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比邪惡更可怕一一邏輯與中國邏輯

2017-04-29 06:36 明鏡網 http://mingjingnews.com

馮勝平 專稿

提示語：凡天上事，必有規律；凡人間事，必有邏輯。規律在萬物之中，邏輯在人心（人性）之中，它就是康德所說的人類心中的道德律。

邏輯在每一個人的心中；它是思想的秩序。

1. 政治是人心的藝術

一部資治通鑑，概括了廟堂智慧；一部水滸，講盡了江湖心思。二書合一，成就了中國兩千年成王敗寇的歷史。

1927年，秋收起義失敗，毛澤東上井岡山落草為寇，帶的是一部水滸；1949年，毛澤東進城，床頭的水滸換成了資治通鑑。據孟錦雲回憶，這部書毛讀了十七遍。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毛不停地尋找“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罷黜一個又一個的“接班人”。及至生命的最後一刻，毛再評水滸，批宋江，指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在末日的黃昏中，他似乎看到政權的歸宿。

王震晚年回顧文革，說：主席比我們早看了五十年。

身處江湖之遠，毛澤東想的是取而代之；高居廟堂之上，毛澤東想的是千秋萬代。要取而代之，必須證明造反有理；要千秋萬代，必須確保人民支持。為爭取人心，毛澤東發動文革，號召人民起來造“走資派”的反。“人民萬歲”，“踢開黨委鬧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所有這些耳熟能詳的口號，見證了一個偉大而瘋狂的時代。1966年，毛澤東的威望達到頂峰，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有民心的統治者。

然而，文革初期的民心很快變成了民怨。晚年毛澤東回首往事，說他一生中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把日本人和蔣介石趕到一群小島上去了，另一件是文革。前者大多數人支持，後者很不得人心。

為什麼一場曾經深得人心的文化大革命最後變得不得人心？是毛澤東背叛了人民，還是人民背叛了毛澤東？天命無常，有德者居之。誰又是那個有德者？1976年，“天安門事件”爆發，毛澤東看到了民意：不過十年，在許多人心中，偉大領袖變成了獨夫民賊。雖然還沒有失去政權，他已經失去了人心。這是一場他從未輸過、也輸不起的戰爭。在以往的政治生涯中，毛總是與人民站在一起，這次人民遠離他而去。在人心的較量上，他輸給了鄧小平。

政治是人心的藝術，國共之爭是人心之爭。什麼叫境界？境界就是同樣一群中國農民，在蔣介石眼裡是懦弱的群氓，在毛澤東眼裡是勇敢的士兵。什麼叫韜略？韜略就是蔣介石抓壯丁，用自家的繩子，毛澤東拉隊伍，用別人的土地。

在中國，天下即人心。國共之爭蔣介石敗北，非戰之過。即缺境界，又乏韜略，在人心的較量上，蔣介石已經輸給了毛澤東。

其實，辛亥革命後的袁世凱，北伐勝利後的蔣介石，又何嘗不曾擁有過人心。他們後來變成獨夫民賊，失了天下，皆由於稱帝獨裁，逆潮流而動，失了人心。一旦登上權力寶座，中國人想的就是永遠。秦始皇的“一世，二世，乃至萬世”，XXX的“紅色江山永不變色”，本質上沒有區別。沉溺於千秋萬代的夢想，往日的境界、韜略、理想都隨風而去，剩下的只有權力保衛戰。

打江山，坐江山，似乎是一個簡單的道理。但同樣簡單的道理是：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也沒有永久的執政黨。人一旦坐上了龍墩，就不想下來，這也許是人之常情。問題是，取而代之易，千秋萬代難，要真能千秋萬代，怎麼會輪到你？

2. 愚蠢比邪惡更可怕

在政客的詞典里，人民群眾永遠是偉大的，他們不僅眼睛雪亮，還個個都是雙眼皮。為爭取民眾擁護，林肯提出“民有、民治、民享”，孫中山鼓吹三民主義，毛澤東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在學者眼裡，人民群眾是另一個形象。林語堂諷刺中國人朝三暮四：“朝儒，野道，臨終信佛”；陳寅恪說：“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嚴復更為苛刻：“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

政客需要選票，學者追求真理，故他們筆下的人民截然不同。在一個崇尚民主的時代，不媚官，易；不媚俗，難。作為政治家，媚俗是必須，作為思想家，必須不媚俗。

個人崇拜和民主崇拜是一對孿生兄弟，區別只在於崇拜別人還是崇拜自己。個人崇拜是崇拜別人，民主崇拜是崇拜自己。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民萬歲”是上詐，政客在忽悠民眾，“民主萬歲”是下愚，民眾在欺騙自己。政客的問題是缺乏底線，騙死人不償命；民眾的問題是缺乏智商，被人賣了還幫人數錢。騙子演戲，傻子看戲，前者邪惡，後者愚昧，兩者結合，在中國上演了無數鬧劇。

惡人不乏理性，他們損人利己，至少還按牌理出牌；蠢人則不然，他們不按牌理出牌，專做損人又不利己之事。愚民打土豪，打得村村冒煙（土改）；愚民搞共產，搞得處處起火（小高爐）；愚民鬧文革，鬧得烏煙瘴氣（武鬥）；愚民爭民主，爭得你死我活（民運）。往事回首，只見一個蠢字。

中國人的問題不是自私，是愚蠢。愚蠢比邪惡更可怕。我們的所謂聰明，常常是一種底線的突破。為了追求成功，我們不擇手段，告別良知，把簡單的事情弄複雜，把本來可以美好的人生變為一場爾虞我詐的噩夢。

李光耀說，中國人聰明，再好的規矩，也經不起中國人琢磨。生活在叢林之中，為惡劣環境所迫，我們絕地求生，最擅長的就是琢磨。

28年前，余英時告訴筆者，中國只有政治，沒有政治學，當時不懂，現在懂了。政治與政治學的區別在於：前者是權術，後者是學理；政治是人心的藝術，政治學是關於人性與制度的科學。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重的是人心；亞里士多德寫《政治學》，比較各類政治制度，講的是學理。孔子相信天地君親師，天大地大，不如禮大；亞里士多德相信科學，一切塵世的喧囂，都必須經過邏輯的檢驗。

朋友斷言：“中國既往的悲劇，主要是驚人的全民愚昧造成的。”愚昧的原因不是信息不足，而是缺乏邏輯；不是供血不足，而是連血管都沒有！一個不講邏輯的民族，註定了會幹盡蠢事，害人禍己。由於缺乏邏輯，我們愚蠢，總是在同一個地方跌倒；由於缺乏邏輯，我們貪婪，以為財富可以帶來幸福；由於缺乏邏輯，我們迷信，求仙問道相信天人感應；由於缺乏邏輯，我們唱完《國際歌》，再唱《東方紅》，“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他是人民大救星”，幾億人唱了幾十年，絲毫不覺得有什麼不妥……

文革結束，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春天中人們讚頌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又說他帶領全國人民“摸着石頭過河”，仍舊是不講邏輯，葫蘆僧亂判葫蘆案，一筆糊塗賬。

3. 中國邏輯

黑格爾哀嘆：“邏輯到了中國就行不通了。”之所以行不通，是因為有中國邏輯的存在。中國邏輯，又稱“亂燉”，是把各類不相干的食材混在一起，以迷信、比附、對仗、甚至音律為取捨標準，只講功利成敗，不問是非真偽的一種思想方式，其具體表現形式如下：

A權力邏輯：成王敗寇；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蔣介石亡了國，就是因為他亡了軍。（毛澤東）

B金錢邏輯：有錢的王八大三輩；有錢能使鬼推磨；趙太爺說對的，還會錯嗎？人家田地都有三百畝！（魯迅）

C數理邏輯：朋友與我辯論，說：“我最恨兩種人：一是種族歧視的人，二是黑人，三是不識數的人。”儘管語無倫次，我還是理解他的心情。恨種族歧視的人，是不喜歡別人歧視他；不喜歡黑人，是他的真心話；至於那個不識數的人，大概指的是我，因為我與他意見不合。

D 辯證邏輯：公知說：林昭堅貞不屈，在獄中痛罵毛澤東，是聖女。有人反駁：這個聖女實際上已經瘋了，她臆想毛澤東在上海西郊賓館秘密審訊並看上了她，要強娶她為妾。公知憤怒：“知道她瘋了還把人槍斃，更顯示了這個政權的殘暴！”不知不覺間，斗轉星移，概念偷換，聖女/瘋女之爭變成了對中共暴政的控訴，反駁者成了五毛。

辯證邏輯，又稱辯證法，是中國邏輯的最高表現形式。五.四以來，邏輯學在中國舉步維艱，辯證法卻大行其道，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文化土壤——辯證法既與古代公孫龍詭辯術異曲同工，又與傳統道家哲學一脈相承。

中國人對邏輯學格格不入，對辯證法卻情有獨鍾。辯證法強調一分為二，對立統一，它的數學表述是：如果A，那麼非A。這種表述不被形式邏輯所允許，因為它不符合思想的秩序。按照辯證法，人類無法設計計算機語言，也不能進行任何科學研究。辯證法唯一的用處，是能訓練思維敏捷，如魔術師訓練手法，故有人戲言，辯證法是變戲法。從純粹科學意義上說，辯證法違反人類思維的基本規律，討論它是否正確毫無意義。

形式邏輯在中國不發展，中國語言文字難辭其咎。正如數學的發展離不開阿拉伯數字，邏輯思維離不開精確的語言。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工具，語言的混亂必然導致思想的混亂。由於沒有標點符號，缺乏時態語態、主格賓格不分，一字多義，以及象形文字本身的局限，中文是一種精巧卻不精確的語言。它適於作詩，不適於思考；有利於形象比喻，不利於抽象思維。一句“道可道，非常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眾說紛紜，幾近天書。“中國乒乓球隊誰也打不贏”，“中國足球隊誰也打不贏”，兩句話語法句式完全一樣，意思卻截然相反。

中國自古無邏輯，故常以比喻代之，有時是瞞天過海，存心欺騙，更多的時候則是犯偷換概念錯誤而不自知。由於沒有邏輯，我們缺乏是非標準，只能訴諸於文字遊戲。但是，雄辯不等於正確，對仗不代表真理，天人感應乃無稽之談，“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只是一種機智的比附，二者之間其實並無邏輯聯繫。

4. 無定義爭論

曾與兩位朋友自駕環遊美國，聽他們辯論。一位熱衷玄學，認為《道德經》博大精深，其中已包括了相對論的思想，另一位相信科學，說那個時候連時空概念都沒有，談何相對論。辯論不歡而散，結束了東西方文化的一次碰撞

相信科學的朋友是蘆笛。他認為：“概念不清的第一個後果，是我們不但熱衷於奢談某些連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東西，而且還會為它們而激動，而瘋狂，而大打出手。百家爭鳴時，老子、孔子、莊子、孟子、墨子、荀子無不談‘道’，吵得沸反盈天，卻從未想到他們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

辯論問題，首先必須對涉及的概念下定義。皮爾斯，詹姆斯，杜威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創始人，他們曾用一個松鼠的故事，闡明了定義的重要性。有一天，他們在校園散步，看見一隻罕見的白松鼠，皮爾斯走近去看松鼠，而松鼠卻圍着樹轉圈，與他做同軸運動，結果皮爾斯沒有看到松鼠，杜威和詹姆斯卻看了個夠。於是他們開始爭論，皮爾斯先生是否在圍着松鼠轉？結論是問題無解，或者說，問題的答案取於“轉”的定義。如果“轉”的定義是前後左右，皮爾斯沒有圍着松鼠轉，他一直在松鼠前面；如果“轉”的定義是東南西北，皮爾斯的確是在圍着松鼠轉。由此可見，人類許多爭論，實際上是無定義爭論。

定義不清的直接後果是濫用比喻。俗語“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本意無疑是讚頌友誼，邏輯結論則是朋友一錢不值。好在大家都是中國人，對這句話不會誤解。然而這個“好在”本身就是問題：必須大家都不講邏輯，約定成俗，才會形成這種默契。恰如一個人英語很爛，無法與人正常交流，卻可以同另一個英語同樣爛的人交流，因為他們犯的是同樣的語法或發音錯誤，正所謂英雄所見略同。

“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這句成語通常用於與良心告別之時，是惡人的口頭禪。成語前後矛盾，前半句講的是真君子要有肚量，後半句又說大丈夫必須無情。中國人信奉此道幾千年，並非全然不知其荒謬，而是因為它實在有用。順便說一句，成語原文是“量小非君子，無度不丈夫”。“度”演變為“毒”，一字之差，體現了文化和人心的墮落。

以療愚為己任，蘆笛寫道：“邏輯涉及的是概念、判斷和推理。一個人要會正確地思維，第一步就是要弄清腦子裡的各種概念，....從老祖宗起，咱們就從不知道給出概念的邏輯定義，從來不會準確界定所討論的概念的外延，使概念變成了一堆邊界不明的氣團。‘道’、‘仁’、‘聖’、‘君子’、‘小人’乃至後世的‘理’、‘氣’等等重大概念，從來不曾明確地嚴格地定義過。”

無定義爭論，亂用推理類比，是邏輯思維之大忌。

5. 邏輯在人心（人性）之中

邏輯一詞源自邏各斯（Logos），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最早使用這個概念，說邏格斯是一種隱秘的智慧，芝諾為代表的斯多亞芝學派視邏輯為宇宙萬物的理性規則，中世紀西方主流觀念則認為，上帝用邏輯創造世界，人類用邏輯認識世界。及至近代，邏輯仍是某種神秘的力量的象徵，用維特根斯坦的話說：它是“類似於上帝意志的東西”。

鴉片戰爭後，邏輯傳入中國。嚴復視邏輯為“一切法之法，一切學之學”。張申府說：“西洋文明，自古及今，最大的特色，一言以蔽之，不外乎邏輯”。

康德的墓志銘記載着他終身的思考：“兩樣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越是日新月異，不斷增長，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星空是外在的必然，道德律是內在的良知。前者指的是自然規律，後者是什麼，康德沒有進一步闡述。

凡天上事，必有規律；凡人間事，必有邏輯。規律在萬物之中，邏輯在人心（人性）之中，它就是康德所說的人類心中的道德律。

規律與萬物同在，沒有人仍舊有規律；邏輯與人心同在，沒有人就沒有邏輯。

邏輯在每一個人的心中；它是思想的秩序。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當我們說某事不合邏輯時，我們實際上是說它不合人性。人類的理解力，其實就是邏輯思維能力，邏輯思維能力強，前提是深諳人心，洞悉人性。在這裡，不難看出邏輯與人心（人性）之間的聯繫。

必須強調的是，中國文化體系裡沒有邏輯，中國思想史中邏輯缺位，並不代表中國人沒有邏輯。既然邏輯與人心同在，與人性相通，中國人心中天生就有邏輯。邏輯在中國不發展，是人心、人性長期被扭曲、被壓抑的結果。像巨嬰，中國人以自我為中心，全方位自戀，心智一直停留在嬰兒時期。巨嬰不講規則，無視別人的存在，中國邏輯就是巨嬰的邏輯。

邏輯與人性相通，是人類認識世界與自我的工具。一部黨史，半部禁區，史料不足、撲朔迷離之處，只能以人性來抹平。當對立雙方講述同一個事件，故事情節卻截然相反的時候，只能靠邏輯來判斷真偽。

我尊重事實，但更敬畏邏輯。事實若與邏輯衝突，我選擇邏輯。事實勝於雄辯，邏輯強於事實。事實可以偽造，邏輯不行。

人們會說：偽造的事實不是事實。這自然不錯。但問題在於，一個事件發生，面對各種各樣的證據材料，你怎麼知道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偽造的。此時能幫助人們的釐清思路的，不是事實，而是邏輯。只有那些符合邏輯的事實，才具有真實性。

當然，有些事不合邏輯，但的確發生過，是事實。對這一類事件，人類恐怕永遠無法理解，因為它超越了人類認識世界的工具-----邏輯。

6. 詭辯與悖論

中國古代公孫龍的“白馬非馬”之辯，核心是偷換了顏色（白）與形體（馬）的概念。按照這個邏輯，不難得出“女朋友不是朋友”，“男人不是人”的結論。同樣，希臘芝諾“阿基里斯永遠追不上烏龜”的命題，也是混淆有限與無限概念的結果。芝諾把時間的均勻流逝停滯在阿基里斯就要追上烏龜的那一瞬間，從而得出“永遠追不上”的結論。正確的表述應該是：阿基里斯在追上烏龜之前那一刻追不上烏龜。

蘇格拉底是古希臘著名的詭辯大師。他的詭辯術被稱為“思想助產術”，誰要是按他的思路來回答問題，誰就會落入他的陷阱。他教學生法庭辯論，由他代表控方，學生代表辯方，通過巧妙地偷換概念，讓學生陷於自相矛盾。然後他再取學生的立場，讓學生持他的論點，結果還是學生辯敗。

經典的詭辯案例，是蘇格拉底與學生的一場官司。蘇格拉底與學生簽約，規定學生如果在第一次訴訟里贏了，才交學費，否則就不交。然而這個學生面臨的第一場官司，就是蘇格拉底告他不交學費。學生要是官司打輸了，按照法庭判決，他必須交學費；學生要是官司打贏了，就可以不交學費，但按照事先規定，打贏官司就得交學費。於是，輸是輸，贏也是輸，學生陷入兩難。

蘇格拉底在這裡偷換了公約與私約的概念：贏了，根據公約要賬；輸了，按照私約拿錢。

面對老師的詰難，學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說，蘇格拉底老師，你要是贏了，那你就得收學費，可按照事先規定，你不應該收學費；你要是輸了，按法庭判決，那你就不能收學費，你說該咋辦吧？

蘇格拉底一聽，樂了，回頭就把官司給撤了。答辯通過，詭辯術後繼有人，學生也學會了偷換概念。

與詭辯不同，悖論挑戰邏輯，是理性的界限和邏輯的終結，詭辯則是偷換概念或濫用比喻。

詭辯通常是斬釘截鐵的斷言，“白馬非馬”，“飛矢不動”，“阿基里斯永遠追不上烏龜”，不需要太高的智商，僅憑常識，就能看出其中的荒謬。悖論則是模稜兩可的條件句反問，“時間的開端”，“宇宙的盡頭”，“說謊者悖論”，“理髮師悖論”，皆屬於這一類問題。這些問題不要說解決，想一想都會神經錯亂！若不信？不妨試試回答以下問題：時間開端之前是什麼？宇宙盡頭之外為何物？克里特的哲學家是不是在說謊？羅素的理髮師給不給自己剃頭？

悖論反邏輯，本質上無解。以下是兩個典型的悖論：

A 謊言者悖論：公元前六世紀，克里特哲學家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說：“我這句話是假的”，是這個著名悖論的來源。相信這句話，就會得出不相信的結論；不相信這句話，則會得出相信的結論。這句話邏輯上無解，屬於自我指涉引發的悖論。

B 理髮師悖論：理髮師聲稱：“我只給所有不給自己理髮的人理髮”。這裡的問題是，理髮師是否要給自己理髮？如果他不給自己理髮，那麼根據定義，他就要給自己理髮；如果他給自己理髮，那麼根據定義，他就不能給自己理髮。理髮師悖論又稱羅素悖論，它的出現直接導致了第三次數學危機。

悖論挑戰人類正常思維秩序，邏輯上無解。面對悖論，智者敬畏，愚者狂妄；前者繞着走，後者迎着上。在悖論中，聰明人看到的是自己的無知，愚昧者看到的是別人的荒謬。

7. 人不可能讀懂一個錯誤的理論

決定一個作家地位的，是文字和境界。章怡和的《往事並不如煙》，就文字表述而言，的確是一部佳作，卻失於境界。細讀，多少有些“我祖上也闊過”，“我爸是李剛”的味道。

決定一個思想家地位的，是觀念和邏輯。康德在思想界地位之所以崇高，不僅因為他觀念超前，更因為他邏輯嚴謹。

在黑格爾看到絕對精神的地方，康德發現了悖論。黑格爾把理性神話，康德質疑理性，提出十二對二律背反。

康德認為，在認識之前先要考察我們的認識能力本身，看看它有無能力認識真理。黑格爾認為，考察認識能力本身就是認識。“我們必須在認識的過程中，將思想形式的活動，和對於思想形式的批評，結合在一起。”用大白話說就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游泳中學習游泳。黑格爾稱自己這種考察方法為辯證法，與康德的形而上學相對立。康德在考察人的認識能力之後，得出理性是有限的，“自在之物不可知”的結論，黑格爾相信理性無限，批判康德的形而上學和不可知論。

黑格爾嘲笑康德，說康德哲學的核心是告訴世人：“不會游泳，切勿下水”。馬克思認為黑格爾駁倒了康德，列寧盛讚黑格爾比喻的機智。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品嘗梨子的滋味，他們都沒有意識到，黑格爾在這裡濫用了比喻。以游泳來證明康德荒謬，黑格爾忘記了游泳是人的潛能，通過練習完全能夠掌握。康德質疑理性，其實是告訴世人，行動之前先要考察自己的行動能力——不會飛翔，切勿跳崖！

大師們再狂，恐怕也不敢說：在跳崖的過程中，你就會學會飛翔。

康德有所畏懼，驚嘆浩瀚的星空和人類內心的道德律；黑格爾無所畏懼，斷言絕對精神可以認識一切。康德相信但不迷信理性，知道自己的界限；黑格爾把理性推到極端，生出一統天下的妄念。沿着康德的路，人類走向理性、科學、自由；沿着黑格爾的路，我們有了馬克思、列寧、毛澤東。

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許多人研究並相信自己讀懂了《資本論》。其實，與黑格爾的大小邏輯一樣，《資本論》是無法讀懂的。人不可能讀懂一個錯誤的理論，真要“讀懂”，那也是讀出了它的錯或是把自己弄暈了。《資本論》之錯，不在邏輯推論，而在“勞動價值論”的假設。差之毫厘，繆以千里。把一個有待證明的假設當成公理，馬克思精心建造了一座烏托邦大廈。四分之一的人類曾在大廈里居住，由於結構問題，他們中許多人死於非命。

中國人酷愛玄學，缺乏科學精神，喜歡崇拜。一位法倫功的朋友送我一本李大師的《轉法輪》，說：“如果你讀懂了這本書，就會發現書中的每個字都是一個小佛爺，而且還在轉。”

信仰使我們看到小佛爺，主義使我們轉！

結束語

1953年，愛因斯坦在回答為什麼“中國無科學”時說：“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不用驚奇的，若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倒是令人驚奇的。”

（2017年4月27日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