖殼子(擺龍門陣)啃包穀粑。他們因為單獨勞動東奔西走而見多識廣(如改用現代語彙則為攝取的信息量大),可填補我的孤陋寡聞,比方說從醫院背後的勞改犯墳場經過時看見一群狗在吃死人肉,順便罵一下醫院的勞改犯偷奸耍猾埋死人也弄虛作假,或者說在公路上看見又有五部卡車裝着犯人進來了等等等等。
有一天,一位餵牛的犯兄對我說,他看見一個農村中年婦女,頭披白色孝布,跪在一座犯人墓前號啕大哭,他身邊站立着一個十三、四歲的紅衛兵小將,顯然是他的兒子,這婦女流着淚水一次次的拉這位小將的手,示意叫他跪在她身邊,但小將的革命立場堅定,毫不動搖。突然這婦女憤然站立起來,把小將的頭狠狠往下壓,同時用盡全身力量嚎叫了一句：“他是你的老漢哇……”！這聲音在荒涼的山谷里更顯得尖利而扣人心弦。
該不是杜瘋子的妻兒吧! 該不是戴土匪的妻兒吧! 偉大善良的中國母親啊,我讚頌你，祝福你!
附 記(二)
桂花大隊大隊部有一位姓劉的生產幹事,專管農業技術。犯人和幹部可以說是兩個世界的人,不可能有什麼私人交往。犯人間傳說抗日戰爭時期武漢大學遷到四川樂山,這位劉幹事就在那所大學的農學院讀書並畢業。他知書達理、說話風趣,從不打罵犯人,十分受人尊敬。我在通木溪中隊部時,就開始負責隊上的植物保護,也就是打農藥防治農作物病蟲害,他曾在技術上給我很大幫助,借了很多植物保護方面的書籍給我看,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國人民只能讀一個人的書的歲月,他按月借給我一本《國外農業資料》(此書名是否確切己無把握,那書內還印有內部發行四個字)的期刊,書中有許多像奇蹟似的國外農業方面的嶄新成果,使我受到“久旱逢甘露”般地滋潤,雖然對農業理論我一竅不通,更沒打算這輩子在這方面還有什麼發展,但人類在農業上的日新月異，畢竟顯示出科技力量，戰勝了迷信的愚昧和荒唐, 也減少了我這個讀書人沒有書讀的痛苦。
“文化大革命”後期劉幹事再也沒在桂花大隊出現,小道消息說他是大地主劉文彩的孫子,被隔離審查,(當時控訴地主罪惡的大型泥塑群“收租院”,正在劉文彩的家鄉大邑縣安仁鎮展出並在報紙上大肆宣傳),那年頭凡家庭出身不好者,姓蔣的必是蔣介石的孫子、姓汪的就是汪精衛的孫子，幾乎成為定律。有一天我到場部機修車間去修機動噴霧器,老遠我看見劉幹事那一米八的高個子正一跛一跛地從西寧橋向我這邊走來,下橋後他就坐在石欄上休息,這時他發現了我,夢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微笑着向我點頭招呼,在我23年被專政的漫長歲月中,這是僅有的一次專政者對被專政者的“禮遇”。為了答謝他,我走上前去說：“劉幹事,你病了嗎?”他回答說：“坐骨神經痛。”我向他道別後便結束了這“點頭之交”。
1980年,這己經是我法定刑期18年的最後一年, “四人幫”倒台、十一屆三中全會早己召開,我於三年前己從通木溪中隊調到了山西寨中隊,十多年的農業勞動實踐,我己成為生產技能方面的“犯人權威”,當了將近十年的水稻班班長,這個中隊雖然被稱為反革命中隊,但仍然有一些一般刑事犯,只不過比例不是很大。這個中隊真正的特點按照幹部們的說法是：“裝瘋賣傻的特別多”, 這類人全隊共有十多個。據山西寨的老犯人說,1976年毛主席逝世開追悼會那天 (我還在通木溪中隊),全體犯人列隊追悼,為保持會場的嚴肅氣氛,中隊長令全體“裝瘋賣傻份子”在前面列成一排,隨即搬出腳鐐手銬扔在他們腳邊大聲宣布說：“誰敢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據說那天真還沒有制裁誰,這可能是眾“裝瘋賣傻份子”共同為精神病專家提供的一個研究課題。
我所在的水稻班就有六個這樣的人,印象最深的是來自簡陽縣一個姓吳的,力氣大和食量大是他的主要特點,勞動上再苦再累他都滿不在乎,一天到晚盡傻笑,堅持說勞改隊有吃有穿比農村強多了(幹部聽了也會展現笑容),有的犯人好逸惡勞生產任務完不成便給他一個包穀粑(大多數犯人都偷吃生產成品) ，換取他挑兩百斤肥料上山的力氣,他笑眯眯地一挑就挑了。據說他因為在家鄉長期吃不飽而雷霆大發,跑到公路上,用二錘砸壞了路旁的語錄碑,犯反革命罪判刑20年；班上還有個姓鐘的小個子,來自長寧縣,他則一天到晚喋喋不休地語無倫次,一會兒“五星上將”,一會兒“攻打月球”,但他干農業活可真算一把好手,栽秧子又快又直全隊數第一,只因他身體單簿挑擔子抬石頭要差點勁,但他也能盡力而為；還有的胡言亂語今天打倒這個救世主,明天打倒那個大救星,盡說些令地球發抖的話,幹部有時候也稱我們為勞動力, 而水稻班這幾個“裝瘋賣傻份子”,作為勞動力,還是相當稱職的。
我調到山西寨中隊之前,劉幹事早己調到山西寨中隊當生產幹事,有一天我帶着全班犯人正在稻田裡薅秧子,劉幹事來到田邊,喊着我的名字叫我到他身邊,按當地風俗我倆均席地而坐,他親切地說；“張謀,你己服了十七年刑期了,你也該寫點檢舉材料,我們想給你報個減刑材料，也要有點依據嘛。”在勞改隊,每年年終總結大會上,立功減刑者絕大部份都是勞改班長,但我這個當了十年以上而且是生產任務最重的水稻班長,別說立功減刑,就是最低檔次的獎勵——大會表揚，也難上加難,我的致命弱點就如劉幹事所指出的,從來不寫檢舉。
我指着正在薅秧子的“裝瘋賣傻份子”回答劉幹事：“我可以每天寫幾份,還保證這些被檢舉者承認我檢舉的都是事實,但是我不願意這樣做,因為在我的心目中,他們是病人,他們應該去的地方是精神病院,而不是勞改隊。” “四人幫”被打倒以後,我們說話也率直了許多,何況是對劉幹事。
劉幹事默默地低下了頭,這也是在我被專政的二十三年的漫長歲月中,第一次看見一個專政者在被專政者面前低下了頭。 同年八月我徹底平反,告別了雷馬屏農場。
二十多年又過去了,早己退休的劉幹事也己過了古稀之年,他決不會想到我一直尊敬他的善良正直、懷念他的音容笑貌,因為在那些最黑暗的日子裡,他卻象一盞人性的小燈,在我眼前發着誘人的光亮,引誘我懷抱希望,引誘我等待。
附 記(三)
前文曾幾度提到農場醫院和醫院背後埋葬死犯的荒山,它也是我幾位好友的葬身之地,1980年,我曾寫了一首短詩,詩題為《墳》,副題 ：贈CH,這CH就是我一位密友楊長虹的名字長虹字的拼音縮寫,發表在當年青海西寧的《雪蓮》雜誌第二期上,署名先行,因為當時我還在服刑期中,稿件只能通過一位餵牛犯人帶到街上投在郵局的郵筒里,寄給在西寧歌劇團當團長的妹夫(也是一個“改正右派”) ,通過他交給了雜誌社 。
楊長虹是重慶市人,五十年代初參軍,服役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某部,1955年轉業到四川瀘州某中學當教師,1957年劃為極右份子,因為他不服罪並從管制地逃跑,後被判刑勞改,我與他在農場集訓隊結識並成為好友。由於他公開宣言自己的右派觀點將永不改變,集訓隊幹部對他恨之入骨,動輒以死刑相威脅,並策動集訓隊犯人向他作鬥爭,倍受肉體折磨摧殘,我離開集訓隊才一年,便傳來消息說,他住醫院不到十天便溘然去里,終年僅30歲,英年早逝四個字對他來說正是恰如其分。
作為本章的結尾,我重錄這首詩,再次寄託我對長虹的一份哀思： 墳 獻給C.H 歲月帶着泥水地沖刷 矮小的墳墓己經凹下 棺材的位置被牛馬踩出一個黑洞 那是地獄的入口 正對着人間張口齜牙 它說：看!這就是對叛逆者的懲罰…… 我知道這墳里埋着的是他 他那滿腔熱血,滿腹才華 他那不願向迷信叩首的頭顱 他那不肯向女皇伏拜的骨架 我想起他曾指着荒墳對我說： 為捍衛真理的純潔,我不怕…… 如今那嚴冬己經過去 他墳頭那雜亂的荒草叢中 也竟然掙出一簇紫花 那究竟是花,還是血痂? 我驚詫,用顫抖的手撫弄着他 花說：采吧,我就是生命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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