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革”时期。1968年冬，毛泽东发动了让青少年“上山下乡”的猛烈浪潮，席卷全国。

一年前（1967），毛泽东还大赞道:“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而红卫兵一闹起来，就有办法了……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 现在，毛泽东却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他们只有闹一闹而已。” 1967年7月下旬，毛泽东导演了万人“工宣队”强行闯入清华大学去镇压“红卫兵”。 而“红卫兵”不明情况予以抗拒。1967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南海突然召见“五大造反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明确说要让红卫兵“统统走光，扫地出门”，他警告:“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实行歼灭。” 至此，“红卫兵”失去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以“回校闹革命”的名义让他们返回校园受“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军人宣传队”）的控制。对于社会上的群众组织，毛泽东以“两派群众大联合”为名，予以强行解散。这标志着全国的“造反派”作为“文革”运动中最重要的群众派别，被毛泽东利用后予以抛弃。就这样，“群众组织”黯然落幕，自下而上的“群众造反”运动被一波波的整肃运动所取代。

全国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被各级“革委会”通令解散，群众出版物、小报和传单也统统被取缔。1968年，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地动员青少年学生到农村、山区或者边疆地区“插队落户”去进行农业劳动，改造自己，被简称为“上山下乡”运动。绝大多数学生及其家庭对此待以消极抵制。1968年冬，毛泽东发出驱逐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由此，“上山下乡”风暴来势猛烈。各级“革委会”全力驱赶从初中到高中6个年级的中学生（当时统称“老三届”）到指定的边远地区或条件艰苦的农村，名曰“扎根农村”，不准返城。全国约一千万青少年全部被裁撤了“革命小将”身份却被强加了另一种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身份（简称“知青”）身份，转眼成了事实上的被流放者。

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人类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向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行动。毛泽东以个人意愿，动用强权、政体制度和专政工具，褫夺千万名青少年的居住、学习、生活和就业的基本权利。因此“上山下乡”并不是一个将城镇“就业人口”向农村倾泄的权宜手段，而是改造社会的“新生事物”之一，被赋予了深远而激进的政治意义。狂热的革命怪胎“红卫兵”被毛泽东轻易所灭，并被利用来做为消除“城乡差别”的铺垫和构建新型社会模式的牺牲品。毛泽东再次胜利了。不久前还是“叱咤风云”的一代青少年们被猝然扫出城镇，被剥夺了受教育、就业、居住乃至对未来生活的一切选择权，与“红八月”被他们迫害遣送的“牛鬼蛇神”落入同样命运，这才令他们知道了自己的“革命骄子”身份卑微得与“政治贱民”之距仅一步之遥。“红卫兵”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红卫兵”对整个社会所做的残暴伤害记录却永不会消失。

动员青少年“上山下乡”是“三结合”（学校、街道居委会、警方派出所）式的全方位驱赶，由逼迫转而强制。进驻学校的“军宣队”或“工宣队”对待那些“革命闯将”们现在是蛮横粗暴而不容商量，指定去向，撤销户口，限期走人。断绝青少年与户籍制度配套的被严格控制的粮食定量及其他生活资料的配给，是“上山下乡”运动的操作保证。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对学生家庭施以胁迫、骚扰、催逼、株连等卑劣手段。大部份学生不愿意去，但无处可躲，在无休止的紧盯逼迫和“破坏上山下乡”罪名威胁下，还是不得不去“上山下乡”。到1969年春，“老三届”学生全部被逐到了农村或山区，其中包括稚气未脱、生活尚不能自理的男女少年（年龄小的学生仅15岁），他们被迫离开爹娘，带着最简单的行李到几千里外的陌生困苦地带去终生劳动和自己生活，无人照顾他们。每个学生的“上山下乡”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骨肉分离，家家户户无不怨声载道，但又无可奈何。见证者说：“寒风凛冽，（运送学生的）火车启动时，许多同学和送行的家长都‘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那场面，家长追着火车哭，学生们无数稚嫩纤细的手臂伸出火车窗外，仿佛要抓住父母的衣襟，车站广播喇叭的“革命”歌曲声混合着人们的集体哭声，雄壮而可怕，响彻车站。

此后，在中国，学生只被允许上学到初中便必须“上山下乡” ，一代青少年的学业和青春被荒废，他们所有的人生梦想都被破灭了。那些知青到了还在搞“清理阶级队伍”的农村，“大队部里每天都在打人，许多人被捆被吊”，但仍有一些知青恶习不改、充当打手，从而再次犯罪。千万的知青看到了中国农村的惊人贫穷和过份愚昧，还了解到在以前“大跃进”时，粮食烂在地里，农民却被命令去砍树“炼钢”；在大饥荒时农民受饿不过，偷吃点田里未熟的粮食，村干部就带着“民兵”抓起来毒打；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饿死等等。许多知青悔悟到自己在“文革”初期抄家打人的不义，以及对“革命”信念产生怀疑或者感到自己被愚弄了——他们践踏了别人而现在轮到自己也被践踏，他们给自己栽种了“上山下乡”的苦果。他们生存艰辛，有知青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吃过一顿饱饭，每天吃的是加了一点玉米面的红薯粥，偶然能吃上一次馒头（注：面粉食品）就是很高兴的事情，根本不要想吃肉（注：农村不配给肉蛋副食品）。我们和农民们一样，除了平均每天7两（0.77磅）口粮，其余的粮食必须全部交给国家。” 中国农业产出的低下，使农民们抵触“知青”来消耗他们极为有限的生存资源。但农民对知青还是抱以乡情爱护、同时又保持一些戒心的。而知青们不甘心在农村山区呆一辈子，他们悲观失望，苦闷无奈，自暴自弃，神圣的“红宝书”的薄韧纸成了他们卷烟叶的用材。他们的优越感使他们在内心鄙视农民（虽然他们都虚伪地喊“向贫下中农学习”），他们自发地抗拒被农民的同化（例如知青顽强地保持刷牙习惯）并向往着不惜一切代价返回城市。他们刚刚开始为自己的孽行付出代价。他们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唯一收获是逐渐具备了与他们年龄不相称的心机，让他们在黑暗时代里悄悄各自发展着黑暗的念头。

这种“上山下乡”政策持续了10年，总数达1,600万人，占中国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国家花费的安置经费超过了百亿元。

人类自远古而建有家庭以来，没有出现过把夫妻分开、把亲子拆散的社会。而以“五•七道路”为不可动摇基础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实现了“使天下万民妻离子散”。

1971年，中国政局突变，发生了“林彪事件”。 人们对“上山下乡”的不满比较公开化了。表明了“上山下乡”骗局逐渐破灭。“林彪事件”不仅改变了“知青”对“上山下乡”的态度，也是毛泽东走下坡路的开始。”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去世。9月9日下午4时“新华社”公布了毛泽东去世的讣告。毛泽东，这个被称作“伟大舵手”的人，终于死掉了。在中国，气氛静寂而诡异，在各地集体听广播讣告的群众，除了少数痛哭流涕要表现“悲痛”的人，多数人的反应是瞬间麻木，继之费解，他们垂下头颅，以哀伤状的沉默表达对毛泽东死亡的迷茫。当然“上山下乡”的知青是有理由不感悲痛的。

1976年10月，在中国，以华国锋为首的“华派”逮捕了“文革派”，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结束了“文革”。

1978年在华国锋的同意和邓小平的推动以及在教育部门的操办下，高等院校恢复了正规招生和考试入学，全国有570万以“知青”为主的青年人应试，其中27万人考入高校，他们成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大学新生。他们遭遇过苦难，感知受教育权利的来之不易而刻苦学习。此时的大学校园里还都是“文革”留下的疮痍，连个像样的食堂也没有。教育功能重新复位，发展科技成为国家战略。受到这种情势的鼓舞和渴望情绪的支配，这时发生了知青自发的“大返城”运动。

在“文革”时期，约1,600万知青被“上山下乡”运动驱往农村或山区，据统计有25,690名知青死亡，其中非正常死亡高达62％，还有数万名女知青遭到了当地干部和军人的强奸。知青们在一再受挫、理想破碎之后已不再有当年担当“革命”急先锋的豪迈，只有忍受“变相劳改”的悲凉心境，他们对“前途茫然”的感觉极为痛苦。1978年9月，云南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历数广大知青的艰困、苦恼以及对生活的绝望，要求返回城市。公开信在知青中广泛流传。1978年10月31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宣布不允许知青返城，而且城市学生还将继续被分配去“上山下乡”。华国锋也在会议上指示“坚持知青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这意味着“文革”虽然结束，但对青少年的政策还要继续决定中国年轻一代的命运。这遭到全国“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父母家人的强烈反对。11月，云南省国营农场的三万名知青发起集体罢工，浩荡的知青抗议很快席卷云南全省，他们的口号是:“知青不是牛马，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家！” 这些在“文革”中疯狂地打人、批斗、抄家、遣送、掘坟的前“红卫兵”们，现在向世人展览自己的“要回家”的悲情。

但知青们的返城要求被某副总理所叱责。这些以前的“革命闯将”如今无招，掩面而泣。他们曾欺辱了很多别人，现在轮到他们也被欺辱。悲愤之下，1979年1月份云南省万名知青发起绝食抗议，他们给“中共中央”发送了一份短短的六字电报:“不回城，毋宁死”。北京受到震动，派出“中央调查组”赶赴云南。三万多名知青齐刷刷跪在泥土里对“中央调查组”反复高呼“我们要回家”，场面震撼人心。知青在云南集体绝食的消息在全国迅速传开，引起社会的轩然大波，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成都、重庆等各大城市的知青家长纷纷上街游行和集会，他们的口号是“请放我们的孩子回家吧！” 在此情态下，邓小平进行了干予。李先念在谈到“知青问题”时也说“（上山下乡运动）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华国锋毕竟厚道，也就同意了知青回城，这很快结束了对全国“上山下乡”知青的处置，不仅救了已经“上山下乡”知青的命运，也改变了尚在学校里的青少年的未来前景。

据中国官方的统计，仅1979年返城知青就高达760万人，此后全国各地的知青全部陆续返城。此时，“邓派”操纵政治局和国务院，在1979年2月全部撤销了各地的“五•七干校”。知青“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劳动”政策的全面废止，不再拆散天下的夫妻父母儿女，实际上是恢复了家庭结构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单位的完整性。此后中共未对“上山下乡运动”给予任何解释或赔偿，并极力避免讨论那场涉及到一千多万青少年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

那些被“文革”荒废了的知青返回城市，他们作为一个共命运的社会群体已不复存在。他们得到了就业安排，消融在社会的各行业之中，才发现自己落伍于时代。尤其是知青之中的“老三届”，人已中年，居无定所，没有积蓄，缺乏知识和技能，又在整体上被社会舆论当作“文革”罪犯受到谴责。在经历了中国一轮轮的政治清洗和“革命”运动的狂热之后，“老三届”在正常社会里成了少知识、无所长、思维僵化的边缘群体。迄今为止，三十年来他们不停地抱怨：在身体发育时遇到大饥荒，在读书时遇到“文革”，在就业时被“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被社会歧视，结婚生孩子时遇到“一胎化”政策，在立业时正逢经济制度的改革……。除了很少数的“老三届”凭着个人努力而获得社会成功之外，那一代人被过早地断送了终身。尤其是毛时代的“知青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之类更是害人害己害国家。大多数的知青，除了抱怨命运和诉说在农村受苦经历之外，他们既不肯认识自己在“文革”中的责任，也没有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和历史的意愿。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无辜者，认为自己在“文革”初期制造“红色恐怖”的行为，是当时的国家责任，与己无关。他们甚至特别滑稽地把自己在“文革”中的“集体犯罪”粉饰为“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天真无邪。他们诿过于时代，不敢承认自己是那时代的一部分。事实上他们很有资格质问：我们是怎样被教导成那个样子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心理错位，把自己在“文革”中的“崛起”引为“青春无悔”──正是心瘾难断，谈何救赎自己。这些历史的灰烬，唯一去处只能是历史垃圾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