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3日上海按標準的說詞是解放了。我的17歲的妹妹很快到蘇州參加了某個軍團的前線歌舞團，不久就出發到福建前線去了。（她五十年後在中央某部的司長任上離休，算是一帆風順。）我自己何去何從呢？回清華上學已經不在考慮範圍內，因為我的哥兒們在那裡大都離開學校參軍或參加革命工作了。這時在上海各種（革命）機構如雨後春筍，都在召人。二野軍大不說了，各種文工團，各種學校都在解放日報上有公告；但那時我讀過香港出版的任白戈的“方生未死之間”，裡面論及生活的“寬度”和“廣度”，我知道憑我的生活體驗要想成為作家自是是大大不足，急需到群眾運動中去鍛煉，恰好看見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召兵要進軍西南，四川我待過的地方，覺得真是我的最好的選擇。這時候我呆在家裡屬於社會青年，而我的在交大的老同學張奇珏這時候已經是上海市學聯的付主席，我就去找他寫了介紹信，很順利地到西南服務團報了到。

（寫到這裡，不能不先寫寫張奇珏，他過去在中學一貫急公好義嫉惡如仇熱心助人，是大家愛護的班長。在學生運動中他也是奮不顧身，實際是當年上海學生運動的組織者之一。後來他回到南航，55年畢業，在瀋陽飛機製造公司參加首批國產噴氣式殲擊機的製造。1959年在西安飛機製造公司擔任車間主任，在“反右傾鬥爭”中因為他說過“人民公社辦早了”一句話，被揭發批判，有人說“你不是和彭德懷一樣了”，他回答說“我就是和彭德懷一樣”。這一下成為全廠的典型，被批鬥了一個多月，白天工作任務緊，晚上無休止的批鬥導致他精神失了常，一天晚上竟提刀到黨委書記辦公室去要拼命。雖然他一進去之後猛然醒悟，自動交了刀，還是以現行反革命罪論處，結果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董按：這裡面既有工農幹部對知識分子的歧視仇視，也有延安黨對地下黨的矛盾，否則不至於如此黑着良心重判， 想到他那善良的面孔，不禁流淚。）還算好他挨到1978年得以出獄，只是身體已經受到摧殘。2002年鬱郁以歿。好令人痛心。）

初到西南服務團，因為我是社會青年，不像許多學校學生集體來參加，我們這個社會青年隊人員比較複雜，有從監獄放出來的，也有工廠的工人學習小組的，各色人等都有吧。初與工農幹部打交道，大家自然都抱着虛心學習的態度。但有趣的是有姓蔡的弟兄三人也來參加，風風火火的，我們稱之為蔡氏三雄。大概兩個星期後我們調到南京去與南京的團合併，這三雄不幹了想要回家，可是既來參加了革命豈可隨便想走就走，上面自然不予批准。就在我們列隊出發，步行到上海北站去乘火車時，這蔡家大概事先早有計劃，在半路上來了個王老虎搶親，居然把這三個寶貝從革命隊伍中搶走了。可能這時是解放初期，各種組織還不嚴密，也就不了了之。

在南京學習了兩個月，因為這是共產黨初進大城市，對我們的學習特別重視。當時劉伯承是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鄧小平是政委，宋任窮是政治部主任。我們上課是在原來的國民大會堂進行，講課的人主要是宋任窮和鄧小平。有一次我坐在第一排，緊挨着舞台。那天鄧政委講課，我看得十分清楚。那時鄧大概四十多歲，他兩隻眼睛特別有神，十分精幹的樣子。他的四川話我自然十分熟悉。他的特點是不斷抽煙（CHAIN SMOKING）,一支接一支，抽的是“白錫包”，一點不錯，是當時最好的煙，其次是綠錫包和大前門。宋鄧二人，還加上二野宣傳部長張子意一共講了10課左右，臨出發前一個星期，在中央大學大操場上，又是鄧小平政委作報告，這次講的是“論忠誠老實”，接着就是每個人做自己個人的學習鑑定了。而且這一次我們第一次見識了共產黨的鬥爭哲學，因為在所謂革命浪潮下，不免魚龍混雜，所以在學習結束時每個隊都批鬥了人，個別還有被逮捕的。

就在南京市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大會後（十月二日），我們開始了向大西南的進軍行程。

很久之後我才知道，這個西南服務團的全套人馬就是支援淮海戰役的華東支前司令部的全套班底，總團長是宋任窮，付團長是曹荻秋，到四川曹就是重慶的市委書記，我們一團就是接收川東區的黨政班子。我們屬第一支隊，到了四川就管江津專區十個縣，支隊政委就是地委書記。共產黨的計劃那是做得很周密的。

行軍的第一站是乘火車到武漢。我們乘坐的是悶罐車，一百多人擠在一個車廂里，十分難受，尤其是解手問題最困難。男同志就擠到門縫旁向外解決了，女同志沒有辦法，就圍成一圈，形成個臨時包廂，中間就權充女廁，用臉盆解決。湊湊合合地狼狽不堪地到了漢口。休整一天后又向長沙進發。火車渡過汨羅江時看見四野的工兵部隊還在繼續搶修汨羅江大橋。

我們從長沙開始徒步行軍了。這時湖南省政府主席 程潛和陳明仁的部隊已經起義，上級交代他們的軍紀不大好，需要注意。我們在路上碰見過一些散兵游勇，有趣的是他們的胸章，上面印的是中國國民黨人民解放軍。這個胸章如果能夠保留到現在，一定是歷史文物了。

我們是隸屬於二野十兵團第五梯隊。部隊行軍，第一第二梯隊當然是偵察部隊和作戰部隊，第三第四梯隊屬於醫療和後勤部隊，我們第五梯隊就是幹部學生隊了，所以距離戰場還有幾百公里，和戰鬥完全挨不着邊，主要的是考驗每個人的腿勁了。一般我們每天前進不過60華里左右，個別情況可以達到100里，一般5至6天休息一天。途中無非聊天，唱歌，彼此加油打氣，絕對毫無戰鬥氣氛。行軍中最重要的是每天宿營時的熱水泡腳，這是保證恢復疲勞繼續前進的關鍵。

我們走完了湖南全境，沿着川湘公路進入四川。在酉（陽）秀（山）黔（江）彭（山）的山區我見證了山區居民的困苦。大山上居民家的堂屋地上都有個火坑，裡面燃着樹疙瘩，晚上居民在地上鋪着棕墊，人們就圍着火坑睡。小孩子說：“火就是衣服”。那時已經十月底，高山溫度低了，不少小孩赤身露體地追着我們要衣服，可是我們徒步行軍都把行裝減少到最大限度，只可能把極有限的多餘衣物送給他們。

行軍到武隆縣，在翻越白馬山時，知道前不久這裡發生過一次戰鬥，戰場沒有來得及清理。我們看見沿着公路兩旁零散的屍體，有的已經被野獸啃過。在路旁的一個草棚里躺着一個國民黨傷兵，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樣活下來的，看見我們經過還向我們要煙抽。這是我們見證過的唯一個戰場。

這時我們已經走了2000公里以上，大家都相當疲憊了，距離目的地重慶還有幾百公里。一天我們正在途中坐在公路邊休息，一列吉普車開了過來，（途中第一次看見有車，）車隊看見我們休息就停了下來。從第二輛車上出來了我們見過多次的鄧小平政委，他向我們喊道：“同志們，重慶已經解放了！”一時間歡呼聲四起，大家都把軍帽向空中扔起來。

車隊開走了，大家的勁頭仿佛也提起來了。這期間有些人已經堅持不下去了，於是上面派了些卡車來陸續把體弱走不動的以及好多女同志載走，我則始終堅持走完了全程。

部隊到達重慶的前一晚宿營在土橋鄉，正是我的母校清華中學所在。黃昏中我回到母校拜見了我的傅校長，他看見全副武裝的我，別是一番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