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 解 谜 团

直觉告诉我,在我身上肯定发生了什么,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我。

大约是1960年开始,粮食亩产十万斤的牛皮终于因过份膨胀而被吹破, 供应给我们的粮食标准不断下降,因为隧道工体力消耗大,粮食供应标准可能是全国之冠,开始时根本不兴什么分饭制,反正不够就添,共和国那巨大的粮仓是咱们的坚强后盾。几个月后,这后盾也不“盾”了,便开始分发饭票,发饭票实际上就是限制你一个月只能吃多少斤,我享用的是隧道工的最高标准,每月四十八斤,因为与此同时,肉类蔬菜供应也急剧减少,饥饿便开始困扰我们的肚皮,除了我和知心朋友在私下里互吐烦恼发发牢骚以外,对其他人等则只字不提,因为有一顶“攻击国家粮食政策”的大帽子悬浮在我们的头上,一句不满的言论,甚至端着饭碗时做出一个遗憾的眼神,这顶帽子就会恰如其份地扣在你那“顽固不化”的头上,其综合结论叫继续犯罪。

  我有一位被我称为肖大哥的生死之交,我和他相识相交48年, 几乎半个世纪。从我认识他开始直到上个月我回南充市去恭祝他84岁的华诞,他自始至终都是骨瘦如柴,他的腿肚子可能还没有我的胳膊粗。我和他同时被“斗”为右派,同一天被戴上手铐并同样被判处管制五年送劳动教养,且乘坐同一部汽车被同一支冲锋枪押送到劳教队相濡以沫,我和他不同的是我人高马大力大无比饭量惊人,而他文弱书生身材矮小饭量不大。从外观上看他这类人改造100年也不可能成为货真价实的劳动人民。他当时的工种是杂工,具体工作是对运往隧道起拱的拱石,用一个竹刷把将这些石块上沾附的泥土刷掉(因泥土拒绝与水泥沙浆合作使拱体不易成为承重整体),这种轻劳动在隧道工的粮食定量标准为38斤,这庞大的数字对他那小小的饭量简直不堪重负,如果政府规定粮食标准的同时,也规定必须把各自的定量吃完,不得结余,说不准他还认为这项政策对他来说“太不人道”。

  我们英明的政府当然不会制定这“不人道”的政策,我也就沾了英明的光,每个月肖大哥都会送给我少则5、6斤多则10斤左右的饭票以解救我的肠胃于危难之中,我也会从中抽出一部份赠给朱老弟,因为他和我一样,都授予的是“大尉(胃)”军衔。

 不久后的某一天,支队管教科派来两位干事找我谈话,其中一位甚至作了笔录。我们队上那位火眼金睛的管教干事也端坐一旁助阵,这架势己有必要将谈话二字改为审讯,他们问我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如何?我当然只能按“教科书”原文背诵了一遍,又问我最近出过公差没有,写过什么信没有?我一一据实回答,我觉得越问越悬乎,甚至问我会不会用左手写字,我仍然据实回答说：“从来没试过。”

 当我准备离去的时候,负责审讯的干事似乎不经意的问了一句：“你为什么对英语那么感兴趣?”这个在今天看来甚至带有赞美色彩的问题,在我当右派的那个岁月,把它解读为“你是否准备叛国投敌?”绝非是我的神经过敏危言耸听。

 最后问到的有关英语这个问题时,我终于明白,我的英语单词本的去处,再想到会不会用左手写字的问话,也似乎是“权威人士”想通过笔记本,查证一下我除了在档案里存有亲笔写就的反省书认罪书之外,还有没有私下里用其他字体写字的本领,或者证明这种本领的证物。

  从此,我懂得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八个字的货真价实,为了正义的革命事业,哪怕当一次小偷,谁又敢说这个行为不光彩不夺目?

                                                        中 秋 之 夜

 有一件突然的变化迫使当局暂时中止了对我的审查,但是干部对我全都是怒目而视,这对我是很痛苦的事。因为我和许多同时劳教的右派一样,那时仍然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通过诚实的劳动会成为新人,回到家里和自己的妻儿团聚。干部的怒目而视,证明将敌人的“敌”字变为“新”字的距离可能不止十万八千里。

 这件突然发生的事,便是内昆铁路的全线下马,停止施工。筑路二支队奉命迁到四川凉山州喜德县去修建成(都)昆(明)铁路,我们便坐上汽车日夜兼程的去到那里。成昆铁路上有一座长达五公里多,据说是全国最长的沙马拉达隧道,它的附近还有许多短隧道,我们中队负责开挖其中的一条,名叫耳普地的短隧道,全长500米左右。

 这时是1960年秋,因饥饿而造成的水肿病正在神州大地上肆虐,我们在转移工地的汽车上常常见到的行人,一个个拄着棍棒面色菜黄行走缓慢,时不时还会见到些横卧在人行道上的饿殍,使我们这群封闭在“集装箱”里的劳教右派去体验“触目惊心”这四个字的重量(在我以往写就的一些狗屁文章里,曾戏称自己是一个“劳改幸运儿”,这个“幸运儿” 就是相对于这些饿殍而言)。后来在1961年我才从报纸上得知,当时我国正遭遇着“特大的严重的百年未有的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我想除了用这四个“无以复加”的定语修饰而成的自然灾害以外,其他任何一种自然灾害,面对亩产十多万斤的大跃进,面对成千上万座几乎被丰收粮胀破的粮仓,都是不足挂齿的一桩小事,都不会出现粮食短缺,让几千万中国同胞变成肚皮巴背脊的饿死鬼的非正常死亡,所以说制造“自然灾害”的魔鬼简直罪该万死。

  我们的粮食标准又进一步下降为35斤,肉类油类等副食品几乎绝迹,就连顾虑“太不人道”的肖大哥几乎都打消了顾虑,我和朱老弟这类扛着“大尉（胃）”军衔的人所遭遇的烦恼则更是不言而喻。(后来我从一些资料上得知, 像甘肃省等贫困地区,劳教右派的粮食标准还不足35斤的二分之一,他们只好用成千上万批量死亡的方式“解除劳教”。进而想到我这个“劳改幸运儿”的定位绝非自谦之词)。

  凉山地区地广人稀,突然涌来这众多人马,首先得解决居住问题,开始我们住在军用帐篷里,但一条隧道的建成,绝非一年半载的功夫,为长远打算,便决定自力更生筑土墙修建工棚,木料山上现存,黄泥遍地皆是,唯有这屋顶无法解决,便宣布众劳教右派分赴山沟河边去割茅草,并定下每人每天60斤的定额标准。

   那一天是中秋节,至今为止,我己经历了七十多个个中秋节,所有的中秋节都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唯有这天的这一个中秋之夜，让我铭记终生,而且回味无穷。

  如前所叙, 这天我们共同的任务是割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割草。以往类似这种自由组合的劳动,都是我和朱老弟在一起干,割草对放牛娃出身的他,可以说是易如反掌,而对于我这个在南京上海武汉长大的公子哥儿,简直比登天还难。而凉山地区似乎并没有成片的茅草供几个人打夥割,这里常见的一种草名叫芭茅花,这种草通常是东一窝西一窝,如两个人一起跑去割结果必然是两个人都割不了几根,等于事倍功半两败俱伤。   朱老弟知道割草对我来说是绝对的外行,他主动走近我说：“别担心,我可以替你多割一些”。我们商定仍然按当年挑煤炭的方式,他在回队的路边等我,将两人的草匀分一下再拿去过秤,两人都可以顺利过关。

  现在回忆起来,我在割草那天犯有两个错误,最主要的我自恃有朱老弟这一强大后盾,也就没把它当成个有压力的任务去认真完成,其次才是技术问题。在山坡上我发现有一种灌木上长着一串一串的如碗豆大小的红色小果子,小时候随大人到乡下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时曾经采来吃着玩。并据说是某朝某代的某位将军在某次行军途中断了粮,这位将军便下令士兵们采吃这种果子, 从而克服了困难,此后人们就为这种小果子取了个名字叫“救军粮”。这玩意在我割草的那遍山野里东一窝西一窝还长了不少。众所周知,饿鬼遇见食物就像色狼遇见美女,那种被称为原始冲动的感情是一般凡夫俗子难以克制的。我这个“犯了错误”的凡夫俗子就只有在难以克制四个字前面加上一个更字,落实在行动上便是忘掉六十斤割草任务,扔下手中的镰刀,抓下大把大把的“救军粮”塞进我饥不择食的口腔。

  由于“原始冲动”的恶性膨胀,甚至于我那本应搜寻青草的目光也不务正业起来,专门四下张望寻找救军粮,偏偏这玩意长得鲜红夺目,大老远都能看见,我当然不辞劳苦爬山涉水去让救军粮救我的肚皮。

   乃至于我迷了路,乃至于将近傍晚8点钟才找到我们那一群帐篷。

   路边闪出了朱老弟,他说：“你咋个这么晚才回来?我在这里等了你两个多小时,我是全队最后一个过秤的”。

  不一会晚点名的哨音吹响,众份子集合列队如仪,管教干事在讲评中对朱老弟大加表扬,他割了89斤,为全队之冠,而我才割了16斤,为全队之尾。这位斗志昂扬的管教干事由于前叙那桩不明究底的“左手写信事件”对我早己怀恨在心,决不会放弃这个我罪有应得机会,将他那讽刺挖苦的满腹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 最后他说：“今天是中秋节,政府关心你们,给每人发两个饼子,但不发给张谋这个反改造份子。”

  这是两个用凉山盛产的荞面制成的饼子,有点甜味,每个一两左右,在21世纪因为其粗劣早己被市场经济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在忍饥挨饿的当年,没有人对它不垂涎三尺。那晚朱老弟却找了个机会,把他领得的两个悄悄地塞给了我,我当然不能接受,一番推让之后,我们俩一人一个,别看这黑不溜秋的小饼子一个,它运载的友情却无穷无尽。

  当我倒在地铺上,钻进被窝准备睡觉的时候,邻床的肖大哥又从被窝里塞了一个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