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派正經64.“尊重權益”等於“不可害人”

《作為公平的正義》裡，羅爾斯特別強調了，他倡導的正義兩原則，與“交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的關聯，認為社會生活中，在宗教、哲學和道德方面，擁有不同理念的人們，都會因為這種關聯，一致認同它們，貌似想憑藉這種新見解，給正義兩原則接上點地氣。

不過哈，反諷的是，他堅持從無知之幕出發，展開抽象理性的論證，試圖讓正義兩原則，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做法，恰恰割裂了，尊重權益的自由原則，與一個最重要的道德共識：“不可害人”之間，沒法分割的內在關聯。

為神馬說，這個俗得掉渣渣，高雅人士一聽，還忍不住發笑的成語，是人們在倫理生活中，最重要的交疊共識呀？事實視角看，證據蠻充分：人類思想史上，絕大多數流傳下來，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宗教、哲學和道德思潮，亦即爾斯兄曰的：“統合性學說”，哪怕在其它方面，大相徑庭，針尖對麥芒，都曾以各種方式，其中也包括，倡導人際之愛的方式，明確肯定了，這種質樸的倫理意識。

舉個例：墨家的公義觀，明確指出“殺一人謂之不義”，堅決反對“別相惡交相賊”，反覆要求“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在墨家的影響，孟荀的仁義觀也主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

西方那邊吧，宗教方面，摩西十誡有好幾條，嚴格禁止殺人、偷盜、作假證、貪圖別個財物等，坑人害人的行為；後來基督宗教，又在這個基礎上，彰顯了“愛鄰人”的訴求。哲學方面，柏拉圖早就主張：“傷害任何人，都是不正義的”；如同前面所說，斯密也曾指出：“正義……旨在阻止我們傷害鄰人。”

再加上佛教、伊斯蘭教等等，統統有類似的見解，咱們顯然可以，底氣十足地宣布：“不可害人”構成了，人們在道德領域，廣泛擁有的一條交疊共識——無論其他問題上，他們的見解之間，有着怎樣五花八門的天差地別。

說白了，無論張三李四，還是某種統合性學說，假如公開聲稱，自己真誠信奉，坑人害人的理念，要麼沒法在社會生活中，找到信任他的朋友同伴，要麼難以在思想史上，廣泛流傳並產生影響，反倒肯定會受到，人們的鄙視和唾棄。

說穿了，大夥都熟的那句格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正是這種共識的直覺性體現：如果說“防人之心不可無”的命題，突出了人人都不想，受到別個坑害的一面，“害人之心不可有”的命題，則強調了誰都不應當，坑害其他人的一面，二者相得益彰。

問題僅僅在於，除開先秦墨家等，極少數例外，絕大多數統合性學說，倡導不可害人的同時，又將另外神馬東西，包括但不限於：血緣親情，宗教信仰，均等理想等，凌駕於這個質樸的共識之上，贊成人們為了，忠君孝父，崇拜上帝，消除剝削等，高大上的德性目的，從事貪圖財物，偷盜殺人，製造血海之類，坑人害人的行為，結果陷入了俺老漢，經常指認的“深度悖論”，嗯哼。

理論視角看，如同前一篇，在實然層面所講：“正義”和“權益”，恰恰都是因為人倫衝突，會給人們造成嚴重傷害，才在道德生活中湧現出來，試圖給人際行為，劃出一條“一以止”的底線，防止不可接受的“不義”傷害，因而可以說，它們的共享訴求，恰恰在於“不可害人”。

進一步瞧，如同《正義啟明》，在應然層面所講：一旦將大白話的“不可害人”，從自己、親人、朋友、同伴等等那裡，推廣到每個人，亦即所有人身上，它就轉型成了，文縐縐的“尊重權益”，從而在“坑害一個人”，與“侵犯他的權益”之間，直接劃了個等號。

就此而言，古典自由主義，倡導的所謂“尊重權益”，其實就是肯定了，每個人在人倫衝突中，都有不可受到侵害，應當得到尊重的倫理資格。正是在它的強有力影響下，猶太教、基督宗教等，才逐步走出了，以往陷進其中的深度悖論，雖然還有不少，勢力很大的統合性學說，繼續將不可害人的交疊共識，從屬於自己固守的，原教旨主義，沉溺在悖論中拔不出來，乃至越陷越深。沒頂。

遺憾的是，由於各種複雜糾結的原因，古典自由主義的大師們，並木有充分意識到，尊重權益與不可害人之間，這種兩位一體的關聯，反倒更喜歡，從自然狀態，自然權益，契約主義等，抽象浪漫的思想實驗出發，把權益說成是，人們一生下來，自動就被賦予的東西，卻與人倫衝突，不可害人等，不怎麼搭界。

不用講，羅爾斯訴諸原初狀態，無知之幕，契約主義等，闡釋自由原則的時候，同樣自覺地延續了，古典自由主義的，這種不接地氣，憑空演繹的慣性思路，結果自然是一樣一樣滴，甚至更有反諷的味道。

本來麼，大咖反覆表述的，那條自由原則：“每個人對某種平等的基本自由的，充分適當體系，都擁有同樣不可剝奪的權益訴求”，要是譯成了三俗語言，意思也就等於說：只要沒有侵犯，其他人的自由權益，一個人就理應享有，不可傷害，應受尊重的平等資格，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其中的“不可剝奪”，甚至還能看成是，“不可傷害”的同義詞：誰要是剝奪了，你的自由權益，也就等於實質性地傷害了你。可是唉，他非但木有據此揭示，這種割不斷的直接相通，反倒將二者截然分開了，結果讓他在行文中，對不可害人的不時提及，變成了一個相當黑的笑話。

首先呢，爾斯兄預設了，相互冷淡的理性人，“既不打算相互助益”後，接着就補了句：“也不準備彼此傷害”，卻木有察覺到，二者的微妙差異：兩人不肯幫助對方，無疑證明了，二位的相互冷淡；可兩人不願傷害對方，顯然證明不了，二位的漠不關心：倘若他倆真的不光性冷淡，哪哪都冷淡，就只會想着，如何達成自己意欲的益好，而不可能還那份閒心，顧慮對方會不會受到傷害。

毋寧講，假如人們能夠遏止自己，想要傷害別個的意向，哪怕他們木有，互幫互助的德性動機，也不再是相互冷淡的了，而是已經基於益他心，守住了尊重權益的底線，由此從精緻利己的溫右態度，轉向了自由主義的正右立場，以致的確有資格成為，羅大牌筆下的：富於“正義感”的“道德人”。

這樣子理解哈，被大師置頂的自由原則，肯定就能從理性人的預設里，包含的“不想害人”要素中，分析性地演繹出來咧，只可惜代價麼，不是一般的重：這個預設本身，由於同時承認了，相互冷淡與彼此尊重，兩個互不兼容的要素，潛藏着某種沒法融貫，不能自洽的自相矛盾，因而很難成立，不是？

其次呢，羅爾斯考察過，自然法的兩項“自然義務”：“不傷害人”與“相互幫助”，非但木有從中，汲取點兒養料，反倒宣稱：人們在原初狀態中，做出選擇的時候，對社會適用的，正義兩原則，優先於對個體適用的，自然兩義務。

不好意西吔，親，自信心要是木有爆棚到，忘了自己姓啥的地步，應該不會做出，這種因果倒置的排序，因為事情的真相是：並非哲學家，在書齋里思辨的正義原則，為普通人擁有的倫理共識，奠定了基礎，而是普通人，在生活中擁有的倫理共識，為哲學家思辨的正義原則，奠定了基礎。

尤其滑稽的是，大哲居然木有察覺到，他在20世紀精心建構的，正義兩原則，恰恰是對這兩條，悠久共識的摩登闡釋：自由原則直接彰顯了，“不傷害人”的“自然義務”，差別原則直接彰顯了，“幫助弱者”的“自然義務”。

正是這種地氣，都在眼前突突往外冒啦，可還是硬着脖頸，不肯去接的頑強執着，導致羅爾斯未能指出：尊重權益的實質，就在不可害人，結果讓《正義論》中，看似嚴密的邏輯鏈條，亂成了不管怎麼理，也理不清的一地雞毛。不堪。

無需曰，這種寧要“無知之幕”的虛構假設，不要“不可害人”的素樸常識，因而明顯忘本的做法，肯定無助於強化，自由原則的說服力。毋寧講，真想讓這條原則深入人心，成為普通人的道德理念，除了完善對它的邏輯論證外，首先更應當正本清源，將它回溯到，“不可害人”的交疊共識那裡。

突放明槍一響：這種忘本的做法，還進一步妨礙了，大牛對侵犯權益的倫理定位：“違反正義才能得到的益好，毫無價值（have no value）。”這顯然有點輕描淡寫了，因為坑人害人的不義行為，與其說是缺乏，正面的優點長處（merit），不如說是充滿了，負面的價值意義，構成了道德生活中，不可接受的“邪惡”。

正因此，殺人放火、坑蒙拐騙等，突破底線的做法，才會成為人們，基於正義感，產生義憤的對象，從而既不同於沒啥知識、不懂藝術之類，非道德的“壞”，又有別於吝嗇小氣、膽小怯懦之類，不高尚的“惡”，因為從自由原則的應然視角看，後面兩類現象，道德上都可以寬容。

這樣子咬文嚼字，絕非“毫無價值”的吹毛求疵，而是意義重大的撥亂反正：對於不義的邪惡，只用“毫無價值”的空泛定性，輕飄飄一筆帶過，卻不肯明確指出，它們不可接受、必須懲罰的實質特徵，既不足以論證，尊重權益的自由原則，在理論上的優先性，也不足以鞏固，它在實踐中的強制力，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