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 三十年人文大殺   發表於 2017 年 03 月 25 日 由 lixindai

劉賓雁三十年前說：這個屠殺政權兩三個月就垮台——經驗之談；

林毓生十幾年前說，這麼壞的一個政權不垮台，我這麼多年的書就白讀了——學識之談。

中國三十年統治模式，在經驗和學識之外，古今中外都沒有知識可以解讀它。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專制政權，都把中國視為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模範。”人們對中國的預測，誤差不僅僅是”經濟發展導致民主”、還在於三十年裡預言”崩潰”多次，每一次都低估了這個政權的存活能力。”六四”後中共的所謂”獨裁者學習曲線”，是在所有領域增強控制手段，而最根本的一條是，它成功地控制了這個國家的政治發育。我們看不到組織和革命黨，看不到成熟的領袖；然而中國又遍地是英雄、遍地是陳勝吳廣、遍地是孫中山毛澤東，卻形不成創造性的”反抗者學習曲線”。

三十年怎麼總結？一方面這個體制通過經濟、立法、外交等各層面的措施加固、升級自己的控制能力，政權觸角下探到”十戶長”的深度；另一方面在民間這一端，則出現了社會犬儒化、民間碎片化、抗爭原子化的悲慘局面，令組黨路徑無社會基礎，”天鵝絨革命”無空間，以致台灣、東歐的轉型經驗和所謂”茉莉花”模式，中國都無法借鑑，所以儘管因強征土地、暴力拆遷、環境污染等因素，民間不斷爆發大規模的無組織抗爭，看上去熱鬧非凡，卻不能產生任何積極的政治後果。

有誰書寫過這三十年的狂瀾、污濁、驚悸、血淚？又有誰認真梳理過思潮風俗、世態百媚、幽史穢聞、精靈魍魎？

更有誰追問過它的肇始？三十年前發生過一場大屠殺，然後中國迎來二十年經濟起飛，接下來就是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凡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都見證了這三十年的盛衰罔替。

一九九二年開始的中國市場化，是撇開所有制改革，先用國家權力排除工人的討價還價；農村則是宣布”土地公有”之後，任憑公開瓜分，接着就是”圈地運動”——西方經濟學中所謂的”降低交易費用”,是指保證交易雙方討價還價權利的前提下,以整合契約的方式減少交易費用,而不是用剝奪一部分人討價還價權利的方式為另一部分人降低”費用”。這一切國家暴力的干涉，都需要一個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殺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乃是中共的底線。無情的剝奪需要貌似合理的麻醉和慰安，於是中共煽動民族主義，將”國家”在價值、話語、情感的層面置於霸權位置，壓制、化約個人權利；將經濟增長置於剝奪一切（民族的所有生態資源、子孫後代的生存）的優先位置，而鑄成”國家安全至上”的新極權模式。這是一個集權升級版，是八九年蘇聯解體之後出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制度的更新換代，而西方和國際社會尚大夢如酣。

經濟起飛對於中國自身，是摧毀性的，它在價值和生態兩個層面，使”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坊間直說”斷子絕孫”的發展模式。環境代價今天已成不爭事實，大半個中國沉淪於重度霧霾，中共為挽救他們的江山，不惜毀掉中華民族的江山，土地、空氣、江河統統污染了，國人的癌症發病率急劇上升，民間哀慟”國在山河破”。地理生物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評說中國百分之十的年增長率：”各種環境問題皆導致巨大的經濟代價、社會衝突和健康問題，其中某一個單項都足以引起中國人的嚴重關切。但是以中國巨大的人口、經濟和區域，其環境問題勢必不止是個國內事務，而將泛溢到世界其他地方，凡是與中國分享一個星球、一個海洋、一個大氣層的皆將漸次受到影響，亦即中國的環境問題也將全球化。”

中國老百姓吸着毒氣才發現已經束手無策，他們失去任何有效手段，去改變哪怕一絲一毫的國家政策。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產階級也並未如同西方理論所預言的，自然而然地要求”民主政治”，他們大多數拼命地逃離，攜款移民西方。”六四”後中共鼓勵全民發財，其本質含義是綁架全民跟他們一道投資了三十年，老百姓出賣勞動力，誰都不想血本無歸；現在經濟下行了，機會少了，失敗的人多了，越是如此大家就越想保住最後一點殘羹剩飯，誰都害怕大局崩壞，一根救命稻草都撈不到。

歷史學家余英時借《易經》裡的話，稱這三十年是”天地閉，賢人隱”，乃是一種哀傷，更是神來之筆鞭笞中國這段歷史中的人文大殺。中國背棄一個民主和公正的社會，轉為”軟紅十丈”的花花世界，權力尤其是赤裸裸的政治權力，變成硬通貨流通於市，從榮譽、地位、知識直到金錢和性，都要經過權力才能交換，而一黨專政壟斷了最高權力，也就壟斷了所有社會資源；這個制度再以分享權力給社會各階層的方式，餵出一個巨大的利益集團，進而綁架整個社會。由此，中國從政治到社會，全然腐爛至根基，寡廉鮮恥蔚然成風，欺善怕惡遍布市井，這個早已”無神”的神州，今日成了貪官的天堂，百姓的地獄。三十年橫跨”新中國”半截兒，又鈎攬血腥的另半截，兩截六十年自是一體，一半煉獄一半昏世；中共六十年更是中國百年現代史孵卵的一隻壞蛋。

最近英國檔案解密，透露鄧小平當年說過的一句話”死200人可保二十年穩定”。有分析者判斷，”200人”這個數字恐系誤聽誤傳，若”兩千人”或”兩萬人”則比較可信。我猜，鄧小平心裡打算殺的，大概就是兩百人，是兩百個會寫文章的人，這對於共產黨和八十年代來說，足矣。今天腐爛而絕望的中國，不就是缺了不肯忍默、敢寫文章的兩百個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