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連科學精神都沒有，怎麼會有科學？

已有 69 次閱讀3/5/2017 06:04 |系統分類:科教

編者按：本文節選自鄧曉芒老師的《中國百年西方哲學研究的十大文化錯位》第六個話題，主要澄清了我們對西方「科學」的「實用化」理解，反而把科學最核心的內在精神扔到一邊。

我們把科學變成一種實用的東西，就是技術嘛。西方的科學，英文的science，德文的Wissenschaft，它們的詞根都有“知識”的含義，都是一種知識。

在西方呢，都起源於哲學，也就是“愛智慧”，西方的科學起源於“愛智慧”。
那麼，說“愛智慧”呢，就是以追求真理作為生活的一種方式。哲學家，愛智慧的人，他的畢生的追求目標就是追求真理，就是愛真理、愛智慧。
所以它最初與實用沒有必然的關係，西方的科學最初是不實用的，而且是拒斥實用的，不打算實用的。
他們把“實用”看作是低層次的東西。比如說柏拉圖，柏拉圖的學園就明確地反對把幾何學用在實際的測量當中。
幾何學哪裡是為了測量嘛。測量術在印度、巴比倫、埃及，都非常發達的，我們說古希臘的幾何學同樣受周邊幾個古老文明的高度發達的幾何學、數學思想的影響，但是古希臘人有一個特點，他把這些數學的東西接受過來加以發展，而且朝着一種非實用的方向發展。
比如說歐幾里德幾何，歐幾里德幾何完全是為了一種理論興趣。
你如果說實用的話他用不着搞出什麼《幾何原本》，搞一個體系出來。他只要掌握那些定理，一些記憶力好的人把它記下來，運用在某個具體的場合之下，就夠了。東方歷來是這樣搞的，埃及也是這樣搞的。
但希臘人在這方面作了一種非實用的，超功利的這樣一種理解。在柏拉圖的學園裡面，據說曾經有一個學生問柏拉圖：你的學問有什麼用？柏拉圖就給他個銀幣，叫他開路。
在伊壁鳩魯和斯多亞派那裡呢，對自然的知識的追求，最終還是要達到自己“不動心”的這樣一種境界，哲人的境界，但是也沒有什麼實用的考慮。
伊壁鳩魯的原子論，原子在宇宙中的運動，等等，這些東西都不是求實證的，也不是求實用的，就是為了使自己安心，達到一種哲人的超越的境界。它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生活態度。
到了中世紀，知識更加是如此。中世紀的知識，甚至有一些科學的早期形態，比如說鍊金術等，其實這些知識中世紀的人主張都是為了上帝的信仰，本身不是為了實用。
當然，最後肯定有實用的目的，比如說鍊金術為了給教皇聚斂財富，於是去進行早期的化學試驗，做各種試驗。但是對於這些鍊金術士來說，尋找哲人之石、尋找煉金方法啊，實用的考慮倒是其次的。
他們還是要追究物質的秘密，上帝把什麼樣的秘密隱藏在物質裡面了？我們能不能把它發現出來？所以他們還是為上帝的信仰服務的。
那麼這種哲學，也就是本來意義上的科學，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它確實是起源於人的驚奇感、驚異。
哲學起源於驚異，起源於好奇心，如同審美似的一種生命衝動。這是屬於人的本性裡面的。哲學的這種起源也就是科學的起源，科學精神裡面就包含有哲學的層次。
到了近代的科學，雖然它發揮了巨大的實用價值，但是它的科學精神仍然是立足於這種好奇心，仍然是立足於亞里士多德所講的這種驚異感，也就是對真理本身的一種熱愛和追求。

人都有這樣一種自發的衝動，孩子從小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只要你不把它壓抑下去，那麼它就會發展成為一種科學精神，這就是科學精神。

我們古代有科學技術但是沒有科學精神。“五四”以來，我們對西方的“賽先生”加以引進，但是沒有注意到這些方面。我們從來都是從有用和無用的角度來看待科學。
比如說20世紀20年代，科玄論戰，科學與玄學之戰，它的主題就是：科學能否解決人生觀的問題？或者說，科學是否萬能？那麼反對科學派的玄學派就講，科學不是萬能的。
科學不是萬能，我就把它拋棄了，或者就把它貶低了，但前提就是說，他們需要一個萬能的東西。玄學是萬能的，科學不是萬能的。玄學派方面是這樣理解的。那麼科學派方面呢？
相反，科學派就認為，科學是萬能的，科學的那些問題，也要拿到科學本身的基礎上加以解決，它們是可以解決的。
張君勱認為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題，丁文江和胡適等人呢，就認為可以，而且必須把人生問題、社會問題、精神問題都納入到科學的範圍內進行考察，不能夠允許“玄學鬼”在這裡立足。
他們把玄學派稱之為“玄學鬼”，說他們是一種迷信，一種非科學的東西。那麼前提就是說科學是萬能的。
既然說是“萬能的”，也就是說科學是一種工具。由於科學是一種萬能的工具，所以科學派必須堅持它；而由於科學不足以成為一種萬能的工具，所以玄學派要貶低它。
他們的前提是共同的，都是要尋找一種工具。那麼，雙方的這種理解，都是對中國傳統的一種繼承，就是對客觀知識的一種理解。
玄學派繼承了中國歷來對客觀知識的一種蔑視態度。中國的宋明理學不說得很明白嗎？“聞見之知”那只是小知，大知就是“誠明所知”。
“誠明所知”呢就是道德，道德知識那是最高的，誠則靈。至於“聞見小知”，“耳目之知”，或者是對自然科學的那種知識，那是不值得追求的，它不能夠解決我們的道德問題。
所以，玄學派是繼承了中國傳統的這一方面，把科學看作一種具體操作層面的東西。當然它是有用的，但僅僅是操作層面上的一些雕蟲小技，“奇技淫巧”，這在中國傳統的語境裡面當然是個貶義詞了。
你搞得很巧，如此而已。但是西方近代由於顯示了這種“奇技淫巧”的威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重視它。
所以科學派就抓住這個東西了，就認為它是萬能的，它能解決一切問題。所以這一場論戰，我們通常認為是科學派取得了勝利，胡適，丁文江這些人取得了勝利。
但是這種勝利不是因為在理論上占了上風，理論上並沒有占上風，而是當時時代的迫切的需要，是科學的工具作用壓倒了對生命的個人的沉思，壓倒了玄學。
玄學有什麼用呢？我們現在面臨着亡國滅種的危機，當然要用科學，當然就要把一切都納入科學的範疇裡面，一切問題都放在這裡面來加以解決。

正是由於這種實用主義的需要才使得科學派得到了勝利，但在理論上並沒有澄清問題啊，甚至沒有跟玄學派劃分界限。

你科學派和玄學派劃分界限了嗎？實際上你不是科學派，你只是技術派，當時的科學派實際上是技術派，如何讓這種技術能更高一點，不是那種具體物質層面上的技術，而是“救國”、“保種”的高等技術。但是科學精神你繼承了多少呢？可以說沒有。
科學精神完全是出於對真理本身的興趣，為真理而真理，出於一種對知識的驚異感，一種自由的探索的精神。這一點在科學派裡面呢，實際上也是非常微弱的。
所以西方科學在傳到中國來的最初階段，實際上處在一種“夾生狀態”。就是說我們知道西方的科學很厲害，但是西方的科學精神我們並沒有理解到，我們還是以中國傳統的實用主義角度來看待西方的科學問題，所以我把它稱之為“夾生狀態”。
中國人對科學的這種解釋，始終沒有脫出實用主義的窠臼。我們上次專門談到實用主義的理解，已經講到這一點了。
科學有用，所以有用的就是科學。我們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也很容易滑向實用主義的理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麼凡是實踐檢驗是成功了的，那就是科學的。

這種理解跟傳統的迷信有什麼區別呢？迷信也是因為它有用、它“靈”，才有人迷信它，並不是無條件地迷信。

我求神拜佛，有效的我才去求，沒有效的我就不拜了。我換一個，我到另外一個廟裡去。如果有效了，實踐檢驗是真理了，那肯定有效，下次我還到那裡去。所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要看在什麼語境下說。

如果你還是處於傳統實用主義的語境的話，那跟迷信並沒有什麼區別。所以，馬列主義之所以是“科學”的，在我們看來，也是因為它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導致了成功。

至於這一科學它的真理體繫到底是什麼，沒有人關心，沒有人感興趣，沒有人有好奇心。
講了這麼多年的馬克思主義，誰有好奇心為了看他的原本去學點德文，把他的原著拿來看一看，有沒有這種好奇心呢？有沒有這麼搞馬克思主義的？好像沒有，好像一個都沒有。
你為了學馬克思主義去學德文，你把原本拿來看一看，看看翻譯錯了沒有，看看我們的理解，我們的解釋錯了沒有，看馬克思有沒有一些話跟我們現在流行的馬克思主義者講的那些話相衝突？沒有人有這種興趣。所以它是完全實用主義的。
科學在今天被稱為“第一生產力”，更加成為了一門技術。它是生產力啊，生產力是什麼？生產力當然是一門技術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嘛。
真正的科學精神已經喪失殆盡。我們的科學為什麼不發達？為什麼沒有創新精神？因為沒有興趣嘛。什麼叫創新精神？創新精神、自由的研究是建立在興趣之上的，建立在好奇心之上的。
你不好奇怎麼能創新呢？你一切都是別人已經說過了，我只要把它搬過來就是了，那怎麼能創新呢？所以科學精神喪失以後，這樣的科學就更加不適合作為一種安身立命的人生觀的基礎。
這就是對西方的科學精神的偏離。這種偏離就導致了人生觀的基礎中，科學是一個空白。
所以就有非理性主義、東方神秘主義、新儒家、新保守主義來填補這個空白。
安身立命的地方你沒有把科學精神放進來，那肯定就把別的精神放進來了，把非科學的精神放進來了。

諸子百家給歐幾里德拎草鞋都不配！

已有 141 次閱讀3/7/2017 23:02 |系統分類:科教

古希臘人有求真的執着，不在意是否有用。亞里士多德說：科學是超功利的、為自己而存在、不再為別的目的服務的知識。柏拉圖說：學天文學不是為了航海；而是為了喚醒靈魂——你了解天上美妙的規律，就會覺得確實有一個理性世界存在，你的理性覺醒了，你就成人了。中國人了解天象、破解天意是帝王的政治需要，並不以發現天界規律為目標，也不相信存在這樣的規律。“杞國無事憂天傾”——連詩仙李白都嘲笑國人的好奇心，中國怎麼會有科學？中國人時刻強調學以致用。《莊子·列禦寇》：“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通“殫”）千金之家（家產）。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技巧）。”屠龍之術指極為高明的技術或本領，但是在現實中用不到，成了中國人嘲諷的對象。

  林炎平：屠龍之術vs學以致用——為什麼古中國沒有科學_ 

我是由於李約瑟而寫這篇文章的，或者說我是為了那些喜愛李約瑟的人而寫這篇文章的。

李約瑟的觀點深受中國人的寵愛，這是可以理解的。多麼令人振奮！我們華夏在科學上居然領先了西方1700年！這是一個讓人想起來就夜不成寐的結論。我曾經也為之激動不已夜不成寐，後來因為發現我上當了，也為此夜不成寐：你可以忽悠，但是不能這麼忽悠。這就如同我家一貧如洗，突然有人告訴我，我的祖上曾經是世界首富。這是多麼令人振奮？儘管我們都聲稱自己不是阿Q，但是當夢寐以求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標居然曾經是我們的歷史，感情誰都會成為阿Q，即便是短時間的業餘阿Q。結果發現，全是瞎話。與其如此得而復失，不如當初不得。再說這根本不是“得”，而是一個海市蜃樓，除了讓我們都體會到我們都有某種阿Q情結外，我們什麼也沒得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李約瑟這樣一個在自然科學上基本不通的人要下這麼宏偉和不靠譜的結論。我總覺得，李約瑟的結論與其說是來自研究考證，不如說是來自他的中國太太魯桂珍的壓力。世界上有一種風是最強大最難以抵禦的，那不是颱風，也不是龍捲風，也不是颶風，而是……聽好了……枕邊風！當一個沒有科學精神的人遇到了枕邊風，結局很悲催。這大概就是李約瑟悲劇。“李約瑟問題”是一個偽命題，而李約瑟悲劇是一個真悲劇。

我和McGill大學的Yates教授有過幾次爭論，我們的觀點截然不同。我具有中國背景，但是我完全不贊同李約瑟對中國的美譽；Yates是英國人，卻基本同意李約瑟對中國的溢美之詞。作為理工背景的我，對人文並不陌生，對古希臘的科學史非常熟悉，對中國古代的有技術但無科學也深入思考過。Yates對我的辯論無法正面抵擋，於是他拿出李約瑟的武器（畢竟，他是李約瑟的嫡系弟子）：I merely gave the benefit of doubt to Chinese。意思就是當結論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的時候，我把好處給 了中國。Benefit of doubt是法律用語，意思是當證據不足無法確定是否有罪時該受益的這一方。比如在刑事案審理中，被控有罪的人享有“Benefit of Doubt”，亦即，當證據足以懷疑他有罪但不足以確鑿證明他有罪，而他也無法證明他無罪的時候，被告作為無罪處理。

李約瑟的這句話道出了他對中國的偏愛，也道出了他的偏見，至於這是否由於來自他對於他太太的偏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這個態度本身不科學。

其實，據我對中國科學史的研究和對希臘科學史的研究，我可以非常負責任地說，中國有技術，但是沒有科學。中國從來都沒有接近過科學。比如中國的算術，其實中國沒有數學，只有算術。數學是科學，而算術距離科學還有很大的距離。如果不遠離功利和進入抽象，科學是不可能產生的。

中國最接近科學的是東漢的趙爽，他在畢達哥拉斯證明勾股定理700年後再次證明了勾股定理。勾股定理在被證明之前，沒有什麼科學意義，而只是一種經驗。從普適角度證明勾股定理可以被稱作接近了科學，但是如果僅僅是一個單一這樣的事例，依舊不能說明問題。祖沖之也許是中國最有科學精神的人，但至於祖沖之的圓周率的計算，這實在不能稱作科學，而僅僅是算術。早於祖沖之1000年的阿基米德早就知道圓周率的精確算法，按照他的方法，可以算出任意多位精確的圓周率，但阿基米德認為這是“藍領工作”而算了幾位就束之高閣。阿基米德創造的“窮竭法”實際上非常接近微積分，他用此來計算球的體積和面積，給出了近代用微積分才可以得到的解析解。而圓周率只是阿基米德的窮竭法的副產品。

至於常常被人掛在嘴邊的也是由李約瑟為了討好魯桂珍而提出的“四大發明”更加和科學毫不相干。

那麼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甚至沒有接近過科學？在中國，有幾個重要的價值觀導致了這個結局。首先是難得糊塗，其次是學以致用，最後是以食為天。

要比較科學的發祥地古希臘的價值觀和華夏的不同，可以比較他們是如何對待一些關鍵問題的。比如在古希臘時代，有這樣一個典型的事例，有人居然問這樣的問題：素數（質數）的個數是無限的嗎？

這樣的問題有多坑爹啊！更加坑爹的是，居然有人要證明這個命題的真偽！比這更加更加坑爹的是居然歐幾里德證明了這個命題。也就是說：素數的個數是無限的。

在華夏，從來沒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那麼此人估計是混不下去的，因為他會被認為是一個瘋子。華夏人會問：這有什麼用處嗎？當然沒用。不僅當時無用，今天也無用。數論是最沒有用處的。於是，華夏人就會問：沒用的東西你搞什麼？你這不是吃飽了撐的？既然你吃飽了沒事幹撐得慌，就干點別的事情吧。也許就是勞改吧？知識分子要改造思想不就是這麼來的嗎？你們整天在整一些沒用的東西，不如去挑大糞。

更多的華夏人會問，你這麼認真幹什麼？你不知道素數到底有窮還是無窮會死啊？我連什麼是素數都不知道，不也活得好好的嗎？不要這麼計較，不清不楚不是也這麼過日子嗎？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你如果是一個老師，你這樣要求學生，你肯定是無徒之人。

你知道為什麼孔夫子有這麼多的徒弟嗎？因為他從來不追根刨底任何問題。孔夫子沒有任何科學精神，這才使得他成了萬世師表。如果他當時如同歐幾里德這樣，他必定是一個無徒之徒。

想知道歐幾里德是如何證明素數的個數是無窮的嗎？真的是奇妙無比，而且極其簡潔。但是我不忍心在這裡表述，因為很多人會為此落荒而逃。但是我也不忍心不在這裡表述，因為我不想難得糊塗。證明如下（如果你看不懂這個證明，也沒啥，繼續努力就是了）：假定素數的個數是有限的，個數為n，最大的素數是Pn。把所有n個素數都乘起來，其乘積

S = P1·P2····Pn

現在考察S + 1.

如果其是素數，那麼我們就有了n+1個素數，因此最初的假定不成立，於是素數的個數是無限的。

如果其不是素數，那麼必定可以被一個素數P整除，而P一定不是原先這n個素數中的任何一個，因為用原先任何一個素數做除數都會有餘數1。於是我們至少有n+1個素數。

因此，最先的假設不成立。亦即，素數的個數是無限的。證明完畢。

這真的是一個亮瞎你的雙眼的證明。要知道這是2300年前，華夏連這樣的問題都提不出來的時候，人家就證明了這個命題。這就是邏輯的力量，還有想象力的力量。我當時看到這個證明的時候真的是汗流浹背心跳加快：完了！這回完了！看來老莊孔孟諸子百家都加起來也不夠給歐幾里德拎草鞋的資格了！

歐幾里德不僅僅證明了素數的個數是無窮的，而且他還有這麼一段軼事：他曾經在柏拉圖學園裡當校長。一個小伙子來求學，過了幾天，這個小伙子滿臉困惑地來找歐幾里德：“幾何有什麼用處？”歐幾里德立即叫來了教務長：“請給這位年輕人一點錢，讓他馬上離開這裡，他居然想在這裡學有用的東西！”

古希臘人研究的這些被我們後世稱作科學的東西在當時都是無用的。是名副其實的“屠龍之術”。如果這樣的東西在華夏教授，那麼學園會很快關閉，因為我們是學以致用，沒用的東西我們是不屑學習的。我們和古希臘人的價值觀的差別就在這裡，古希臘人認為，追求真理是一種美德，那本身就是一種幸福，為什麼一定要有用？難道幸福本身不值得追求嗎？華夏的認識基本上是：如果這個東西是不能吃不能用的，就沒有理由追究，否則就是“吃飽了撐的”。

“屠龍之術”在華夏成為了如此家喻戶曉的格言，從小到老告誡着中國人：不要去學那沒用的東西。我們一代又一代地嘲笑和懲罰那些思考不能立即有用的東西的人，後來，這樣可以供我們嘲笑的人已經不多了，越來越少了，他們都絕種了。既然他們絕種了，科學還會有嗎？他們還沒有動科學的一點點腦筋，就被整個社會打入另冊，劃為異己，你還指望我們接近科學嗎？

古希臘的科學都是不折不扣的屠龍之術。歐幾里德幾何有用嗎？在古希臘基本毫無用處。那一整套公理系統，簡直要讓咱華夏人笑掉大牙：太較真了，無徒啊！太可笑了，有用嗎？太坑爹了，能吃嗎？祖沖之還好是在朝廷里混個職位，業餘時間算了算圓周率。如果他沒有那個公務員職位，早就被罵死了餓死了。

古希臘還有一個超級坑爹的，和歐幾里德基本上是一個數量級的，叫做阿波羅尼。此哥們研究的是圓錐曲線。也就是說，你把一個圓錐拿來垂直放在空間裡，拿想象的平面來切它，你就得到了如下幾種曲線，然後研究他們的性質：

1） 平行於底面切：圓；

2） 平行於圓錐側面：拋物線；

3） 介於以上兩者：橢圓

4） 垂直於底面：雙曲線；

還有比這更加無用的嗎？說它無用，那是最仁慈的說法，那簡直就是坑爹！你這麼拿一個想象的圓錐，用想象的平面，這麼切那麼切，你想幹啥？那是大白菜，那是豬肉，那還有點意思。你這麼切一個圓錐，絕對精神病，而且病得不輕。這是咱聰明的中國人的結論。你見過莊子想象過這玩意嗎？他老人家想象倒是豐富，那鯤鵬展翅，好幾萬里。接着就是結論。過程糊塗，結論宏大，沒有推理，非常省事。咱要的就是這個勁！不僅省事，而且討巧，於是有徒，延綿不絕，愈演愈烈。

那阿波羅尼的幾何真的沒用，但是人家就是認為這是一種幸福，這是一種對真理的追求，追求的過程就是幸福。我就是要把這圓錐給切明白了。這哥們就這麼牛，他用純幾何的方法研究圓錐曲線，就是今人也不能出其右！聽明白沒有？就是今人也未能超越他。

後來，後來……後來的情況對華夏很不妙，後來證明阿波羅尼的圓錐曲線的用處太大了。那已經是阿波羅尼去世以後1700年後的事情了。這個世界來到了開普勒和牛頓的時代。天體的運動的奧秘到底是什麼，天體是按照什麼規律運行的？那可是一個巨大的問題，也就是要猜上帝是讓天體如何運動的。繼承了開普勒開創的事業，牛頓證明了：任何受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的力在保守場中的物體的運動都必須是阿波羅尼曲線中的一種，也就是說：要麼是圓，要麼是橢圓，要麼是拋物線，要麼是雙曲線。比如我們的地球軌道是很接近圓的橢圓，有些彗星的軌道是拋物線，有些彗星的軌道是雙曲線，有些行星的軌道是比較扁的橢圓，有些彗星的軌道是非常扁的橢圓。

當然，這些圓錐曲線還有更加廣泛的用途。比如：汽車的車燈反光鏡是拋物線旋轉形成的拋物面，燈處在這個拋物面的焦點處，射出的光就是平行光，於是射得很遠，看起來很亮。否則無人可以在晚上開車，除非你是貓頭鷹。

如果把劇場做成橢圓的，你把樂隊放在其中一個焦點上，而把聽眾放在另一個焦點上，聽眾聽到的演奏就如同樂隊就在自己的身邊。奇妙嗎？

你看到的發電廠的散熱塔就是雙曲線旋轉形成的雙曲面，這樣的形狀使得散熱最好。

圓，我就不說了吧。反正阿波羅尼就是不切那個圓錐，圓我們還是有的。你瞧咱那天壇多圓，咱們多圓滑？但是除了圓，咱還有別的曲線嗎？沒有阿波羅尼也會有圓的，但是別的曲線就未必了，而理解別的曲線的奇妙性質就完全不可能了。

我不知道李約瑟是否學過數學和物理，也不知道為李約瑟喝彩的人是否有這些科學基礎，我不知道他們如果知道阿波羅尼、開普勒和牛頓是否還膽敢說華夏有過領先的科學。我們必須誠實地告訴世界：我們從來沒有研究過圓錐曲線，不要說研究，就是連想一想的膽量都不曾有過。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宣稱：這麼坑爹的東西咱從來不屑一顧，也沒膽量一顧。

咱們現代偉大的數學家陳省身也給了李約瑟一記響徹雲霄的耳光。陳省身是中國最偉大的數學家之一，是美籍華人。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已經無法說話，讓人遞過紙筆，寫下：“我馬上要到希臘去報到了。”他認為，希臘是數學的故鄉，數學家死後都會去希臘重新集結，繼續真理的征程。陳省身是對的。他超越了民族的狹隘，真正理解了真理是沒有國界的，是不分民族的。陳省身是中國的驕傲，他證明了華夏人是可以搞數學的，只要我們端正我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於是我們來到了這些問題背後的原因——自由。自由至上還是以食為天？這是一個問題！這是一個比哈姆雷特的問題更加要命的問題。誰都會背這兩句莎士比亞台詞：“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the question!”（生存還是毀滅？這的確是一個問題！）。比較接地氣的翻譯是“土逼還是不土逼，這絕逼是一個問題。”我們誰都可以吹噓在灰常年輕的時候就閱讀了“土逼還是不土逼”，但是我敢保證沒有幾個人能夠整明白到底什麼是“土逼還是不土逼”，哪怕行將就木他也很可能整不明白，因為他們一直混跡於“土”和“逼”之間不能自拔，最後只能是“土逼土逼的”。這就是為什麼華夏不管是“土逼還是不土逼”都沒有走上科學的道路。我沒有系統地讀過莎士比亞，我這樣說是因為我很誠實。況且我在農村的時候找遍了所有的可以稱作書的東西，發現只有馬恩列斯毛的東西。但是我後來整明白了“自由至上”還是“以食為天”是能否走上科學道路的分水嶺。

一個以食為天的群體是不可能走上科學道路的。科學的道路布滿荊棘陷阱，充滿艱難險阻。這是一條求真而不是覓食的道路，任何以覓食為宗旨的群體都會望而生畏，隨後落荒而逃。一個自由至上的群體才可能走上科學的道路，一個把自由視作最高價值的群體才可能在科學這條道路上走到底。這就是古希臘人給我們的啟示，這也是古希臘人和古華夏人的比較給我們的啟示。這是一座嚴酷的分水嶺，追求自由的走向一邊，追求食物的走向另一部；勇者走向一邊，懦夫走向另一邊。

一個“以食為天”的群體肯定會用自由換取食品，這是由他們的價值觀所決定的，他們以為犧牲自由獲得食物是一個很好的交易。一個沒有了自由意志的群體是不可能在追求真理和理性的道路上走下去的。這條道路不會是他們的選擇，哪怕陰差陽錯上了這條道路，也會很快逃之夭夭，一去不返。

歷史和這兩種不同價值觀的人群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這也許就是上帝的意志，也許就是奧林匹斯山上眾神的意志：以食為天的，最終忍飢挨餓找東西吃；自由至上的，永遠吃飽了撐着找事情做。

歷史一再證明了這點：拿自由換食品，結局是既沒有自由也沒有食品。以自由為上，卻總也不會挨餓，也許日子有時過得艱難，但是前途總是不辜負他們。

正因為有了自由意志，他們也就有求真的執着，不在意是否有用，卻在研究屠龍之術中得到幸福感。科學，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偉大的娛樂，是一種求真的快感，是一種超脫的喜悅。因此，要讓他們難得糊塗、以食為天、學以致用，就如同籠子裡的雞向搏擊長空的蒼鷹宣傳養雞場生活的和諧美滿諸多好處。好處顯然是有的，只是那不是老鷹們的嚮往罷了。

這就是為什麼華夏沒有科學的理由，這就是華夏甚至沒有接近過科學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