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曾经被五花大绑地站在众人面前,当场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结果并没有真正执行,那些既像闹剧又像悲剧的日子,正如全国人民所公认的那样,是一段荒唐的岁月。荒唐的表现多种多样,其总体结果却都是令人感到好笑,但不是轻松的笑,而是沉痛的笑,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优秀传统的快速异化,为她的道德沦丧所带来的尴尬笑出悔恨的泪水。     

    1958年,我因右派判劳教,当年的劳教没规定期限,三年以后,仍然看不见解除劳教的曙光,这已超过了我耐心的极限,干脆一跑了之。不足三个月便将我缉拿归案,随即在看守所关押了三年多,1964年判处有期徒刑18年投入劳改,后辗转来到地处大凉山的国营雷马屏农场。不久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实际上也就是伟大领袖带领全国人民向“左”的方向狂奔乱突的一场运动。现在叙述起来,没亲身经历过的人甚至难以相信,一个文明古国的子民竟会弱智到那般地步。    

    不妨举出些我曾被强制执行过的例子：劳改队偶尔也要站站队,干部喊口令过去一般都喊“向右看齐”,这时一律改成“向左看齐”。轮到转弯就麻烦了：如果队列前进的方向是右前方,按理喊一个向右转齐步走就可以了,但“右”涉及到方向和路线的问题,患有“恐右症”的指挥者宁愿连喊三遍向左转,犯人们就在原地转三下,终于转向了右前方,然后才能齐步走。这类脱了裤子放屁的傻事,我当时就觉得滑稽可笑,但是我不能笑,也不敢笑,因为昨天晚上才开了斗争会,打得那个来自长寿县名叫修自达的老反革命份子遍体鳞伤,揭发出来的反动言论是他说：“在国民党统治的旧社会,我们是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你怒都不敢怒。”我当然不愿意因为犯嘲笑罪而遍体鳞伤。
    犯人也能看报纸,偶尔也能得到点小道消息,甚至会听见几声枪响,不久有消息传来说发生了武斗,我当时认为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战争,因为双方的战士都呼喊着同样的语录,穿着同样的服装,还唱着同样的歌曲去流血撕杀,特别令人不可理喻的是,他们誓死捍卫的竟然是同一位英明领袖。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我不敢向任何一个人提问,因为我怕因犯恶毒攻击罪而遍体鳞伤。
我们队上有个名叫殷仲岷的犯人,他原是个师范大学毕业的中学教师,与我有点私交(臭知识份子的臭味相投)。他在队上负责教唱语录歌曲,我学的第一首和全国人民学的一样,就是那首轰动一时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才听了几句,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掉下了眼泪。我初中是在解放前的武汉博文中学毕业,那是一所基督教教会中学,做礼拜时学生们都得在风琴的伴奏下唱赞美诗,其中有的曲调的确优美动听,列入世界名曲也当之无愧。但当年唱赞美诗和今天唱语录歌有什么关系,难道这莫明其妙的泪水是因为怀旧而流淌？没几天,殷仲岷对我们共同的一位私交说：“我发现张谋唱语录歌从不张嘴”,这句话把我吓了一跳,以后我就开始唱了,因为我怕因抵触语录歌曲罪而遍体鳞伤。
    

    综上所述,足以证明本犯当年决不是临危不惧的好汉一条。根据我劳教劳改二十三年的回忆,在我接触过的同一类型(右派升级型)的反革命犯中,只有两条真正的男子汉,一个名叫杨应森,另一个名叫付汝舟,他们先后都被判处死行,立即执行。和我不同的是他们俩都被子弹命中了脑袋,而我身后的士兵却将子弹射向了天空,其实这士兵并不是异想天开地企图用步枪去击落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是正确地执行了上级的命令。正因为如此,我对他毫无感激之意。

    后来“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对犯人的管理也跟着升级,除了己规定的监规纪律7章42条外,又加上了“5报告10不准”,还得添上干部口头宣布的临时规定,比方说其中有这样一条：路遇干部或军人,十米以内必须立正报告,并侧身路边让他们走过(并未要求行注目礼)。我的一位好友,达县人名叫黄成良,他是我的同龄人。虽然他比我大三岁,但“刑龄”相同,都是18年。他是全队闻名的迂夫子,老实人,戴着一副上千度的近视眼镜,就是这样,他读《毛主席语录》时,旁边的人看见也会认为他是在亲吻语录,可见他视力差到什么程度。

    有一天他气喘吁吁地担着一挑红苕行进在路上,迎面走来两位徒手的“战斗力”(按犯人也常被称为劳动力的公理换算,看守兵也可称为“战斗力”),他却什么也没有看见,直到耳光扇掉了他那副已有裂纹的眼镜,一阵拳打脚踢充分体现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最后以阶级敌人口吐鲜血的惨败而告终。
    

    1980年我平反后曾专程到达县去看他,他做了一桌丰盛的家常菜来迎接我,还专门把全家儿孙叫回来,让他们认识一下这位同甘共苦十余年的张叔叔。席间谈到那场痛打,他仍止不住老泪横流。第二天我们同到照相馆合影留念,然后殷殷惜别,没想到我回单位才两天,他儿子来电报称他因患脑溢血而去世,我因为刚刚请假归来,平反后上班不久,连续请假实在难以启齿,未能前往吊唁,成为我愧对成良兄英灵的终身遗憾。
    

    就在那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尖锐复杂的当口,我由通木溪中队部调到了上通木溪分队,又称二分队,这分队约150人左右,旱地面积较大,水稻田少一些。不久我学会了犁田耙田,加上我身高一米七五,年龄三十多点,一眼看去就是一个棒劳动力,终于成为水稻班的一员大力士,干部教育说：“力气大有什么用,关键要看你的劳动态度。”我的劳动态度端正到十二万分,比方说我耙田时,在田中遇到一块大石头,一般人把耙子提一下,迈过石头就算了,而我想到这石头挪开后还可以多栽几窝秧苗,或者想到其他犯人犁田耙田遇到这石头不小心甚至会损坏农具,所以只要勉强抱得动,我决不害怕弄得一身泥水,也不怕影响工效,总得将它抱到耙子上,让耕牛拖到田坎边,再将这石头抱起来扔掉。
    

    像这类坏人做的好事多得不胜枚举,如果我今天忘了把它写出来,世界上就没人知道,目睹这类行为的见证者就只有我身边的那条老水牛,但是水牛却什么也不能证明,因为它虽然学会了犁田却永远学不会说话。
    

    后来,在较长期的劳改实践中我又发现,凡属于知识型的反革命犯,他们干任何一种劳动都十分有责任心,比方说玉米间苗中耕,如果反革命犯在使用锄头时无意间铲断了一根健壮的玉米苗,他的心脏都会因误杀无辜而紧缩一下,并深深感到遗憾,但这不是对党和政府的遗憾,只是对这一株健壮玉米苗的遗憾。
    

    许多刑事犯他们就较少有这类感受,如果他那天心情特别不好,兴许他会故意地铲断若干株健壮苗,或者干出其他破坏生产的事。反革命就不同,他宁可写几句打油诗发一些牢骚来发泄,也决不愿伤及无辜, 即便它是一株沉默的玉米苗。如果对应样板戏里各类反革命对生产的破坏,似乎我所接触过的“同行”都严重失职。以上列举的好事和坏事都是不可能有旁证的个人行为,为什么按阶级斗争的规律该干坏事的人不干,不该干的人却干了,简直让我搞不懂。我对心理学一窍不通,我的弟妹们考大学因为我的关系没一个能通过政治审查,有的进了大学还得哭哭啼啼地抱着铺盖回家,对于这种属于心理学方面的有点高深的问题,到今天我的亲朋中也没有谁能作出回答,弄不好我得将这个问题带进骨灰盒。

    成天和各种类型犯人打交道的劳改干部,他们在观察中不是看不见“知识型反革命份子”这种“顽固的责任心”(如带着某种情绪来解释甚至说成是“劣根性”)。因为干部头脑中有许多不能更改的条条框框,比方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反革命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等等。
    

    我们水稻班有几个二十岁左右的盗窃犯,这类性质犯罪一般判刑都比较轻,与万恶的反革命有天壤之别,也许他们危害的常常是平民老百姓吧。这类小青年偏偏喜欢和知识型反革命接近,可能是潜伏着的求知欲在作怪。但如果这类年轻犯人出了问题,哪怕是偷了两根红苕被逮着,他曾接近过的知识型反革命肯定被株连,并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株连,而是株连成幕后支使者,或者俗称为“摇鹅毛扇子的”,或简洁点命名为“座山雕”,还可以进一步简化成“黑手”。斗争会上干部义正严词地宣布：“这不是两根红苕的问题,这背后有阴谋、有黑手。”
    

    我在劳改期中,遭遇类似“两根红苕阴谋”的含沙射影已难以计数,偷红苕者如果被捆在肩上的绳子“咬”慌了,临时编造谎言按“权威人士意图”供认不讳,早己准备好的绳子会紧紧地拥抱着你,让你体会一下痛不欲生这句成语的含金量,(这里的痛字只作疼痛解)。我曾见到一个姓涂的“非知识型反革命”,痛得他快步埋头冲向一根方形石柱的锐角上“以头击石”,以至血流满地当场昏死,事后他头顶正中留下一条深深的凹槽,还悄悄对我说：“狗日的,老子没想到脑壳那么硬。”我却怀疑他是不是在“活学活用”“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这条语录。

    据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只是阶级斗争更加尖锐更加复杂,犯人们从劳改实践中也能体会到,以前用绳子捆犯人(这里提到的绳子是作为刑具使用的,其功能主要是要把受刑者捆痛)都是站着捆,在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的形势下,则要把犯人压在地上捆,受刑者倒地的方式也有新的创意,那就是在受刑者背后会突然走来一个士兵,他伸出双手弯下腰去抓住受刑者的脚踝,狠狠向后一拉,只见那受刑者像一根木桩一样,扑通一声直挺挺地扑倒在地,此时必有在旁士兵呵令：“起来”！受刑者只得遵令站起,然后再次重复刚才的“工艺流程”,直到受刑者血流满面,这时才将他压在地上,“往死里捆、往死里绑。”(这是劳改队的常用词汇。)我在这种“座山雕”的宝座上坐了很多年,甚至我以后当上水稻班长(这也是我这个平庸的人一生中当的最大的“官”),也仍然被含沙射影,因为当时的干部也有什么造反派、保皇派互相对立,造反派叫你当班长,保皇派就认为你是“座山雕”,不过这己经是我被“枪毙”以后的事了。
    

    稍有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大忙季节就是指栽秧和挞谷两季,或者像读书人说的春种和秋收。我被“枪毙”那天,正是秋收季节,加班加点早出晚归,众犯人累得鼻塌嘴歪,收工后倒在床上吹噗打鼾。
    

    半夜12点左右,突然门边一声枪响,接着寝室门被军用皮靴踢开,电筒光射进门的同时,几十个饱含阶级仇恨的男高音不断吼叫着：“出来！滚出来!”惊恐的犯人匆匆忙忙的从室内拥出,门外两侧的士兵组成一条窄巷子,手执用棕绳编成的鞭子,对在巷子内奔突的犯人劈头盖脑的打将下去,顾不得你是接受改造还是反改造,奔完这段“鞭打巷”,有权威声高叫：“到晒坝里集合!”也就是到队上晾晒谷子的三合土坝子里集合,全体“惊弓之鸟”便向晒坝拥去,此时突然亮光一闪,“叭”的一声枪响震在耳边,对大多数没有战场经历的犯人,这枪声几乎抽掉了他们的脚筋,浑身发软,只差瘫倒在地。
    

    根据“狗急跳墙”的原理,高等动物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爆发出特大的力量以自救。今晚,这一队作为高等动物的犯人终于用他们的爆发力完成了：“立正、向左看齐、向前看、报数”一系列平常总不能认真完成的军事动作,你听那一二三四五……的报数声,吐词多么清晰洪亮,一个接一个多么紧凑,简直像一队训练有素的军校学员,但他们也绝对地不像军校学员,因为刚才那一声枪响,加上深夜的寒风(凉山地区的气候秋夜已经很冷)使众犯人无一不在瑟瑟发抖,特别是那些从深山的茅棚里刚刚抓来的资产阶级份子,(他们中许多人直到老死也没有看到过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两腿筛糠,双膝发软,尽最大努力不让自己倒下去。
    

    列队完成后,喊口令的指挥官手里晃着手电筒的亮光开始讲话,他大声吼着说：“你们这些狗杂种,天天在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今天晚上我们要对你们“机枪点名”……”有的人不懂,有的人吓坏了,有的人不相信。我就是不相信中的一个,因为我所知道的机枪点名并不是先宣布然后执行的,不过今晚突袭的架式也不会是闹着玩的。
    

    果然指挥官(我估计他是个排长)从衣兜里摸出几张纸,电筒光射在纸上喊出了第一个人的名字：“王根柱”。此人据说是历史反革命,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营长,他也是经常被含沙射影的“座山雕”或“黑手”之一,但他是旱地班的成员,虽然同为反革命,我对他印象相当不好,最看不起他在“犯际关系”上的欺软怕硬,本着劳改箴言“多一个敌人多一条绞索,多一个朋友多一个陷阱”的警示,我们无任何私人交往。他面对犯人的队列站着,背后是十个左右的“战斗力”,一个个手执箩索缠成的鞭子,眼睛里燃烧着仇恨的火焰,突然一个士兵在这王根柱身后一猫腰,然后猛一伸手抓住王犯的脚踝,往后一拉,只听得“卟通”一声,王根柱硬挺挺地扑倒在地。接着就“往死里捆,往死里绑”。捆绑完毕就用箩索缠成的鞭子在王犯身上猛抽,并伴以军用皮靴的踢踏,然后又令他站起,又再一次的拉倒、痛打,像这样反复了四次,直到第五次,这一次拉脚踝的士兵两手用力不平衡(不排除故意这样作),以至王根柱侧身倒地将他的左脸摔破出血,王根柱也似乎被打得气息奄奄。
    

    终于指挥官的电筒再次射在一张纸上,按姓名年龄性别的顺序宣读了王犯的刑事判决书,其主要罪行也不过是干部们在晚点名或其他会议场合所讲的那些“幕后支使者”“黑手”之类的含沙射影,最后的判决出乎意外地竟然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众犯人以为马上就拖到一边去枪毙,但却没有,只是掀他到这临时会场的一边去站着。
指挥官的电筒又射到一张纸上,喊出了张思友的名字,因为他是南充所辖的岳池县人,算我的半个老乡(我在南充划为极右份子),稍微有些亲近,记得他是历史反革命,判刑20年,但他己服刑了19年,年龄己60岁出头,因为患有胃病,人很消瘦体力不好,便在队上担任篾工,专门编些箩筐撮箕之类的生产工具,此人最大的特点是爱说俏皮话,常言道言多必失他也就吃了亏,当晚一顿痛打以后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第三个叫到名字的是江其昌,他原是一个印刷厂的切纸工人,反革命罪但刑期才几年,几天前吃中午饭的时候,他领得包谷粑一个(犯人主食,每人一个,重三两多,绝对吃不饱)。这个江其昌一只手拿着包谷粑,另一支手拿着筷子在包谷粑上敲着从饭堂中间走过,他一边走一边嚷着说：“这么大一点的包谷粑,别个咋个会要你参加联合国嘛!”(那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虽然当晚挨了批斗,今晚还得进一步清算,暴打一顿然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直到第六名,终于喊到了我,我也就照例扑倒、暴打,再扑倒、再暴打,只是在第三次扑倒的时候,我的下巴颏先落地,裂开了一条约四公分长的口子,暴打过程中,我的脸部又曾触地,我自已流出的血也可能还有前面几位犯兄流在地上的血把我染成了“红脸关公”。也可能各位“战斗力”打得有些累了,就没有再第四次将我拉倒,宣读完死刑判决书后将我弄去和前五名一起列队等候。在我以后还有两名倒霉鬼步上后尘,一共也就是八个判处死刑的份子。
指挥官最后对没判死刑的一百多名犯人简单的训了话,也就是叫他们改恶从善,不要像这八个反改造一样走上死路一条,然后令他们返回寝室。

    我们八个死刑犯被众“战斗力”推向地坝的边缘,夜色中我也看得不十分清楚,仿佛有三五个己无力行走,由“战斗力”拖曳着走去的。到了地坝边缘,响起了一阵枪响,然后战斗力们大声高呼：“同志们,我们占领了XXXX高地,冲啊!”向几公里外他们的营房住地冲回去了。

    枪响过了好一阵,我才发现我并没有死,而且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其他的几个人则全部倒在了地上,但夜色中也似乎有人在动弹或发出呻吟声,这时中队部的犯人卫生员来到了,队上的管理干部也打着电筒来到了“刑场”,他令卫生员为我们几个伤者包扎伤口,同时故意说了一句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使人感到分外恶心。他说：“怎么搞的,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实际上他的住房就紧挨在晒坝旁边,他的听力又无以伦比,有时犯人说悄悄话他都能听见,夜深人静的晚上,又是打枪又是吼闹就差没在他门上扔手榴弹,他能“一点也不知道吗”?他把我们全都当成幼儿园的小孩子了。
卫生员在我的伤口上缝了7针,留下了一条永不消逝的伤口。
    

    最令我奇怪的是,几个月前,我在犁田时曾经被一头荷兰耕牛打掉了一颗下门牙,这缺口旁边的两颗牙齿也为此松动,其中一颗己经摇摇欲坠。就在今晚的“枪毙”过程中,它永远地离开了它赖以生存的牙床,它什么时候掉的,掉到哪里去了,是被我不经意地吐到了地上或者不经意的吞进了肚子,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这也似乎可以证明,高等动物在精神紧张到某个临界点以后,就会逆转而成麻木状态。我不知道医生们是否认可我的分析,我只有用这种分析来安慰我那颗失踪的牙齿。
    

    大忙季节这8个劳动力就只能躺在床上呻吟,有人说童子尿喝了能治内伤,这劳改队又不是少年犯管教所,哪里有什么童子,最小的也是20岁出头,有几个受伤犯人竟用自己的包谷粑找这些年青犯人换他们的尿,我看见他们一盅盅地喝,但我一次也没有喝过,因为我不相信那东西能治内伤。
8个人中,最不幸的是张思友,这老头可能因为骨头老化而脆性,他的胳膊打断了,更不幸的是,他被死刑吓成了一个疯子,从此队上少了一个手脚灵巧的篾工,却多了一个装疯卖傻份子。

    曾多次有人问我：“在‘枪毙’你之前,你在想什么”?我回答说：“我想死。”在那些年代我真正有生不如死的感觉,曾经想到过自杀,我没有这样作的唯一原因,只觉得这样会对不起我白发苍苍的母亲,我没有理由摧残我父母赋予我的生命,别人杀我是别人对不起我的母亲,那是他的事。

    1980年我平反后,曾短暂的在南充丝二厂技工学校教书,有一天晚上,学校里停电,我摸着黑去上厕所,突然从黑角里窜出一个汉子,惊叫一声后将我紧紧抱住,我却镇静地一言不发,这个姓侯的同学想用这个恶作剧来吓唬一下他的同学,一看是我,他显得既尴尬又抱歉,事后他问我：“张老师,你怎么一点也不害怕?”我回答说：“因为我死过。”
    

    董按：这是一个特例，因为在文革中，一段时间对公检法实行军管。以上的事情是实行军管的解放军部队干的。劳改队的干警不能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