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勤而不富（4）：一个样板

在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将视角放在中国的国富民穷这点上。中国的民穷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事实，而且，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一颗威力巨大无比的炸弹，炸掉一切在几千年来无法改变的生活模式。

中国政府从取得政权开始，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强制性的不公正再分配，通过对自己所拥有支配权的滥用，来制造一代代的、实际上的奴隶劳工，为一小部分人谋福利。开始时被牺牲掉的，是中国的农民，现在，又在这个大群体里面，加上了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宁可选择自杀而不愿意生存下去？！生不如死的事实，看来，是得有人要面对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靠共产党内部有识之士的自我觉悟，是个自欺欺人的伪宣传。

我们避开中国的基于不公平的再分配而带来的贫穷，而基于中国人的特性，也就是个性、民族性，来看看，我们这些在那样的环境下成长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人格缺陷和个性上的先天不足，让我们即使是实实在在的长期勤奋，也还是无法获得和这样的勤奋对应的富有——即使是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

这里的一个例子，在很大的程度上给予了我们不错的答案。

在中国，向上走的机会大门，一直就很窄、很小。

对于普通人家的孩子，你如果想向上走，谋求一个未来更好的人生活法，最好的途径，就是在那无聊，同时又看上去风光无限的考场，显示自己的风采。

结果，造就了一代代的，不仅擅长于死记硬背，而且还擅长于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精英”。人类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在一代代的打磨和消灭之中，通过基因淘汰，将有创新和竞争优势的人类精英，给慢慢的消灭掉了。

得益于这种消灭，以集权控制财富为主打的几千年下来的中国历史，才演绎了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几千年来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做事方式和生活规则：勾心斗角，投机取巧，言不从心，···。

中国人的创造力不够，一则是人类基因逆向淘汰之下的必然结果，再则，在这个淘汰过程中，还有长期打造的，以应试教育为主打的人才再造模式，结果是将本来就剩下不多的创造性基因和习性，给继续的打磨得干干净净。

在中国那样的教育模式之下，在中国的那种集权政治环境下，你期望大批量的打造美国式的，以创造力为主打的精英，自然是不可能的。那样的人很难有生存的机会！

中国人的愚昧就在于，即使是事实已经一次次的证明了，那样的模式打造的第一，最终要么有心理问题，要么就是“只好看不好用”，还是有人对于诸如高考状元之类的头衔，喜爱至极。这和中国政治家们喜爱的以浪费为结果的政绩工程喜好，是不是如出一辙呢？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你会发现，问题远不在应试教育这点上。那只是一个外在的表象而已，只是结果，还不是原因。中国的政治环境不改变，中国资源分配权利的不调整，再过几千年，中国人的高分低能国民性，也不可能获得根本性的改变。

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相对比较自由的教育模式之下，擅长于在学校教育模式之下玩转的人，最终被打造的，多数的，也只会是低下的创新能力。下面泰尔的话，已经说的清清楚楚了。

由他的话来引申就是：中国的教育模式打造的本来就是一大堆的创新意识上的低能儿，即使将这批在中国教育模式和考核标准下优秀的“精英”，放到美国的生活环境，能够做的，多数也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个的，能干的打工仔！

而且，更为可悲的是，这些高级的打工仔，还会一如既往的按照自己的生活模式，来打造他们的下一代，造就更多的高级打工仔。

习惯养成个人，个性打造人生！不改变习惯的形成环境，你又怎么样能够改变个性？没有好的个性，你又哪里弄到有创新，敢于和善于承担风险的商界领导者？

那些为数众多的，自得其乐的，兴高采烈的，谈论自己孩子怎么样进入藤校的文章，和大量读者对这类文章的喜爱，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了这点。当华裔在哈佛和犹太人较劲，比较种族在入学人群中所占比例高低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过：为什么贫穷的犹太人第一代，能够培养出像鲍尔默这样的，可以在微软做CEO的精英，而也有大量的华裔毕业的哈佛，却很难有这样的人才出现呢？

到了哈佛再来谈论创造力和商业智慧，是不是已经太晚了？！

哈佛给你的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飞机的跑道和加油站而已！如果你没有一个可以翱翔蓝天的性能良好的飞机，你又能够怎么样的飞翔呢？即使你有一流的跑道和导航员？！

和犹太人相比，在创新和致富这一块上，即使再给我们几代人的时间，即使是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华裔，我们还是会输的很惨很惨。这里面早就不仅仅只是语言和皮肤的颜色问题了。

很多人强调自己不被重用，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能够让自己才能充分发挥的平台存在和提供给自己。但是，你想过没有：真正有大的造就的，有几个是基于他人给予的平台？又有多少是基于自己承担风险而打造出来的平台？

中国人喜欢强调“人家给予我的环境”的重要性，还是几千年的奴性教育的结果：我们的历史给予我们的，就是按照皇上的意愿，好好的当个奴才。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一展自己才华的机会。不然的话，屈原不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吗？！

教育，特别是基于学校教育，想打造一个个创新力出众，通过创新和智慧获得巨大财富的真正精英，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如果作为一个族群，华裔都按照自己理解的比较安稳的生活模式，来通过让自己的子女获得全优的成绩，再进入藤校，再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来过日子，虽然这个（基于预先拟定好的计划进行）的模式看上去不仅非常可行，而且还效果不错，那么，你看到的，即使是在千年之后，也还是和现在差不多的结果：华裔主体的生活，依然还是勤奋而不富有。

在这里，我又想到了那个老是被人问到的话题“为什么华裔在美国难入主流”？

为什么，因为我们想做的就是“奴才”的工作，就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也不应该入主流的事情。就像开车，你预先就计划好了，要进入一个不是主流的车道，那么，你又能够怎么样进入主流呢？！

“哈佛是计划出来的”，我一直记得一位自豪的母亲，在介绍自己孩子进入哈佛的成功经验时说的这句话！自豪之中的悲哀，她是永远也不可能理解的！更别谈，她的孩子进入哈佛的方式和所积累的素养，到底与那些表面上看去没有多少差别的，也进入哈佛的犹太人孩子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了。

而且，更为可悲的是，有这样思维模式的华裔“精英”，还真的是不少。

只有大量的高智商者，为了创新的结果而承担风险，而因为这种风险承担有可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上的回报，而又因为这种回报的存在而有大批量的人去尝试，在“牺牲掉”一部分之后，才有可能冒出一小部分巨大的成功者。

中国人的问题，包括我们这些华裔，就是非常的自私自利，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为了个人的短期利益，为了风险尽可能小的回报，而费尽心机，而“勤奋”，而低价的出卖自己的青春，时间和人生的价值！

华裔在美国的政治地位，最终还是由我们的经济实力来决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虽然我们个个能够夸夸其谈半天，可是，又有几个人真正的理解呢？！

我们在美国的地位，得靠我们自己去打下。即使再伟大的祖国，对于我们在新世界的生活的价值，也毕竟非常有限。不要在这方面浪费太多的时间。也同时希望，《万维网》的网管们，少在这方面鼓励。让我们多关注我们新的家乡吧！中国国内的事情，有的是关心的人，轮不到我们在这里“不腰疼”的“站着说话”。

还是好好的关注美国生活，关注你所生活的社区吧！从理解开始，到习惯，到投入，最终，你也就慢慢的融入了主流了。

附录：硅谷亿万富翁泰尔

2012年07月23日

腾讯科技讯（琴岛）

泰尔是一名职业套保基金人，同时在经营一家风投企业，此刻正在位于帕洛阿尔托最热闹地段大学街（University Avenue）的Café Venetia咖啡馆等候区等位。大学街（University Avenue）是硅谷科技产品发布的前哨港。放眼望去，这家咖啡馆的客人都是一些使用苹果设备、穿着不太讲究但精神饱满的人，他们的讨论话题都离不开自己的创意点子和风险投资。十年前，泰尔就在这家咖啡馆的同一个位置和朋友艾伦·马斯克（Elon Musk）见面讨论PayPal，最终决意让这家在线支付公司PayPal上市。在上市不久后的2002年，PayPal以15亿美元的价格被eBay收购，而泰尔也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5500万美金。

泰尔的大部分产业几乎都设立在Café Venetia附近。PayPal最初的办公室就在离这条街只有5个街区的一家自行车商店上层。街对面就是大学街156号，即Facebook最早的办公总部。2004年夏季，泰尔为哈佛辍学生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投资了50万美元，这是Facebook获得的首笔外部投资，这次投资为他赢得了7%的Facebook股份，并成为公司董事会成员，如今他的股份估值为15亿美元。搬入Facebook办公室旧址大学街156号的是帕兰提尔技术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旗下软件能够辨别出信息流细微不同的模式，从而帮助政府机构追踪恐怖事件、欺诈行为等犯罪活动。泰尔是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他为此投资了3000万美元。现在这家公司市值为25亿美元，泰尔任公司董事会主席。可以这么说，泰尔算得上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技术创投人。

信息时代为泰尔带来了巨大财富，但是他仍然对此失望。他认为，互联网技术革命没有创造充分多的就业岗位，也没有提升制造业水平和社会生产力。一个个虚拟世界的创新并不能取代现实世界的技术进步。他认为，“互联网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影响并不大。苹果是一家创新型公司，但是我认为它更着重于设计上的创新。” Twitter用户很多，但是为其工作的美国员工却很少。“虽然未来十年将有500人获得就业保障，但是这个数字对于整体经济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民众未来一二十年生活标准。”不过，泰尔认为Facebook“从整体上考量是成功的。”因为Facebook从根本上瓦解了社会结构，以至于在中国遭到禁止。这就是泰尔对社交媒体时代所做的大部分评价。

泰尔甚少更新自己的Facebook页面。他也“不习惯使用BlackBerry、iPhone或者电子邮件这类东西。”甚至直到一年前，他才开始发短信。他拥有一台跑车，但是却不是很精通车上的语音识别系统。他在旧金山海滨区有一处价值700万美元的住宅，并在毛伊岛购置了一套价值2700万美元的海景房，但是他却认为硅谷越来越高的房价并不能说明它的进步，而只是“人们很难跟上它的步伐”。在Café Venetia从来都是人满为患，大学街其他店铺也一样，这让附近的房价也高得让人瞠目结舌。硅谷的繁荣，不过是又一个精英们狭隘思考的产物。

泰尔出身中产阶级，并持有斯坦福和斯坦福法学院的学位，曾经就职于美国上流阶层的纽约律师所，还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工作过。目前，他有两名助手和一位厨师，阅读的书目有些晦涩难懂，是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哲学著作。他厌恶所谓的精英阶层，认为“精英阶层总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以乐观的态度来曲解事实。如今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了。如果你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你的收入排在全国前10%的位置，可以预见接下来20年你的生活将是一帆风顺。到60年代晚期，你会去一家不错的研究所就读，70年代晚期就可以在华尔街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然后你还赶上了经济大繁荣。这是一个61岁老人艰苦奋斗的励志故事。可是，并不是每个美国人都有这样顺风顺水的人生。其他的同龄人的故事并不是这样。”

泰尔虽然质疑互联网的重要影响力，但是却同样关注着技术的发展，事实上，他对技术很着迷。他认为，曾经发明了现代流水线作业、摩天楼、飞机和个人电脑的美国，现在却失掉了对未来的信仰，对此他很悲哀。泰尔认为，如今的美国是各种小打小闹的电子科技玩意儿的天堂，却忽视了科技改变世界这样更加壮阔的理想。他怀念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那个美国科技普及的全盛时期，对未来世界发展各种可能性的讨论成为人们日常对话的常见主题。泰尔深受《美国之挑战》（The American Challenge）这本书的影响，本书由法国作家薛文·舒瑞伯（J. J. Servan-Schreiber）所著，出版于1967年，是一本享誉全球的畅销书。舒瑞伯提出，美国所掌握的先进技术和教育将把世界上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头，并预言了2000年后工业时期的美国乌托邦社会。那时，时空将不是沟通的壁垒，人们收入差距将缩小，电脑将解放全人类，“一周将只需工作4天，每天只需工作7个小时。一年中将有39个工作周和13个假期周…所有这些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

那个时代，《杰森一家》和《星际迷航》风行，很多美国人都坚信不用太久遨游外太空将会变成平常事。人们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产生了一些奇思妙想：修建水下城市；变沙漠为森林；发明机器人提升人类生活质量；改造旧金山湾成为两个巨大的淡水湖，由大坝隔断，堤坝上修建多条高速公路。那个时期小孩子都徜徉在科幻世界的海洋，他们的心中装着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和克拉克等科幻作家的作品，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科幻世界似乎比现实世界都更加真实，并最终将取代现实。

泰尔认为，人们对未来热情的退却始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自此，我们放慢科技发展的步伐。今天，60年代的科幻小时看起来就像是从遥远的年代穿越而来的古董。“从科幻小说的衰落我们也可以看出未来主义理念的瓦解。如今的技术要么就没用要么就是对社会不利。1970年的25篇最佳科幻故事选集中都是类似‘带我的机器人朋友月球漫步’这样的故事，而到了2008年，则变成了“在由原教主义者穆斯林联盟统治的银河系，很多人猎杀行星，并以此为乐。’”

在泰尔创办的风投企业Founders Fund网页上有一篇《宣言》，“曾经我们想要的是飞行汽车，而不是短短的140个字符（指微博）。”他认为，是想象力的丧失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崩溃、工资停滞不涨到金融业的过度膨胀等诸多问题。他说，“这些改变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却不是进步。”

关于成长和进步，泰尔也有亲身经历过的故事。他的故事开始于黄金时期末期（1967年），地点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一岁时，因为父亲克劳斯（Klaus）的缘故举家搬迁到美国的克里夫兰。父亲克劳斯多次跳槽于几家大型的工程企业，因此全家也跟着去了很多地方，比如南非、纳米比亚等多个国家。泰尔先后在7个不同的地方上过小学。最终在五年级时他在旧金山湾福斯特市稳定下来。早期的成长环境让泰尔充满了自信、聪明，也独自享受着孤独。他是一个数学天才，也是一位象棋高手，在他的棋具上贴着的人生格言“生而为赢”。青少年时期，他最爱的读物是“指环王”，他也反复阅读这本书。之后，他喜欢索尔仁尼琴和兰德的作品。高中时期，他开始信仰自由意志主义，甚至成为自由意志主义的极端信徒。

泰尔现年44岁，我们不难想象他的青春期到底是什么样的。他走路的姿态稍稍前倾，身体对于他来说就是负担一样。他有一头红褐色头发，鼻子高挺而丰满，一双漂亮的蓝眼睛，洁白的牙齿。他爱穿T恤和拖鞋，喜欢和朋友在咖啡馆聚会。在电影社交网络中有提到他，对于那个出镜34秒的泰尔扮演者，他认为扮得太老，他本人更年轻，电影中的扮相更像是投资银行家的装扮。如同21世纪的大多数富有人物一样，他拥有很多奢侈品，但是他仍然没有养成奢侈消费的习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嗓音，深邃而扁平，仿佛有金属卡在喉咙。在思考的过程中，他可能被思绪卡住而陷入沉默，或者会结结巴巴地说上40秒。泰尔从来不中伤别人，也不说人八卦，很少开玩笑，却乐意为别人的玩笑捧场。私下里，他为人坦率，同时让人难以捉摸。你可以向他提出任何问题，他会事无巨细一一解答，但是他都会以自己的思维方式来回答，以至于你很难弄懂他到底在想什么。

说起泰尔最亲近的朋友，得要追溯到PayPal早期（90年代晚期），或者说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斯坦福求学时期（80年代末）。他们俩在很多方面都很相像：都是男性、保守派、在数学和逻辑思维领域都具有极强天赋。他们的友谊在一次次的抽象辩论中逐渐加深。泰尔的这位朋友就是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他于2002年离开PayPal ，现在经营着一家商业社交网络网站Yammer。两人在斯坦福求学时期结识，那时候俩人都是学校一个吃货俱乐部的成员。俩人讨论的主题非常广泛，包括进化论、自由意志哲学、人择原理（人择原理认为，某程度上是因为这样的宇宙才允许类似人类的智慧物种存在，才有可能会有生物意识到有宇宙这个概念）。“他总能在5分钟之内驳倒你，就像下象棋一样。他是一名自由意志主义者，但是他也会问类似‘核武器交易市场的存在合法吗？’这样的问题。他总是深入的挖掘论点，并找到你的漏洞。他喜欢赢。”

1998年夏季，刚刚来到旧金山区的23岁乌克兰程序员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在斯坦福大学听了一场泰尔关于货币交易的演讲。第二天，他们在帕洛阿尔托见了面，他们希望打造一个电子支付系统，让电子商务交易变得简单、统一和安全，这就是日后PayPal的雏形。列夫琴说，“我喜欢结交聪明的人，我发现自己喜欢和泰尔呆在一起。”在开发第一款PayPal模型时，俩人总是拿出古怪刁钻的数学题，希望难道对方。列夫琴表示，“就像是情侣之间古怪的取悦方式一样，这是我们这种怪人取悦彼此的一种方式。”

2005年，泰尔与埃利泽·尤德考斯基（Eliezer Yudkowsky）相识于前瞻协会（来自帕洛阿尔托的纳米技术智囊团）的一次聚餐上，后者是一名人工智能研究师。两人辩论的主题是，在股票市场，是否可以避免技巧，是否愚蠢的反面就是智能。尤德考斯基说，“我记得，我们之间的辩论非常愉快，触及的知识面极其广泛，这种体验只能在IQ测试时才可能有。”

在硅谷，极少有人能够像泰尔一样，既能在商业版图上驰骋，又在哲学上有广博见识。他不遗余力、克服重重困难打造PayPal，目的就是为了发明一种全新的可以脱离政府控制的在线货币。（虽然PayPal在商业上成功了，但是却没有实现自由主义意志的理想。泰尔把这次失败归因于911之后人们担心恐怖主义者会利用电子货币系统）。在斯坦福求学期间，泰尔深受法国哲学家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的影响，吉拉尔认为人类有“趋同欲望”(mimetic desire)，即有学识的人想要同样的东西，这可以用来解释各种社会冲突和社会暴力。想象一下在各个方面，人们像动物群落一样扎堆，这是多么让人不安啊！趋同理论会让不得不思考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却基本上被隐藏和屏蔽掉了。作为一名创业者兼投资人，我总是试着做些逆向投资，反对随大流，在一些鲜有人关注的领域寻找机会。”

泰尔敞开怀抱接纳新事物，他的朋友们对此评价是知识分子的古怪性格。艾伦·马斯克（Elon Musk）离开PayPal后创建了私营太空公司SpaceX（主要制造低成本的火箭和太空飞船）和电动汽车制造公司Tesla，他对泰尔的评价是，“他从不墨守成规。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拥有不受限制的批判性思维。大家不是通过类比思考就是随大流。泰尔更喜欢以第一性原理来看待事物。我也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但是泰尔是一名更加彻底的自由意志主义者。”

不过，在个人性格上，泰尔有些缺陷。他像一个早熟的少年，总是对世界充满着不安。有一位认识他十多年之久的人说，“他非常理性，我不知道他对于人类感性情感的重视程度。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有任何情感表露。感性确实不是他人格中最为发达的一部分。他身上有很多矛盾和冲突的元素。” 他既是同性恋者，又是一名基督徒，这两个事实他不会在公共谈话中透露，也不会在私下里说起。虽然他喜欢和人竞争，但是他却很讨厌冲突。身为PayPal的CEO，他通过授权的方式避免了人员管理过程中的人际摩擦。他雇佣的人都是思维相似的朋友，因为他认为人与人之间要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实在是太难了。

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是泰尔的另一位朋友。雷德和泰尔也是斯坦福的校友，那时候俩人就在财富创造中个人和社会哪一个更重要展开过辩论。泰尔常常引用撒切尔夫人的一句话，“根本就没有社会这样的事物，有的只是独立的男人和女人们。” 霍夫曼比泰尔更左倾，反驳道，财富组成社会的结构。1997年，霍夫曼把自己信仰的这种社会理念付诸实践，推出了一个在线交友服务SocialNet，泰尔称之为“第一家社交网站公司”。虽然用户最终接受了这种虚拟的在线身份，但是大部分人并不想以这种方式在线联系。后来，这个模式失败，霍夫曼随之加入了PayPal董事会，成为公司对外关系副总裁。

2002年，PayPal被eBay 收购，泰尔开始涉足投资领域。他设立了避险基金Clarium Capital Management ，自己私人注入了1000万美元。2004年夏季，霍夫曼（那时候他刚刚创建LinkedIn）和硅谷顽童肖恩·帕克（Sean Parker）把泰尔引荐给了扎克伯格，当时扎克伯格正在为Facebook寻找主要投资人。泰尔总结，在大部分同类公司都失败的情况下，Facebook却成功了。他觉得，这笔投资可以算是自己对朋友霍夫曼哲学争论上的让步。“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认为，如果一个社会被极权主义统治，或者极权主义统治一切的社会是病态的。如果我过去就是一名彻底的自由意志主义者，那么我不会投资Facebook。”

Clarium就像是一颗坠落在对冲基金领域的陨石。泰尔和同事们开始实践逆向投资的理念，当其他人都在抛售的时候，他们购买了日本政府债券，当其他人都能源业时，他们却大量买进，因为认为石油资源正要耗尽。他们还发现了美国房产市场日益增长的泡沫。2008年夏季，Clarium资产超过70亿美元，六年之内增长了七倍之多。泰尔在投资业界名声鹊起，被誉为投资天才。同一年，美国自由意志派杂志《Reason》采访了泰尔，“我乐观的相信，即使政治是反自由意志主义的，但是这正是世界变得更加自由意志主义化的体现，可能它只是事物变得更好的体现。”2008年9月，Clarium把大部分的业务转移到了曼哈顿地区。

也就在2008年9月末，金融市场崩溃。Clarium基金开始亏损，逆向投资成为泰尔的敌人。他一直在买进股票，因为他相信会有国际资本介入来稳定全球经济，可是股票却一路狂跌。2009年，他卖空股票，后来股票却上涨。投资人开始收回投资。一些投资人开始抱怨，虽然泰尔有不错的点子，但是却不会把握时机，也不会处理风险。甚至有一名最大投资人说Clarium基金就像是为了泰尔搞个人崇拜而设立的，里面的员工都是一些年轻的文化人，他们敬畏老板泰尔，模仿他的政治主张、国际象棋下法，以及像他一样鄙视电视节目和体育活动。Clarium继续痛失血本。2010年中期，泰尔关闭了纽约办公室，把Clarium搬到了旧金山地区。这一年，Clarium市值只有3. 5亿美元，其中2/3属于泰尔本人，这也是他所有的流动资金。“Clarium对于泰尔来说是公司也是家。他十分善于和人竞争，在2008年夏季差一点就跻身于世界级别的对冲基金领域，成为约翰·鲍尔森（John Paulson）这样的对冲基金大师一样的人物。不过，很可惜他错过了，”泰尔一位同事如是说道。

泰尔第一次遭受职场上的失败，但是他却坦然处之。他没有因为失败而搅乱整盘棋局。不过，随着个人财富的减少，泰尔开始秉持一种悲观论调，那就是科技发展速度正在逐渐放缓。他开始相信，没有新的技术革命，全球化进程将会放慢脚步，这将会导致更多冲突和矛盾，可能会是世界范围内的冲突。

泰尔和帕克以及其他四人一起经营着一家Founders Fund基金，此外，泰尔全身心投入力量到几个有风险的项目上，这些项目与其说是为了经济回报，不如说是为了乌托邦似的梦想。他还注资在纳米技术、外太空探索和机器人研制上。他成为奇点研究所（Singularity Institute）的主要捐助人，这个智囊团机构由他朋友尤德考斯基联合创办于2000年，之所以注资于这家公司是因为泰尔相信，比人类更加智能的电脑将比其他任何技术都能更快速地提升人类的生活。一直以来，这家机构致力于打造一种机器，这款机器可以制造比本身版本更加智能化的机器，同时也确保这种智能化爆炸技术能够“对人类保持友好”。泰尔还为Methuselah Foundation投资了350万美元，这家机构致力于抗衰老研究。他是海洋家园协会（Seasteading Institute）早期捐助人，海洋家园协会是一家基于自由意志主义的非营利性机构，由Google前工程师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孙子创建于2008年。Seasteading意即海洋家园，是指在漂浮在国际水域的新国家，住在这个水上社区的公民可以不受任何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创生一个极简主义形态的政府，以此刺激现存的社会政体在竞争的压力下进行改革。泰尔对这个点子很着迷，并且为此项目捐助了125万美元。

对于科技正放缓发展步伐，泰尔的答案是，那些企业主力量太过单薄，也过于鲁莽，被发展的憧憬蒙蔽了双眼，以至于忽视了了无知大众的需求。2009年，泰尔在卡托研究所网站上发布了一篇文章《论一名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养成》（The Education of a Libertarian）。他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由意志主义者伟大的任务就是逃离政治的所有束缚形式，从极权主义、原教旨主义到盲信的所谓社会化民主…目前我们正处于技术和政治殊死搏斗的时代…世界的命运取决于某个人的努力，取决于某人是否建立和传播自由主义的理念，让这个世界更好地适宜于资本主义发展。显而易见，这里的“某人”是指谁。

这是硅谷一个平常下雨天，泰尔身着风衣和牛仔裤，驾着深蓝色的奔驰SL500，正在101国道和海湾之间寻找着某个工业园区。他要找的地址是一家致力于抗衰老研发的叫做Halcyon Molecular的公司。泰尔是这家公司最大的投资人和董事会成员，此刻他开车前往此处，可是并没有系好安全带。“我总是在系还是不系安全带上摇摆不定，”他说道。

我问他为什么会犹豫。

“心中就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赞成一方认为系上安全带会更安全，反对一方则认为，如果不系安全带将会更加小心的开车。”他来了一个左转弯，然后系好了安全带。他说，“经验告诉我，如果系好安全带，同时也小心地驾驶，那是最为安全的，我是认同这个观点的。”

泰尔讲述了他第一次意识到死亡的故事。虽然这件事发生在他9岁时，可是这件事如同发生在今早一样历历在目，那时候，他正坐在父母在克里夫兰公寓里的牛皮地毯上。他问父亲这些地毯是从哪儿来的？父亲告诉他是取自于牛身上。他问，牛怎么了？父亲答道，牛死了。他又问，这是什么意思？死亡是什么东西？父亲告诉他，所有的牛都要面临死亡。所有动物和所有人类都要死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郁闷的一天，”泰尔回忆道。

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烦恼。甚至成年后，他对死亡还是无法释怀，或者对他所谓的每个人都将无法避免死亡的想法无法释怀。泰尔认为，对于数百万人来说，接受死亡的必然性意味着必须忽视和刻意遗忘它，这是民众自己发展的一套生存哲学。泰尔把死亡看作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早解决越好。在现有的医疗研究水平上，他希望自己能够活到一两百岁，这是他在综合考虑现在最长寿命可能性折中后的结果。

2010年，他在Founders Fund的另一位朋友兼合伙人卢克·诺斯克（Luke Nosek）告诉泰尔，有一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正在进行一项研究，即通过一种方法利用电子显微镜读取整个人类基因组DNA排列顺序，其发展前景是让医生快速地了解患者基因组成，而成本只需一千美元。Halcyon Molecular公司的目标就是彻底改善遗传病检测和治疗的质量，泰尔决定通过Founders Fund为其进行首次注资。他注意到Halcyon年轻的科研者们充满了天份和热情，因此当他们问他是否能够提供5万美元注资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为Halcyon第一轮融资投入了50万美元。

泰尔最终找到了Halcyon公司的办公室地址，停好车后，他匆匆忙忙地进去了。在过道里，有一组海报上写有“如果给我们更多时间？”还有一张未来主义图书馆的图片，一排排巨大的书架，标题是，“129864880部名著，你能读多少？”会议室正举行全体会议，大约有40个与会人员，大部分年龄都在二十到三十岁左右。他们轮流进行幻灯片展示，创始人威廉·安德雷格（William Andregg）偶尔会提出问题。安德雷格28岁，是个瘦高个儿，身着工装裤和一件皱巴巴的衬衣。当年他在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天他写了一个清单，上面列出了人生中想要做的事情，其中包括去太阳系之外旅行。他后来意识到，如果人类寿命不能延长，那么这个梦想完全不可能实现。为此他郁闷了好几周，之后，决定把“对抗衰老”列为清单之首。起初他并不太提到这个词，不过，泰尔建议把这个词作为公司的广告词，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很疯狂，但是其他人会被此吸引。

在这次会议上出现的专业术语，泰尔都能够应付得来。有一名员工的演示特别晦涩难懂，于是泰尔举起了手问道，“我知道提这个问题有些冒险，不过我想知道的是原型A的进展。”

“在今年初夏完成了50%，夏末时候完成了80%，”演示人员答道，他一手拿着激光笔。

“很好。”

我离开了一会儿，泰尔在他的黄色拍纸薄做了笔记。“把大原子（铂或金质）吸附在DNA上，因此它们就能在显微镜下显示出来。”

作为例行周会，几名员工做了一些关于个人的演示。Michael Andregg是威廉的胞兄兼公司的CTO，他展示了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如下：

人体冷冻法，如果其他技术最终失败的话

玩闪躲球

个人化的电子档案化

基于人工智能或者上传创建超级智能

“上传，”我后来知道，这是指用一台电脑来仿真人脑。

在出口处，泰尔开始为员工布置功课，公司每位员工须在下周一时列出自己所知的最为聪明的三个人。他对这个团队说，“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借助既有的渠道和网络打造一些东西。”这就是他创建PayPal的方法。“我们必须充满激情来创业，心中需坚信它一定会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一旦到达拐点，老员工可能会为公司带来很多压力。”

下一站是另一个工业园区，离这里数英里之远。那是一家研制病毒性疾病诊疗技术的公司，他们通过构建一种“液态电脑”来实现这个目标，它装有数百个分子系统，能够处理基本信息。如果这个项目顺利的话，进入细胞内的液态电脑将能够辨别出有病毒的标记，通过短路操作消灭掉那些被标记的病毒细胞。目前尚不能透露这家公司的名字。公司有3名男性和3名女性员工，他们的办公室有点挤，在自己的小厨房吃三明治和喝葡萄酒，厨房底下是一间实验室，里面摆满了DNA合成器、流式细胞仪等设备和仪器。这一群人也是毕业于研究院，带点反叛性格的人，这正是泰尔所欣赏的一点。

布莱恩（Brian）是公司两名创始人之一，就在前一年，他还在斯克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攻读博士学位，在离他博士论文答辩的前13天，他的导师发现他正准备放弃学术研究转而创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布莱恩告诉我，“他当时非常生气，为我的博士毕业增加了一些困难。为此我得放弃，无法结业。”（当然，最终布莱恩还是获得了学位。）在布莱恩看来，改变世界最好的方法是创建一家企业，“激励每一名员工达成公司的目标。” D.J.是公司另一名创始人，他是斯坦福大学的辍学生。以他的经验，即使是最好的大学也能把有获得诺贝尔奖潜力的大学生打磨成安于现状的专家。

2010年6月，布莱恩和D.J.计划开车到匹兹堡，在那里他们的母校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创建一家企业。因为布莱恩的胞兄曾经在PayPal联合创始人列夫琴的手下做过实习，因此出发之前他们有机会和列夫琴进行了交流。列夫琴把俩人引荐给了泰尔，泰尔对他们说了一番话，“你们不应该把公司开设在匹兹堡，而是在硅谷。给我一周时间，我可以向你们证明我是对的。”最终俩人在硅谷创建了这家公司，同时获得了来自泰尔和列夫琴的投资。

泰尔认为，教育是美国经济的下一个泡沫。他把大学管理者比作是次贷经纪人，并把负债累累的大学生称作是发达国家的最后一批受契约束缚的工人，即使是宣布破产也无法获得自由。人们对待学位的追求非常盲目，为了让孩子能够进入好学校，人们到处搬迁。大学教育变成非常昂贵的保险单，泰尔认为，证据就是创新止步不前。在经济萧条时期，教育成为了一种拼身份的游戏，“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教育的作用在减弱。”

批判高等教育很容易，它让学生负债多年，从而使他们走上自己不喜欢的职业生涯，比如进入法律和金融这些行业。拥有一个大学学位在如今这个阶层日益分明的社会变得异常重要。不过，泰尔想得更远，他不喜欢那种“大学能够帮助学生找到专业爱好”的整体论调。虽然通常大家都默认选择法学院，但是作为人文专业学生，会让人觉得不太理性。专业性的科学也很可疑，视野狭窄而保守，视野不会超过自己领域之外，更别提做出突破性的科技探索。最重要的是，大学不会教授你任何关于创业的知识。泰尔认为，那些年轻人，特别是有天赋的年轻人，应该在早期阶段就定制人生目标和计划，他特别欣赏那些有“创建科技公司”计划的年轻人。

泰尔想过要创建一所大学，但是最终他放弃了，因为觉得很难说服父母这所学校比常春藤和斯坦福更好。去年9月份，在飞回纽约的飞机上，他和诺斯克想到了一个点子，即为那些辍学创业有天赋的年轻人提供奖学金的计划。泰尔迅速开始着手实施这个计划，第二天，在旧金山举行的一年一度的TechCrunch Disrupt会议上，他宣布了泰尔奖金计划，为20岁以下的年轻人每人提供10万美元的创业资助。这个项目成为新闻头条，很多人批评泰尔此举是诱使年轻人抛弃学业转而去追求财富。他辩解道，赢得奖学金的人可以在项目结束后回到学校继续就读。的确可以，不过这种说法有点讨巧。他的野心不小，是想要从顶尖大学抢走一部分最好的学生资源。

Founders Fund、Clarium Capital Management和泰尔基金都位于旧金山要塞公园（Presidio Park）附近一栋现代风格大楼的四层，从这里可以眺望到恶魔岛和金门桥。卢卡斯影业（Lucasfilm Ltd.）总部就设立在公司的下层，第一层摆着达斯·维德和尤达的雕像。巧合的是，泰尔最喜欢的电影就是《星球大战》。

在访问生物技术初创公司之后，泰尔接下来该对50多名奖学金申请者进行面试了。第一位候选人是一名ABC，来自华盛顿州，叫做安德鲁·许（Andrew Hsu）。此刻，他正坐在有点昏暗的会议桌旁。这名19岁的天才带着一副牙套。 5岁时，他一直在解简单的代数问题；11岁，他和哥哥一起联合创建了一家非营利组织，世界儿童组织(World Children’s Organization)，致力于为亚洲国家的儿童提供教科书和疫苗接种；12岁时，他进入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就读；目前，他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博士课程，他希望能够开设一家公司，能够基于最新的神经学研究成果来制作教育视频游戏。“我的主要目标是瓦解传统教育和游戏领域，”他说起话来的感觉有点像泰尔。

泰尔表示，这个项目将能够吸引到很多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人，他们为觉得，“我不是在赚钱，而是在做好事，因此我们可以慢慢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普遍而又很难做好的课题，比如清洁科技行业，就吸引了很多有天赋的人，他们相信自己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他们工作不努力？” 安德鲁问道。

“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那么你的意思是，仅仅因为公司对教育领域的偏见，这就成为一个问题？”

泰尔回答，“是的。我们对于投资这类公司的偏见就是，你最终吸引到的将一些工作不太努力的人。这也是我认为这类项目最终无法成功的原因。”

安德鲁很快领会了泰尔的意思。“是的，但这是一个游戏公司。我并不把它称作是教育公司。我更喜欢把它说成是一家游戏公司。我想要招募的是一些充满热情的游戏开发者。因此，你说的那种不够努力的员工不在我的考虑之内。”

安德鲁最终将获得泰尔奖学金。同时获得奖学金的还有一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大二学生，他自从9岁开始就对如何解决能源和水资源短缺的问题着迷，他曾经试图打造第一款永动机。（这名学生并不想透露自己姓名。）他告诉泰尔，“在两年内尝试了多次失败后，我意识到，即使永动机研发成功也没有什么用，因为成本太高。太阳供给地球源源不断的能源，但是我们没有充分的利用它。因此我开始着迷于探索节省成本的可能性。”

17岁的时候，他知道了光伏定日镜或者叫做太阳追踪器，是“一种可以把太阳直射光反射到一点的双路追踪镜片”。如果可以找到足够低廉的太阳能制热法，太阳能将比煤燃料更具有价格优势。在斯坦福大学，他就开设了一家致力于解决此问题的公司，但是学校拒绝把他的这个项目纳入学术成绩考评中。因此，他离开了学校，并且申请了泰尔奖学金计划。

我问他是否担心错失掉大学教育的某些福利。“我认为我将能在斯坦福大学之外获得最好的东西。我现在呆的这个地方叫做黑盒子，里面有多家创业公司。它离我学校只有12分钟的路程。因此，我觉得以后将是非常好玩的，因为这里离我们的办公室很近，还有热水浴缸和游泳池，然后我还可以在周末回学校探望我的朋友们。你不仅可以投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而且还能以最佳方式保持着原有的社交关系。”

接下来是两位来自斯坦福的大一新生，创业人史丹利·汤（Stanley Tang，中文名汤玮锐）和程序员托马斯·施密特（Thomas Schmidt），他们想要开发一款移动应用QuadMob，它允许你在地图上实时定位最亲密的朋友。来自香港的史丹利说道，“你只需掏出手机就能知道朋友此刻的位置，知道对方是在图书馆还是在健身房。”他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为《互联网界富翁： 14名互联网界百万富翁背后的故事》（eMillions: Behind-the-Scenes Stories of 14 Successful Internet Millionaires）。他接着补充道，“每个周五晚上，我都去参加派对，有时候你会和朋友们错过，因为他们可能去参加了其他的派对。所以，我总是会短信给朋友，‘你在哪儿，在干啥，现在在哪个派对？’之类的问题，一般我差不多会给10个好友发短信询问，这非常痛苦。”

当问及QuadMob如何能改变世界，他回答道，“它将重新定义大学生活，把人们联系在一起。一旦它拓展到校园生活以外，我们将重新定义社交生活。我们喜欢把自己看作是缩小数字世界和真实世界差距的桥梁。”

泰尔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有太多初创企业希望能从Facebook和Foursquare的夹缝中寻求新的创业模式。无疑，这很难把美国从科技发展放缓的泥沼中拯救出来。因此，QuadMob两名创始人申请泰尔奖学金失败了。

1992年，斯坦福学生基思·拉布伊斯（Keith Rabois）进行了一次旨在测试言论自由极限的行为试验，他在导师宿舍外面狂喊，“同性恋！同性恋！希望你们得艾滋死掉！”这次挑衅事件最终让拉布伊斯离开了学校。泰尔当时也在法学院，他身任斯坦福联邦主义协会主席兼《斯坦福评论》创始人，后者比臭名昭著的激进派刊物《达特茅斯评论》文化气息更浓厚一点。这次事件后不久，泰尔决定和好友大卫萨克斯一起合作写一本书，揭露校园里政治正确性和多元文化论的危险性。萨克斯说，“泰尔很早之前就想写这样一本书，过去你如果问我‘他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肯定会说，‘他将成为下一个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或乔治·威尔（George Will）。’不过，我们知道他想要赚钱，而且不是小数目。他就像是巴克利打算先成为亿万富翁，然后开始做学问。”

最终，《多元化神话》（The Diversity Myth）于1995年正式出版，这也是泰尔的唯一著作，比起巴克利所著《上帝和耶鲁人》（God and Man at Yale），这本书倒是更具有蒂尼西D'索萨（Dinesh D'Souza）的文风。作者在书中列举了一个又一个例子，来表明认同政治在校园内的过度盛行，并警告这种认同政治将导致美国走向偏狭，如果说不是集权主义的话。他把拉布伊斯事件看作是一个面临政治迫害时所展现出个人勇气的案例，他这样写道，“他的举动直接地挑战了我们最为根本的禁忌之一，即为同性恋行为和艾滋建立关联意味着，多元文化论者最喜欢的生活方式之一可能增加他们感染疾病的可能性，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生活方式都合乎情理的。”

泰尔并没有告诉萨克斯自己性取向的问题。萨克斯回忆到，“那时候泰尔还没有出柜。”事实上，直到2003年泰尔才向自己的朋友公开自己是同性恋，那时候他35岁左右。他问朋友，“你知道有多少金融业的人会出柜吗？”他不想自己的性取向问题会对工作造成影响，他解释道。

虽然他从和不和别人讨论同性恋话题，但是泰尔表示，他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写拉布伊斯的那次事件。他说，“在我脑海里，身份认同以各种细微不同的形式存在。我认为，同性恋者、黑人和女性对此都有深刻而不同的体会。我也认为，大家对此有夸大的趋势，把它上升到了意识形态领域。”但是，他十分反感所谓的政治正确性，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是十分狭隘的。《多元化神话》这本书如今可能会让泰尔有些尴尬，因为里面提及的校园内的政治正确性比起目前美国这个国家的诸多问题根本不算什么。

泰尔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长大，他本人信仰基督教，不过，他形容自己的信仰“多少有点异端，”这和他信仰文化自由主义有关。他说，“我信仰基督。但我并不试图劝服其他人也保持和我一样的信仰。”（很难想象泰尔会针对其他话题说出这样的话。）索尼娅·阿里森（Sonia Arrison）是《100+》一书的作者，这是一本研究关于如何延长人类寿命的书。二人相遇于2003年，那时候泰尔正在就美国宪法的失败举行一场午餐演讲会。8年之后，俩人成为了好朋友，不过索尼娅表示并不了解泰尔的宗教信仰。她表示，“他从来都不会谈到这些。他认为我应该知道。他从来不会说起他信仰上帝。”

泰尔认为，信仰之于经验论就像是技术之于全球化进程。他解释道，“技术能够导致奇迹般的超自然创造，全球化则导致自然的均变演化。技术能够创造出本来不存在的新事物，而全球化进程则是不断地复制本已存在的事物。”对于拥有同性恋和基督徒的双重身份，泰尔表示，“很明显这让我变得很复杂，但是我仍然不喜欢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处理事情，因为这种方式将意味着你必须放弃所有信仰。”

朋友们都认为，他的多重身份并没有对他最重要的理念产生影响。他本人也不喜欢分类贴标签，他自我解嘲道，“我能想到一些案例来说明人们是如何贴标签划分彼此的，但是我觉得那没什么意思。同性恋身份可能让你在某种程度上觉得自己是个不被社会接纳的局外人，关于同性恋有好也有坏。但是，它也会让你感到不自然。可能因为我有天赋且有点内向（而不是因为同性恋身份）才更加深了我这种局外人的身份。可能也是各种因素的综合才变得这样。也许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局外人。”

“意识形态”是泰尔最讨厌的词语之一，另外一个词是“政治”。但是，泰尔早期在举办《斯坦福评论》刊物时也曾经积极地投身政治。他于斯坦福法学院毕业后，曾经担任美国联邦法官书记员的职务。后来，他先后向大法官安东尼·斯卡里亚(Antonin Scalia)和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递交过最高法院书记员的申请，均告失败。日后在商业上的成功为泰尔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这让他在美国共和党政治中产生了影响力。2008年总统竞选初期，他向来自德州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代表罗恩·保罗（Ron Paul）进行了捐助；在普选中，他又对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进行了捐助。他还对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吉姆·德明（Jim DeMint）和弗吉尼亚州的代表埃里克·康托尔（Eric Cantor）进行筹资，两位都是反政府的茶党领袖。

2009年，他为一个保守自由派组织捐赠了1万美元，之后，这笔钱被该组织用来资助年轻的激进主义政治家詹姆斯·奥基弗（James O’Keefe）。奥基弗随后制作了秘密视频影像，在这个视频中演示的是教授人们如何偷税漏税、贩卖人口和从事儿童色情活动。这个视频的内容被认为是误导了大众，遭到各方面的声讨，泰尔在接受《村声》（Village Voice）杂志采访时表示，他之前对这个视频内容并不知情，不过他并对此并不反对，但是人口贩卖这类活动除外。去年，他在自己位于联合广场中的曼哈顿公寓中举办了一次募资活动，旨在为保守派同性恋群体GOProud筹款，还邀请了右翼评论员安·寇特（Ann Coulter）为特约演讲人。（去年，他参加了一个针对同性恋婚姻的筹款活动，他还为保护记者委员会进行了捐助）。泰尔还时常会因为某些话语激怒公众，比如下面这段摘自他的文章《论一名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养成》中的一段话：

上个世纪20年代，是我们得以对政治抱有希望的最后十年。自此以后，福利的受众开始大量增加，女性也开始获得投票权，这两股力量使自由意志主义获得选票变得更加困难，这也让资本主义民主的概念变得自相矛盾。

虽然米歇尔·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曾经把同性恋说成是“个人化的奴役”，里克·佩里（Rick Perry）则把这种行为方式比作是酗酒。不过，泰尔说，比起布什和卡尔.罗夫之前的政治主张，2011年的共和党的主张更具有开放性和容忍度。泰尔相信，同性恋婚姻不再是共和党竞选中制造争端的话题，对于那些对同性恋充满敌意的保守派们，他说，“很多人情感上有些问题，政治是抒导的一个途径。”对于共和党不相信科学，他也觉得不是没什么了不起。泰尔自己，可能处于逆向思维的习惯，他对于达尔文进化论也不完全相信，“我认为它是可信的。但是，也有可能它还不完整，它可能需要一些补充，尽管可能是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内容。”全球变暖也“应该是真的，”但是由于政治的笼罩，让人们无法客观地处理这个问题。在泰尔看来，科学离政治越近，就会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也更加不确定。

可能正是因为这些早期的政治活动，让泰尔逐渐开始对政治反感。他对于政治能够解决最根本问题表示怀疑，认为自由意志主义者不能赢得选举的胜利，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会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投票。“乐观点说，政治很遭，最坏的说法是，政治是丑陋的伎俩。因此，我觉得，如果我们过去少搞一点政治，现在情况会更好。迪斯雷利曾经说过，所有职业政治家都将以失败而告终。”（其实这句话的原作者是英国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原话更让人绝望，“所有职业政治家的生活都将以失败而告终，除非在春风得意的当口隐退。”）后来，泰尔没有参与2012年的选举资助活动。他把时间和钱财花在打造“自由的机制”上，这样技术才有可能打赢这场仗。

三月末，泰尔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宴会。他的房子坐落在要塞公园和海湾之间，毗邻旧金山艺术宫剧院。一个装满科幻小说和哲学书的书架、一副棋盘，似乎在诉说着住在这里主人的生活方式。另外一边是起居室和餐厅，装潢得很得体，可以显出主人无可挑剔的品味。泰尔的个人助理，几个身穿黑裙的金发女郎，不停地为客人斟酒和带领刚刚到达的客人就坐。一共会有三道菜，其中一道菜客人可以从清蒸野鲑鱼和平底锅煎甜椒玉米饼中自发选择。

这是一次隆重的烛光晚宴，这种场合让泰尔的客人和泰尔本人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泰尔的客人有萨克斯，他是泰尔在斯坦福的好友兼《多元化神话》一书的合著者；有诺斯克，他是任职Founders Fund的一名生物科技专家；有尤德考斯基，一名人工智能研究者，此外，他还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典型，8年级时辍学，出版过一本网络同人小说《哈利波特和理性之道》，这本书改写了原著，从科学方法的角度来解释哈利所拥有的魔法力量；还有帕特里·弗莱德曼（Patri Friedman），他是海洋家园协会（Seasteading Institute）的创始人，此人个子不高，头发乌黑蓬乱，有一撮小胡子，他的打扮像Raskolnikov一样古怪得不合时宜。他住在硅谷一个代表自由和爱的自由意志主义社区里，这个社区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关于这个社区，他经常发布博文和微博，“就像是多妻制一样，它可以刺激政府更具竞争力：更多的选择和竞争将产生更多挑战、改变和成长。”

谈论的话题主要有两个，创业的优越性和高等教育的无用性。诺斯克认为，最棒的企业家应该为一个创意拼尽全力。Founders Fund支助这些有理想的人，让他们自己打理公司，保护他们免于其他风险投资家的干预。一般这些投资人希望让那些没有创造力的管理者来经营公司。

泰尔开始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在美国，有梦想的年轻人爱去的四个地方是：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和硅谷。如今前三个都已经饱和了；华尔街在金融危机之后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如今只剩下硅谷能够吸引有梦想的年轻人，虽然他们的创意有时候会被高等教育抹杀掉。泰尔奖学金就是为了帮助那些有野心的年轻天才们实现改变世界的梦想而设立的，在他们的棱角还没被完全磨砺之前。

我提出，在学校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比如阅读文学和哲学作品，比如和不同观点的人进行辩论的乐趣。毕竟，这是泰尔自己的经历。在《多元化神话》中，泰尔和萨克斯这样写道，“多元文化论的解药是文明。”我不反对这个观点。信奉自由意志主义的企业人难道不是另一支自贴标签的认同政治力量吗？

我的话一出，很快受到了大家的反对。尤德考斯基说，对于我刚刚提到的巨著他感到一阵不适的生理反应。而诺斯克的不悦之情则更加明显，在伊利诺斯州上高中时，他英语就不及格，因为老师说他没有写作能力。如果泰尔奖学金那时就存在，像他这样的学生将会少走很多弯路。

泰尔面带微笑，对于饭桌上的话题走向感到十分很满意。他向后推了推自己的座椅，说道，“大部分晚宴持续时间不是太长就是太短。”

脱离政治化是一名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权利，同时也是作为亿万富翁才能享有的特权。泰尔承认，“总会有人问及，逃离政治是不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你可以说，整个互联网就是逃避主义者的世界。看看过去十年内发展起来的互联网公司，你会发现经营者们多多少少都有点自闭。现在，罹患阿斯伯格症的轻微患者不少。你不需要销售，这些公司本身就有点反对社交。”但是，他接着说道，“在一个大部分事物都不够好、很多东西都功能失调的社会，互联网创业是你施展价值的最好方式。你可以说这是逃避主义者的做法，或者是因为不愿参与政治所作出的举动，但是可能这也是你能为这个国家提供帮助的最佳方法。”

和许多硅谷投资人不同，泰尔明白，东边30英里之外的人们情况不好，这个问题远比“谁是下一个社交媒体公司”来得重要。他也知道，很多企业也为此进行了各种尝试，目前仍然是没有答案。“企业的失败可能会导致我们进入马克思主义；或者让我们实现自由意志主义的理想。看起来似乎能以不同于传统企业的发展模式发展，不过，未来的发展模式还不确定，以至于我们无法预测它最终的发展方向。”

当人们嘲笑他的风投产业的时候，他也会开心地笑起来，不过，他仍然信奉这个错误的理念（即跟大众相反的逆向思考方式将永远是对的）。在拉布伊斯事件之后，他为这个站不住脚的观点进行辩护，就像是一个人和整个世界对抗。他对布什的厌恶直到后者陷入低谷后才减少，对于奥巴马也一样。泰尔在金融危机中损失了几十亿美元资产，因为他拒绝随大流，希望以逆向的方式处理危机。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海洋家园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原因不会是政治家和教授们对它们的嘲笑和恐惧，泰尔的乌托邦计划希望到底有多大现在也不是很清楚。

创新缺口导致经济发展放缓能够解释很多事情，但是它不是真理。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火车和飞机技术几乎没有发展，平均工资水平也没有什么涨幅。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党美国工人生产力大大提升的那些年，中产阶级开始塌陷。（泰尔说，“我不相信那些生产力数字，我只看投入，而非产出。”）那么，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会扭转这种趋势吗？“是的，机器人革命会让很多人丢掉工作，因为同样的工作你需要的人数更少，这将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将把人类解放出来。虽然对于这种社会转型人们会有些不适应，但是我认为它不会持续很久。我们过去也有过全球化的问题，”泰尔回答道。

不过，如果硅芯片制造能够外包，那么抗衰药物制造是否也可以呢？在一个缺乏规范的市场里，这些药物能够公平进行分发的保障是什么？技术性的突破不一定每次都能够减少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有时候反而可能会增加不公平事件发生。延长寿命就是一个很贴切的例子，正如泰尔所言，“最极端的不公平是来自活人和死人之间。”很大的可能性是，第一个依靠这种药物活到一两百岁的人肯定是有钱人。

对于苦苦挣扎在生活水平线之上的美国人来说，能源和食物是两个急需技术突破的行业，前者控制国家经济，后者则决定着物价水平。泰尔说，“我对此并不是很在意，因为它有很重的政治意味，我有一种想要躲着它的本能。”在泰尔构想的科技乌托邦中，住着几千名美国人，他们拥有由机器人驾驶的汽车，每个人都能活到150岁，而其他人则会被比他们聪明的机器人挤掉工作机会，然后60岁就死掉。

下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马上就要来临，但是它不会自动地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它需要政治的参与，虽然丑陋，但是却是不可或缺的推动要素。自由意志主义者崇拜个人自由，鄙视社会规范，这对那些不想长大的人来说具有十足的吸引力。泰尔特别喜欢“瓦解”和“风险”这两个词，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并不关心普通民众的生活，对于他们因为无聊的工作、债务危机和孩子们不高兴而产生的心碎和挫败感无动于衷。泰尔和他在硅谷的圈子一起畅想未来蓝图，这是其他人不可能体验到的。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观点找到逻辑和分析上的支持，但是一个个体的个人哲学通常会受到早期对世界印象的影响，即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泰尔也不例外，他想要永远活下去，选择逃到外太空或者海洋城市里，和一个能和他讨论托尔金的机器人下棋，这些都是他童年时代都想象过的梦想。

无论如何，泰尔的这些梦想都是为了改变世界。“长时期以来，我们都把问题弄错了。我认为能够提出‘如何能让美国变得更加美好？’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尽管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进展不顺利，但是我却对此很有乐观。目前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危机，不过并不清楚它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至少每个人都知道了世界正在腐烂。这就比生活在一个腐烂的世界但全然不知甚至还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