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人性邏輯20.任何自由都有積極和消極的兩面

憑藉好壞的語義對應，我們還能澄清另一個綿延已久的模糊說法，就是以賽亞·伯林在《兩種自由概念》里，區分的“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了。由於涉及西方自由主義的某些難題，這個區分引起了全球學界的熱烈討論，今天還在延續，可以說是近幾十年，政治哲學領域最引人注目的爭議之一，其勢頭甚至蓋過了他同樣高度關注，意義也更重要的自由意志與決定論的關係問題。

伯林開篇就坦白說，由於“自由是個意思含混不清的術語，怎麼解釋都成”，他不準備探討，這個神秘字眼的悠久歷史，也不打算深究，它被先後賦予的兩百多種含意，只想和前輩思想家一個樣，在“政治含意”上區分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

你看啊，就連西方的大牌哲學家，都被眾說紛紜繞得懶散了，把祖師爺蘇格拉底的哼哼教誨，也忘到九霄雲外啦：討論隨便哪個問題，你都得先搞搞明白，你用的概念術語，是怎麼個意思，不然就會落入雞同鴨講，不知所云的地步。

接下來他的徒孫亞里士多德，拼命鼓吹邏輯同一律，也是想告誡各位，同一個語境裡，同一個概念，只有一種語義，不可隨意任性地改來變去，從心所欲地混淆偷換，藉此毫不留情地一舉剝奪了，在學術話語中胡咧八扯的言說自由。

這樣子看，就算面前擺着一堆含意，各說各的，你想把這個問題講清楚，也要先花點功夫，解釋一下你自己是怎麼理解“自由”的，再把“消極”和“積極”的限定詞加上去，然後闡發你的深刻洞見。不然的話，還沒從實然性的語義視角，釐清自由概念呢，你就直接從應然性的政治視角，區分兩種不同的自由，除了像兩千年來儒生們高談仁義道德那樣子，滿嘴跑火車，能有啥結果呀？

其實哈，《兩種自由概念》的最初版本裡，伯林還是在“最通常含意”上，把自由解釋成了“不存在阻礙人的意欲得以實現的障礙”“不受阻礙地做自己意欲的事情”，等於承認了，隨意任性，從心所欲，就是自由的“最通常含意”，嗯哼。

讓人納悶的是，一頓批評猛如虎後，他就扛不住了，在《自由論·導論》裡改口說，這兩個“最通常含意”上的解釋，是個“實實在在的錯誤”，因為“自由的基本意思是，如果人們被囚禁，或者嚴格意思上說被奴役，他們就失去了自由”。

更讓人納悶的是，即便在這樣子的事後反思中，大師好像也沒察覺到，一個禿羊禿神婆的邏輯事實：這些個定義之間，非但不彼此衝突，後來指認的“基本意思”，還是從先前的“最通常含意”中推出來的，因而與其說是“基本”的，倒不如說是“派生”的：當某人由於別人的阻礙，包括但不限於被囚禁被奴役，無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時，他就失去了人倫關係，或政治生活中的自由，不是？

既然伯林對自由概念的理解，已經這樣子稀里糊塗了，他進一步區分兩種自由的時候，陷入了更嚴重的稀里糊塗，也就不再出人意料了。問題在於，只要承認了自由的“最通常含意”，把它看成是人們“不受阻礙”的“隨意任性”，我們就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倘若在伯林自己強調的“免於（free from）”和“趨於（free to）”的意思上進行區分，所謂的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與其說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自由，不如說是任何自由的兩個不同方面。

換個方式說哈，在自由的“最通常含意”里，所謂“不受阻礙”，僅僅體現了任何自由“免於阻礙”的消極一面；所謂“從心所欲”，僅僅體現了任何自由“隨意任性”的積極一面；兩個方面只有不可分離地結合在一起，才能成就日常生活的現實自由，嗯哼。

其實呢，當年在《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一文里，傑拉爾德·麥卡勒姆批評伯林的時候，已經從一個角度，指出了“擺脫”和“去做”的這種兩位一體：“X在擺脫Y去做（或不做、成為或不成為）Z上，是（或不是）自由的。”

不過哦，我們要是不想停留在，這個也有點抽象空泛，以及模糊混亂的公式上，就得引入好壞內容的語義對應，才能找到這種合二為一的深層基礎了：任何自由的“免於（free from）”一面，一定指向了作為“好之缺失”，對人有害，讓人討厭反感的壞，沒有例外；任何自由的“趨於（free to）”一面，一定指向了作為“壞之缺失”，對人有益，讓人值得意欲的好，毫無懸念。

明白了這一點，事情就清楚啦：有沒有什麼自由，只是“免於（free from）”某個壞，卻拒絕“趨於（free to）”對應的好呢？或者只是“趨於（free to）”某個好，卻不肯“免於（free from）”對應的壞呀？ 答案明顯是否定滴，不是？

無論如何，你在積極地趨於生命之好的同時，不也就在消極地避免死亡之壞嗎？反過來看，你在消極地避免患病之壞的同時，不也就在積極地趨於健康之好嗎？那什麼情況下，你只是積極地趨於好，壓根沒有消極地避免壞，或者只是消極地避免壞，完全沒有積極地趨於好呀？敬請閣下找個實例出來，拜託。

至於伯林進一步主張，“免於（free from）”的消極自由不僅重要，而且純潔，不像“趨於（free to）”的積極自由那樣子，有一堆負面效應，也就不大站得住了：原本在語義對應中一體兩面的東西，怎麼可能形成這樣子鮮明的反差啊？

大概就是由於他的誤導，當下有個金句很流行：“真正的自由不在於，你（積極地）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而僅僅在於，你（消極地）不想做什麼就不做什麼。”振振有詞，貌似有理，可惜重複多少遍，好像從沒論證過，就是一句斷言。為什麼呀？因為一論證，它就露餡啦：不管你舉出哪一種“真正的自由”，它有沒有可能，渾身都是消極地不想做什麼，一點也沒有積極地想做點什麼啊？

答案明顯也是否定滴。拿伯林自己看重的政治含意上的消極自由，亦即“免於別人（尤其是官【府）干涉”的個人自由來說，它的核心內容不正是指，個人享有不受別人的限制約束，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自由麼？換個方式說哈，你有權拒絕別人的強制逼迫，不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就恰恰在語義對應中意味着，你可以不受干涉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麼？

其實吧，按照嚴絲合縫的語義邏輯，哪怕“我躺故我在”這種最徹底的“消極自由”，下面的意思上，也首先是一種“積極自由”：只有在你“想要”躺平的時候，它才會成為你，“啥都不想做，就啥都不做”的“真正”自由。不然的話，別人怎麼知道，你的平躺，不是無欲則剛死翹翹，或是生活不能自理了？

友情提醒一點，道家的老聃，早就以這樣子的方式，展現了積極的“為”和消極的“無為”之間，既相反又相成的悖論了：對人來說，哪怕最消極的“躺平”之“無為”，也得靠“想要”的積極之“為”來達成，俗話或曰“為無為”，嗯哼。

所以呢，一旦在語義對應中，理解了自由意志，總是趨好避壞的雙重內容，我們很容易看出，伯林鼓吹，很多人附和的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之分，也屬於一種子虛烏有的二元對立，站不住腳。順便囉嗦一句，伯林後來用消極自由，矯正積極自由的時候，還同時用多元主義，消解了一元主義，結果讓自己倡導的多元自由主義陷入了自敗，也與他搞的這種二元對立，大有關係。

進一步看，讓伯林感到撓頭的自由是不是價值，或者說有什麼價值的問題，也能迎刃而解了：實然地講，既然自由在於積極加消極地趨好避壞，那麼，任何人的自由，對他自己來說，都同義反覆地屬於正面的好價值，毫無懸念；任何人的不自由，對他自己來說，都廢話一句地屬於負面的壞價值，沒有例外。

其實哈，伯林自己引用的密爾一句話：“唯一配得上自由這個名稱的，是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意欲的好”，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只需補充“避免自己討厭的壞”的一面，糾正重好輕壞的弊端，就夠充分的了，不是？

也是在這個意思上說，自由雖然如同伯林主張的那樣子，是與其他價值並立的一種特定價值，但首先更是一種涵蓋了其他價值的總合價值：只要給“免於”和“趨於”的抽象形式，灌注了好和壞的具體內容，人生在世的所有其他好價值，包括但不限於飲食，穿衣，健康，求真，正義，信仰等等，統統能夠歸結到“自由”這種好價值那裡，以致我們有理由推出下面的實然命題：“自由是人的本質。”

那麼，要是這樣子的話，為什麼現實生活里，還有那麼多人，拼命否認自由是個好價值呀？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能結合伯林在“政治含意”上，實際討論的“個人自由”和“管控自由”的關係，在“道德元理”等系列裡，具體展開分析了，在此僅僅蜻蜓點水地點它一下：這麼多人裡面，除了被灌進去的泥漿繞暈了頭，宣稱柿油意志有可能趨壞，居然去追求負面價值，因而不懂啥叫自由的蠢人外，剩下的主要是，只讓自己隨意任性，不許別人從心所欲的壞人了，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