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尽的反革命 “文化大革命”期中，主流媒体常常用下面这句豪言壮语宣传我国的成就，众媒体说∶“敌人有的我们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有。”我当时就偷偷地想，“敌人没有的我们也有” 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例如亩产十万斤的超级谎言，又例如“五年超英，十年赶美” 的空话大话。但是也有一种东西敌人有我们却没有, 那就是政治犯，我们的 ‘‘敌人国家 ’’ 或多或少都有政治犯, 我们这里只有反革命刑事犯，没有政治犯，一个也没有，这也可能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为人类历史创造的众多奇迹之一。
比方说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全国揪出了55万右派份子, 在“敌人国家”看来, 那些送去劳教的右派或送往农村“ 监督劳动”的右派,不算政治犯也得算“准”政治犯了吧, 但是我们宣布说: “右派按其性质虽然属于敌我矛盾, 但仍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既是人民内部也就谈不上什么犯乃至什么政治犯了。
那年头我一不小心, 由右派升级为反革命, 和成百上千的反革命朝夕相处, 虽然我已经成为一个如毛主席所指示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但我对那些从深山的茅棚里抓来的资产阶级仍然充满同情, 这正如我的那位劳改队长批评我时说的∶“自已的屁眼在流鲜血, 还要去替别人医痔疮。”我默认了他这话丑理端的批评, 也并不仅仅因为他是权倾一方的顶头上司。
这类来自农村的反革命，文盲或初识字者居多，政府一口咬定他们代表资产阶级, 而这些人终其一生也许没见到过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他们所到过的最大城市, 很可能就只是他们那座在地图上不易找到的县城。他们偶尔能看到天上的飞机，但却没机会见到地上的汽车或者火车。
1966年，我在这个农场的桂花大队劳改，那年的冬季农闲期间，全大队的犯人集中到桂花溪中队开田改土。这时我认识了另一个中队的一个绰号叫陈小娃的小伙子，他可能二十岁左右，认识他是出于好奇，当时虽然是冬季却并没有下雪，有的犯人打赤脚，我发现这个陈小娃的脚板与常人不同，他的每根脚趾之间都没有靠拢，而留有近半公分的距离，有人对我说，农村的孩子从小没穿过鞋，却板就发育成这个样子。
想不到他年纪轻轻，竟然还是个反革命首犯，刑期为有期徒刑的顶峰，二十年。后来一打听，原来他们几个同村的青年娃娃想改朝换代，要弄个人出来当皇帝，大家决定用抓阄的方式来决定, 结果陈小娃运气最好，一抓就是二十年，两年后他患肺结核死于农场医院，终年二十二岁。
其实我所在的通木溪中队也有这种类似的反革命份子，这个人是专职喂牛的犯人，绰号团长，因为土地改革时他当过儿童团长，刑期八年。反革命案只判几年短刑的可说是“珍稀动物”, 也足以证明他“反” 得不怎么样。事实上他堂兄跟随首犯组织了一个简易的反革命集团（说它简易是因为该集团成员中文化程度最高的是个高小毕业生, 他甚至连纲领两个字的含义都闹不懂），案发后首犯枪毙，堂兄判无期徒刑，堂兄的一个重大罪行就是为集团发展了包括“团长” 在内的两名成员。“团长”本人除了和首犯等集团成员一起，于某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在一根田坎上喝过一杯宣誓血酒以外，什么也没干，判决他的罪行是参加反革命集团“伺机而动” （这四个字他不懂，曾问过我，所以记忆犹新，可怜，连自己的罪行都不懂的反革命！）
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以后，也抓了些“新鲜血液” 反革命到劳改队来，我所在的班组也分来两个，其中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的案情在我看来某些细节简直近乎是笑话，虽然是一个悲哀的笑话。
这位新犯是富顺县人，大约二十五、六岁，据他自已介绍说他出身在渔民世家，读了几天初中，后因父亲生病丧失了劳动力，十六岁他就继承父业开始打渔（反正学校已停课）。四川境内小河小溪很多，这类渔民就在这类小河里靠打鱼为生。这个行道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年累月在船上生活与外界接触很少，为驱寂寞通过全家努力便买了一台袖珍收音机, 某次他无意间收听到一个名叫“自由中国之声” 的台湾电台，这个电台播讲的内容和我国的大不相同。
他并不知道他是在犯罪，当年因偷听“敌台” 而判刑劳改的大有人在，只是刑期一般都是七八年，他却判了十年以上。因为那个电台在播音结束时说了一个通信地址，欢迎广大听众去信联系，这位单纯的渔民果然写了一封信，并按当年中国人的通信方式，在进入信文之前先写一段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他将这个口号灵活运用了一番，写道∶“祝伟大的蒋委员长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他大概从来没有听说过寄往台湾的信要通过邮件检查这种事，他更没有想到他的信实际上是寄到了中国的公安局。 这种类型的犯人在我国都叫反革命刑事犯，不叫政治犯。这些政治劳改犯和我们通过文学作品了解的政治犯大不相同。过去中国有“七君子”、俄罗斯有十二月党人，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居然有了像中国的这种同类。他们一定会向阎王爷起诉中国共产党，控诉这个党败坏了他们的名誉。
据说世界上不论任何好事拿到中国来就变样，就贬值，这里又得到一个证据，但它是以无数的无辜者的牺牲为代价的。诅咒这个吃人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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