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派正经64.“尊重权益”等于“不可害人”

《作为公平的正义》里，罗尔斯特别强调了，他倡导的正义两原则，与“交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的关联，认为社会生活中，在宗教、哲学和道德方面，拥有不同理念的人们，都会因为这种关联，一致认同它们，貌似想凭借这种新见解，给正义两原则接上点地气。

不过哈，反讽的是，他坚持从无知之幕出发，展开抽象理性的论证，试图让正义两原则，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做法，恰恰割裂了，尊重权益的自由原则，与一个最重要的道德共识：“不可害人”之间，没法分割的内在关联。

为神马说，这个俗得掉渣渣，高雅人士一听，还忍不住发笑的成语，是人们在伦理生活中，最重要的交叠共识呀？事实视角看，证据蛮充分：人类思想史上，绝大多数流传下来，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宗教、哲学和道德思潮，亦即尔斯兄曰的：“统合性学说”，哪怕在其它方面，大相径庭，针尖对麦芒，都曾以各种方式，其中也包括，倡导人际之爱的方式，明确肯定了，这种质朴的伦理意识。

举个例：墨家的公义观，明确指出“杀一人谓之不义”，坚决反对“别相恶交相贼”，反复要求“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在墨家的影响，孟荀的仁义观也主张：“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

西方那边吧，宗教方面，摩西十诫有好几条，严格禁止杀人、偷盗、作假证、贪图别个财物等，坑人害人的行为；后来基督宗教，又在这个基础上，彰显了“爱邻人”的诉求。哲学方面，柏拉图早就主张：“伤害任何人，都是不正义的”；如同前面所说，斯密也曾指出：“正义……旨在阻止我们伤害邻人。”

再加上佛教、伊斯兰教等等，统统有类似的见解，咱们显然可以，底气十足地宣布：“不可害人”构成了，人们在道德领域，广泛拥有的一条交叠共识——无论其他问题上，他们的见解之间，有着怎样五花八门的天差地别。

说白了，无论张三李四，还是某种统合性学说，假如公开声称，自己真诚信奉，坑人害人的理念，要么没法在社会生活中，找到信任他的朋友同伴，要么难以在思想史上，广泛流传并产生影响，反倒肯定会受到，人们的鄙视和唾弃。

说穿了，大伙都熟的那句格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正是这种共识的直觉性体现：如果说“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命题，突出了人人都不想，受到别个坑害的一面，“害人之心不可有”的命题，则强调了谁都不应当，坑害其他人的一面，二者相得益彰。

问题仅仅在于，除开先秦墨家等，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统合性学说，倡导不可害人的同时，又将另外神马东西，包括但不限于：血缘亲情，宗教信仰，均等理想等，凌驾于这个质朴的共识之上，赞成人们为了，忠君孝父，崇拜上帝，消除剥削等，高大上的德性目的，从事贪图财物，偷盗杀人，制造血海之类，坑人害人的行为，结果陷入了俺老汉，经常指认的“深度悖论”，嗯哼。

理论视角看，如同前一篇，在实然层面所讲：“正义”和“权益”，恰恰都是因为人伦冲突，会给人们造成严重伤害，才在道德生活中涌现出来，试图给人际行为，划出一条“一以止”的底线，防止不可接受的“不义”伤害，因而可以说，它们的共享诉求，恰恰在于“不可害人”。

进一步瞧，如同《正义启明》，在应然层面所讲：一旦将大白话的“不可害人”，从自己、亲人、朋友、同伴等等那里，推广到每个人，亦即所有人身上，它就转型成了，文绉绉的“尊重权益”，从而在“坑害一个人”，与“侵犯他的权益”之间，直接划了个等号。

就此而言，古典自由主义，倡导的所谓“尊重权益”，其实就是肯定了，每个人在人伦冲突中，都有不可受到侵害，应当得到尊重的伦理资格。正是在它的强有力影响下，犹太教、基督宗教等，才逐步走出了，以往陷进其中的深度悖论，虽然还有不少，势力很大的统合性学说，继续将不可害人的交叠共识，从属于自己固守的，原教旨主义，沉溺在悖论中拔不出来，乃至越陷越深。没顶。

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复杂纠结的原因，古典自由主义的大师们，并木有充分意识到，尊重权益与不可害人之间，这种两位一体的关联，反倒更喜欢，从自然状态，自然权益，契约主义等，抽象浪漫的思想实验出发，把权益说成是，人们一生下来，自动就被赋予的东西，却与人伦冲突，不可害人等，不怎么搭界。

不用讲，罗尔斯诉诸原初状态，无知之幕，契约主义等，阐释自由原则的时候，同样自觉地延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不接地气，凭空演绎的惯性思路，结果自然是一样一样滴，甚至更有反讽的味道。

本来么，大咖反复表述的，那条自由原则：“每个人对某种平等的基本自由的，充分适当体系，都拥有同样不可剥夺的权益诉求”，要是译成了三俗语言，意思也就等于说：只要没有侵犯，其他人的自由权益，一个人就理应享有，不可伤害，应受尊重的平等资格，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其中的“不可剥夺”，甚至还能看成是，“不可伤害”的同义词：谁要是剥夺了，你的自由权益，也就等于实质性地伤害了你。可是唉，他非但木有据此揭示，这种割不断的直接相通，反倒将二者截然分开了，结果让他在行文中，对不可害人的不时提及，变成了一个相当黑的笑话。

首先呢，尔斯兄预设了，相互冷淡的理性人，“既不打算相互助益”后，接着就补了句：“也不准备彼此伤害”，却木有察觉到，二者的微妙差异：两人不肯帮助对方，无疑证明了，二位的相互冷淡；可两人不愿伤害对方，显然证明不了，二位的漠不关心：倘若他俩真的不光性冷淡，哪哪都冷淡，就只会想着，如何达成自己意欲的益好，而不可能还那份闲心，顾虑对方会不会受到伤害。

毋宁讲，假如人们能够遏止自己，想要伤害别个的意向，哪怕他们木有，互帮互助的德性动机，也不再是相互冷淡的了，而是已经基于益他心，守住了尊重权益的底线，由此从精致利己的温右态度，转向了自由主义的正右立场，以致的确有资格成为，罗大牌笔下的：富于“正义感”的“道德人”。

这样子理解哈，被大师置顶的自由原则，肯定就能从理性人的预设里，包含的“不想害人”要素中，分析性地演绎出来咧，只可惜代价么，不是一般的重：这个预设本身，由于同时承认了，相互冷淡与彼此尊重，两个互不兼容的要素，潜藏着某种没法融贯，不能自洽的自相矛盾，因而很难成立，不是？

其次呢，罗尔斯考察过，自然法的两项“自然义务”：“不伤害人”与“相互帮助”，非但木有从中，汲取点儿养料，反倒宣称：人们在原初状态中，做出选择的时候，对社会适用的，正义两原则，优先于对个体适用的，自然两义务。

不好意西吔，亲，自信心要是木有爆棚到，忘了自己姓啥的地步，应该不会做出，这种因果倒置的排序，因为事情的真相是：并非哲学家，在书斋里思辨的正义原则，为普通人拥有的伦理共识，奠定了基础，而是普通人，在生活中拥有的伦理共识，为哲学家思辨的正义原则，奠定了基础。

尤其滑稽的是，大哲居然木有察觉到，他在20世纪精心建构的，正义两原则，恰恰是对这两条，悠久共识的摩登阐释：自由原则直接彰显了，“不伤害人”的“自然义务”，差别原则直接彰显了，“帮助弱者”的“自然义务”。

正是这种地气，都在眼前突突往外冒啦，可还是硬着脖颈，不肯去接的顽强执着，导致罗尔斯未能指出：尊重权益的实质，就在不可害人，结果让《正义论》中，看似严密的逻辑链条，乱成了不管怎么理，也理不清的一地鸡毛。不堪。

无需曰，这种宁要“无知之幕”的虚构假设，不要“不可害人”的素朴常识，因而明显忘本的做法，肯定无助于强化，自由原则的说服力。毋宁讲，真想让这条原则深入人心，成为普通人的道德理念，除了完善对它的逻辑论证外，首先更应当正本清源，将它回溯到，“不可害人”的交叠共识那里。

突放明枪一响：这种忘本的做法，还进一步妨碍了，大牛对侵犯权益的伦理定位：“违反正义才能得到的益好，毫无价值（have no value）。”这显然有点轻描淡写了，因为坑人害人的不义行为，与其说是缺乏，正面的优点长处（merit），不如说是充满了，负面的价值意义，构成了道德生活中，不可接受的“邪恶”。

正因此，杀人放火、坑蒙拐骗等，突破底线的做法，才会成为人们，基于正义感，产生义愤的对象，从而既不同于没啥知识、不懂艺术之类，非道德的“坏”，又有别于吝啬小气、胆小怯懦之类，不高尚的“恶”，因为从自由原则的应然视角看，后面两类现象，道德上都可以宽容。

这样子咬文嚼字，绝非“毫无价值”的吹毛求疵，而是意义重大的拨乱反正：对于不义的邪恶，只用“毫无价值”的空泛定性，轻飘飘一笔带过，却不肯明确指出，它们不可接受、必须惩罚的实质特征，既不足以论证，尊重权益的自由原则，在理论上的优先性，也不足以巩固，它在实践中的强制力，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