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派正經66.正義“兩”原則的“二元主義”困境

羅爾斯將差別原則，也當成強制他律的正義原則，理論上的荒謬處在於：由於把正義，分裂成了“兩”原則，他的“政治自由主義”，也跟着變成了，“二元恣由主義”，因此如同所有的，二元勞什子一個樣，會遇到怎樣才能，確保“吾道一以貫之”，以免邏輯上講不通的棘手麻煩，嗯哼。

實然各系列說了，尤其在道德政治領域，任何“主—義（ism）”的實質，都在於賦予某個，一以止的正“義”原則，“主”導一切的地位，允許它在衝突情況下，壓倒其他原則，對人倫關係發揮出，終極的決定性作用；誰要是違反了，則被認為是，造成了沒法接受的“不義”後果，應當受到他律強制的嚴厲懲罰。

《正義論》開宗明義，把“正義”說成是，“社會制度的第一德性”，還將它與“真理”，這個“思想體系的第一德性”相比附，目的就是強調，正義“說一不二”的底線效應：如同任何不真的理論，必須拒絕或修正一樣，任何不義的法律制度，也必須改造或廢除。

正因此，假如某種思潮站在了，多元主義或相對主義的立場上，主張多於一條的原則，都能發揮正義的底線作用，一旦這些原則之間，出現了沒法調和的衝突，它就會跟着布里丹驢子的節奏走，陷入無所適從的荒誕結局，即便不被餓死，邏輯上也會左支右絀，張口結舌，不是？

羅大俠儘管牛，可也逃脫不了，語義分析的必然性啊，所以一旦把自由與差別，都當成了正義原則，他的政治自由“主義”，肯定也會遇到，二元對峙的難題：萬一它倆之間，出現了張力矛盾，該咋辦吔。撓頭。

某種意思上講，爾斯兄強調，兩條正義原則之間，還有個詞典式的秩序，頭號自由優先於二號差別，就是打算避免，“一種主義，兩條原則”的邏輯窘境：儘管正義這種“第一”德性，是“兩條”性地呈現出來的，詞典式的秩序，照樣能夠確保，它是根一以止的底線，因為只有滿足了自由原則，才可實施差別原則，就能有效地防止，強調福利的差別原則，危害強調權益的自由原則，讓政治自由“主義”，左右為難，自相殘殺，內卷到死的尷尬局面。

儘管大師的考慮，的確屬於百密，但免不了也有一疏哦，一個不小心，就繞過了一個，繞不過的根本問題：假定自由原則本身，已經得到了充分的滿足，為什麼還要將，差別原則拉扯進來，也當成了正義原則呢？這樣子生拉硬扯，豈不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嘛，嗯哼。

大佬繞過了這問題，自然也不會為自己辯護了。不過哎，換位思考的話，貌似至少能找到，兩個可能的答案。第一吔，這種定位意味着：居於首位的自由原則，並非正義的決定性因素，反倒還潛含着，製造“不義”的邪惡契機，尤其會造成，獲益最少者沒達成最大福祉，這種不可接受的嚴重後果，所以必須用差別原則，糾正自由原則造成的“不義“現象，讓正義真正得以確立。

然而哈，這樣子一來，咱們就木有理由，再把重權益的自由原則，說成是正義的頭號原則咧；毋寧曰，更應當將重福利的差別原則，提升成正義的唯一原則，自始至終優先防止，會讓獲益最少者的最大福祉，實現不了的不義現象，而不是自始至終優先防止，會對任何人的應得權益，造成嚴重傷害的不義現象。

無需講，這個可能的答案，會讓爾斯兄徹底背棄，他自覺指認的自由主義立場，改換門庭，轉而投靠他抨擊過的，效益主義威虎山，因為實現獲益最少者的最大福祉，顯然灰常接近，實現“最大多數的最大福祉”，這個效益主義的終極目的，從而一舉把他拋入到，精神分裂的巨大危險之中……

暗射冷箭一枚：時光倒回去一百年，大不列顛的約翰·密爾，恰恰曾這樣子，在兩大思潮之間，徘徊不定，猶豫不決，不知道站哪邊才好，因為他一方面承認：“對人類福祉來說，禁止人們相互傷害的道德規則，至關緊要”，並要求把這條規則視為，每個人都有自由權益的，一個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又自覺地肯定了，效益主義的立場，彰顯了“最大多數最大福祉”的終極意義。精神想不分裂，都沒門兒，不是？

第二吔，這種定位意味着，居於首位的自由原則，雖然是正義的決定性因素，只要貫徹了它，就足以確保每個人的自由權益，都得到平等的尊重，防止坑人害人的“不義”現象，但還是會留下，人際間的某些不均等，尤其是財富方面的不均等，所以有必要訴諸差別原則，減少這些令人遺憾的“不良”現象。

“同情”理解地曰：這個可能的答案，仿佛更接近於，爾斯兄的初衷，否則的話，他就木有必要，一方面特別強調，自由原則的優先地位，另一方面又動用，原初狀態下的無知之幕，這種漏洞百出的虛構預設，也要將差別原則拉扯進來，當成一條正義的原則來推崇啦，嗯哼。

不過吔，儘管初心完美圓潤，邏輯上的窟窿，照舊清晰可見：倘若承認了自由原則，作為正義的根本性因素，足以確保正義的充分實現，尤其可以有效地防止，侵犯權益的不義現象，那即便還留下了，財富或其他方面，某些不均等的不良缺失，需要差別原則加以彌補，也不必因此就將它，當成正義的二號原則，他律強制地付諸實施呀？

轉個彎子問哦：要是差別原則旨在克服的，人際之間的不均等，並非自由原則造成的“不義”，那為什麼非要把它，當成了“正義”原則來使呢？這樣子的定位，豈不是依然潛藏着，第一個可能的答案：實現了重權益的自由原則後，獲益最少的弱勢者，還是會遭遇，只有重福利的差別原則，才能消除的“不義”？後面就能看到，大哲的某些白紙黑字，的確印證了，第一個會造成，精神分裂的可能答案，才是《正義論》自身，內在蘊含的必然闡釋。

於是乎，這樣子的必然闡釋，就讓兩條原則的張力衝突，變得白熱化起來咧。問題在於，雖然兩條原則，同樣強調“平等”，各自的具體內涵，卻微妙有別：自由原則側重於肯定，每個人在所有方面，包括但不限於：財富收入等方面，擁有應得權益上的平等；差別原則雖然承認了，自由原則造成的，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卻又嚴格限定了，它們“可以”存在，亦即被允許存在的前提，因而側重於肯定，每個人在經濟方面，用於趨於均貧富的平等。

這樣子觀，兩條原則所在的維度，就大相徑庭啦：差異原則旨在克服的，與其說是自由權益，受到侵犯導致的“不義”，不如說是自由權益，受到平等尊重，的前提下，由於其他原因，依然消除不了的，財富收入“不均等”。這樣子的不均等，雖然不盡人意，令人唏噓，乃至引起不滿，但與坑人害人—侵犯權益，因而道德上不可接受，激發義憤的不義，就不可同日而語了，不是？

說白了，正是基於這條理據，咱們才不應當，如同羅爾斯那樣子，打着“分配”的旗號，把差別原則也歸入，“正義”的範疇了：倘若將正義理解成，人們在道德領域內，不許突破的行為底線，那就只有如何在人們之間，平等地“分配”自由權益，包括平等地“分配”，擁有財富的自由權益，亦即所謂的“財產權”，不許它們受到任何侵犯的事項，才有資格屬於“正義”的範圍了。

相比之下，要是自由權益，包括財產權等，業已得到了平等的尊重，如何在人們之間，用相對均等的方式，進一步“分配”財富收入，為弱者提供福利，以求減少貧富差距的問題，儘管也有無從否認的重要意義，但由於不涉及，坑人害人的“不義”因素，就超出了“正義”的範圍，放在“德性”的板塊更合適。

怎麼個意思呀？無論是誰，看到自由原則得以實施後，還存在各種不均等，尤其是獲益最少者，依然過着令人傷感的，貧窮困苦日子，都有理由號召大家，出於關愛弱者的動機，為他們提供福利，幫他們改善生活狀態（不是與理性人的預設，脫不了干係的，神馬“最大福祉”哦，親）；財富方面的獲益較多者，尤其應當自願自為地伸出援手，盡到一臂之力，從而讓自己生活於其中的社會，不僅符合正義，而且充滿良善，努力減少由於不均等，引發的張力衝突。

曰得更好懂點：一方面，對於坑人害人的不義行為，咱們必須義憤填膺，訴諸自由原則的正義底線，施加他律強制的嚴厲懲罰；另一方面，對於貧富不均等的遺憾現象，咱們應當基於益他動機，通過慈善捐贈的德性途徑，展開自願自為的福利援助，俗話或曰：“正義的歸正義，德性的歸德性”，嗯哼。

很不幸，自打亞里士多德先生，將“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與“矯正正義（compensatory justice）”分隔開，西方學界就生成了，某種越來越嚴重的傾向，將減少分配不均等的德性任務，通過乾坤大挪移的方式，轉進到了政治板塊中；爾斯兄在“政治自由主義”架構里，高談闊論差別原則的“分配正義”，不過是這種傾向，最摩登的一個表現罷了。

正是在這個意思上講，老羅不惜訴諸，無知之幕下的冷淡理性人，只擔心將來成弱者的片面假定，堅持把差別原則當成正義原則，就在理論上混淆了，深度有別的自律德性與他律正義，流露出了把正義前提下的財富“不均等”，也說成是“不義”，以致將“正義”歸結為，“實現財富均等”的扭曲意向，從而清晰展現了，“一元正義”變成“二元並立”後，勢必面臨的種種邏輯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