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 | 求知愛智10. 求知慾決定了“人為自然立法”

康德的“人為自然立法”理念，揭示了人的認知行為，如何展開的根本機制，同時也進一步折射出，“符合事實”的科學真理，沒法擺脫的深度有限。所以哈，《自由意志》裡，依據這個理念，把他的柿油意志理論，批得灰頭土臉、七葷八素後，本系列才會將這個理念，專門又拎出來，熱情表揚一番。

當然了，按照符合事實的求真邏輯，熱情表揚之前，有必要指出兩點：第一呢，雖然老康揭示的這種機制，既適用於實然真理的認知行為，又適用於應然評判的認知行為，可以說是妥妥的老少咸宜、實應通吃，但下面幾篇帖子裡，主要還是在實然層面進行分析。

第二呢，老康的這個貢獻，直接建立在休謨的見解上，只不過小休還是零打碎敲地主張：“必然”是人們在“知覺”中，憑藉習慣性的經驗推斷，針對“一致性的恆常會合”，形成的“確定性（determination）觀念”，不像老康那樣子，把進一步引伸出來的“人為自然立法”，當成了《純粹理性批判》的全書宗旨。

這本代表作的第一版正文里，康德已然指出：“知性並不僅僅是，通過比較各種現象制定規則的能力：它本身就是對自然的立法。……知性本身就是自然規律的來源。”更重要的是。幾年後寫成的，篇幅很長的第二版序里，他還將這個命題，視為該書的畫龍點睛，圍繞它大做了，好些頁的渲染文章。

提出“怎樣才能讓有關理性知識的研究，走上科學的可靠之路”，這個高大上的話頭後，康德首先主張：古希臘的數學研究，“不是把其他任何東西，而是把人從按照自己的概念，放進事物里的東西中，必然推出來的結果，加給事物”，然後接着指出：文藝復興時期的物理學實驗，同樣應當歸功於，下面這種“一閃念”：“對於理性單靠自身一無所知，要從自然中學習的那些東西，理性必須依據它自己，放進自然中的東西，到自然中去尋找。”

從科學史中找到了，這樣子的“事實”支撐後，他就開始鼓吹，搞它一場思維方法的哲學革命：“人們向來假定，一切認知都必須符合對象；但這個假定下，想要……擴展我們認知的努力，全都失敗了。所以不妨嘗試一下，要是假定對象必須符合我們的認知，會不會更有進展……。這樣子的假定，和哥白尼的原創想法差不多：他在星體圍繞觀測者轉的假定下，很難解釋它們的運動，於是乎想到了，假如讓觀測者旋轉，卻讓星體不動，會不會更成功。”

康德據此認為：按照這種全新的思維方法，“我們只能從事物身上，先天地知道我們自己，放進事物中的東西”；“所以一切經驗對象，都必然要依據這些先天的概念，並與這些概念符合一致。”唯一的遺憾似乎是，從中必然得出一個結論：“我們的先天理性知識，僅僅達致現象，並不涉及儘管真實存在，我們卻沒法認知的自在之物。”

淺人有個小註：不時有人主張，康德以及其他大牌說的“先天”，不是指“與生俱來”“天生就有”，而是指“獨立於經驗”“普遍必然”等，並建議把“a priori”譯成“先驗”，云云。撇開這種改譯帶來的麻煩不談，俺老漢竊以為：咱們區區小人物，完全沒必要費神，為西方大腕們，濫用或生造的概念埋單，非要強行說清楚，他們自己都說不清楚的種種混亂，於是乎又引得眾人，都鬨笑起來，微信群以及研討會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不是？

從這些論述看，最初撰寫這本大作的時候，老康好像還沒察覺到，自己是在思維方法上，搞一次天翻地覆的“哥白尼式革命”；修改過程中的反思，才讓他自覺意識到了，這場革命的重大意義，所以圍繞人為自然立法的話頭，專門寫了第二版序，特別強調這個深刻的理念，構成了《純粹理性批判》的主題。

也因此，這個理念引發了，後世研究者的濃厚興趣，激起了兩極化的反應。一方面，批評者們指責它，否認了認知符合事實的常識，誇大了主體的能動性，落入了自我中心的困境——只可惜很少指出，導致這個弊端的深層原因。

另一方面，贊同者們肯定它，突出了人的主體性地位，振聾發聵，卻除了重新表述一遍，再加上一堆溢美之詞外，也沒深入論證，這個理念何以可能，深刻在哪，甚至沒有接着康德的話頭講，澄清人們在認知中，到底是怎樣為自然立法滴，結果讓人懷疑，他們是不是真的理解了，這個理念的精闢內涵，嗯哼。

說白了，這些缺陷也不能全怪後人，因為康德本尊就沒講清楚。首先哈，他誇獎此前的許多科學家，已經搞了哥白尼式革命，自己只不過揭示了，這場革命的哲理實質：“從認知符合事實，變成事實符合認知”，儘管顯擺了他的偉大謙虛，卻完全不符合事實，因為雖然智者派和休謨等，的確提出過類似的說法，但西方主流一直是，自覺堅持“認知符合事實”的原則的。

至於他訴諸哥白尼的名字，也有前人曰過的不妥處，因為哥白尼本尊，用日心說取代地心說，目的恰恰是為了如實揭示，星體運動的本來面目，並因此跳出了，人類中心主義的窠臼，從而與康德主張：“讓對象繞着人轉”，形成了強烈反差。這個意思上講，老康其實是把自己原創的“思維方法革命”，強加在這些科學家的頭上咧，隱約帶點霸王硬上弓的味道，不是？

其次哈，由於與事實不符、找不到例證的緣故，康德也解釋不了，這些科學家何以鬧革命的動機，於是乎就拿“幸運的靈機一動”“一閃念”“一蹴而就”，這類很空很玄乎的詞兒搪塞過去，等於把這場意義重大的革命，說成是隨機偶然撞上了，好像一根細弱的藤子上，結了個碩大無比的瓜那樣子，絲毫體現不出，先天認知結構理應具有的，連門板也擋不住的，那種普遍必然勢頭。

說穿了，假如對象必須符合的那些認知結構，真像他吹的那樣子，是人的理性先天固有的，就不可能只有少數人，才像買對了彩票，中了大獎似滴，碰巧完成了哥白尼式革命。毋寧講，無論是誰，即便心裡再不願意，也會自覺不自覺地，成為這場革命的踐行者，哪怕拼命想逃，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進一步看，康德雖然在正文裡，用了不少篇幅，反覆宣稱：人們在感性認知中，是把時空的直觀形式，套在了對象上；在理性（知性）認知中，是把眾多的知性範疇，套在了對象上，卻依然沒說明，他們為啥要為自然立法的原因，結果同樣落入了，對自己的深度理念，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理論窘境。尷尬。

最後哈，老康的這個理念，還有嚴重的自敗窟窿：第一呢，反潮流地強調了，“對象符合認知”的同時，他又師從小休當年，把必然歸結成，知覺推斷的恆常會合後，就宣布不可能知道，世界究竟怎樣的原創說法，聲稱人為自然立法，也只能認知表面現象，認知不了自在之物本身，於是乎背叛了，自己發起的哥白尼式革命，悄無聲息地重新回到了，“認知符合對象”的封資修立場上。

本來嘛，要是真想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話，他理應主張：套上了認知結構的自在之物，恰恰由於“對象符合認知”的緣故，才變得完全可知了，卻斷斷不可改口鼓吹：這樣子一套，人就沒法了解對象的真相咧，因為這個不可知的結論，只有從“認知符合對象”的前提中，才能推出：人把認知結構加上去，就改變了自在之物的本來面目，所以得到的認知結果，也與自在之物不符啦，嗯哼。

第二呢，同樣因為得出了，這個不可知的結論，據說康德彰顯了的，人為自然立法的能動性，立馬成了個夢幻泡影，因為這種立法的結果，非但沒能敞開，反倒還遮住了，自在之物的真相，以致留給人們的，不過是由於看到了，自己構造的認知對象，居然能與自己的認知結構一致，所產生的一丁點沾沾自喜。這個意思上講，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明顯屬於跪着造反，不是？

敬請寬恕淺人，大放幾句厥詞：這大概是康德的人為自然立法理念，拿人們腦子進的因果律大水，衝垮了人們用泥巴，辛苦堆起來的柿油龍王廟外，又絞盡腦汁、自生自發出來的，另一個荒誕不過的深度悖論咧：人們從事認知行為的目的，不是為了認知事實，而是為了把真相蓋住，讓它們變得不可知。比這更荒誕的或許是，後來那麼些康粉，要麼木有察覺到，這個明顯的悖論，要麼察覺到了，卻不敢正視，反倒裝作沒看見，嗯哼。

其實吧，要是在此堅持，人性邏輯的原點執着，抓住求知慾這個源頭，人何以要為自然立法的原因，怎樣為自然立法的機制，以及立法過程中，如何揭示自在之物的本來面目等等，全都一目了然咧，費不了多少力氣。

問題在於，一旦引進了困惑驚詫的好奇心，分分鐘都能看出，哥白尼式革命的致命漏洞：要是人們在認知中，僅僅是把自己的認知結構，加在了對象上，能動倒是足夠能動了，但這樣子的認知結果，真能滿足自己的認知需要麼？

說破了，既然人們通過立法得到的，只是符合自己認知結構的對象，如同人們在技術或藝術中創作的，符合自己心儀目標的產品或作品那樣子，它們所能滿足的，也只是人們的創造欲或炫耀欲，並因此讓人們享受到，剛才提到的那種沾沾自喜，卻絲毫沒法滿足，驚詫困惑的求知慾。不用講，正因為忽視了動機問題，康德才義無反顧地走上了，主張“對象符合認知”的歧途，不是？

然而哦，一旦把認知結構，與認知需要關聯起來，事情的要害就自動顯現啦：既然只有符合事實的真理知識，才能滿足好奇心，人們在認知行為中，之所以要把認知結構加到對象上，只會有一個目的：如實描述它們的本來面目；不然的話，就是牛頭不對馬嘴，不僅白費工夫，而且南轅北轍，反倒把事情搞砸咧。

因此說，只有率先回答了，人為什麼要認知，這個根本的問題，才可能進一步回答，人為自然立法何以可能，這個從屬的問題；否則的話，源頭動機還沒拎清楚呢，就想仿效哥白尼的榜樣，鬧它一場認知革命，免不了如同康大牛那樣子，發表各種匪夷所思的奇談怪論，文言又叫：“離開好奇心談認知，多少有點耍流氓咧”，不是？

所以哈，要把這理念的深刻內涵挖出來，別讓它們淹沒在，康大咖的自敗悖論中，一個少不了的步驟，就是弄明白，求知慾驅使下，像“動靜”“時空”“因果”“必偶”，這些個認知結構，在認知行為中，究竟有些神馬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