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夏天，我在湖南农学院基础课部工作，觉得没有前途，想离开。但农学院不让我考研究生，只可以考农学院的研究生，说是人才储备。剥夺了别人的自由，还冠以一个很好听的名词。我不是学农的，怎么考农学院的研究生呢？于是我就坚决要求调离农学院，和教研室还有基础课部的领导闹得非常不愉快。

不久我老乡，大学同学，技术物理系环境化学78级的S分配在武汉河运专科学校，也觉得没有前途要离开。于是联系调到长沙市环保所来，跑到农学院来看我。他知道情况后，也把我推荐给环保所。经过一年的努力，S调入长沙市环保所，我们的交往更多了起来。

长沙市环保所当时刚刚成立不久，坐落在离长沙火车站大约五六百米的地方，离繁华的五一路大约有一百多米。很方便，但却又不嘈杂，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一栋五层的大楼，一个篮球场，一个平房是食堂，后面一栋职工宿舍大楼。小而精的单位，年轻大学生很多。

S是那种见面熟的性格，很容易交朋友。到了环保所不久，很快就交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位叫敖哥的中年人。敖哥大名叫敖忠祥，比我大一轮左右，当年三十七八。敖哥是长沙人，豪爽，爱喝酒，喜欢打篮球。听S说我篮球打得好，他很高兴，要帮我调进环保所，增强环保所篮球队的实力。第一次见敖哥就被他喊去打篮球，敖哥想看看我的实力如何。本人入选过县篮球队，集训过三个月，如果不是上大学，当年就代表芷江参加湘黔边区篮球锦标赛了。在北大是系队主力，到农学院也是农学院教工队的主力，水平比一般篮球爱好者当然高很多，一场球下来，敖哥很满意。

打了球，敖哥请我和S去他家吃饭。S早就是他家的常客，两个人都喜欢喝酒，是酒肉朋友。他家就在所里的宿舍楼三楼的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房里，紧靠篮球场。家里有五口人，夫人孙大姐大名叫孙玉珍，哈尔滨人，北京气象学校毕业后分到湖南省气象台工作，通过介绍两人认识，相识相爱结婚。两人有一个孩子敖稚泉（中间那个字不确定是不是对），当时八岁的样子，在读小学。家中还有敖哥的父母，当时六十左右，我们喊他们嗲嗲，娭毑，两个忠厚的老人。

S早就在他们家吃过很多次饭了，显得熟门熟路。不记得第一次吃了什么，只记得敖哥豪爽，孙大姐也大方健谈，我们聊得很愉快。

当时不知什么原因，环保所迟迟没有动作，搞了一年多也没有成。1985年1月我调人湖南省政府办公厅，调环保所的事自然就无疾而终了。省政府离环保所很近，就三公里左右，骑车就是十分钟的事情，于是我经常去环保所找S玩。环保所有食堂，但因为环保所人少，周末人吃饭的更少，所以周末一般都是自己解决，S除了出去吃餐馆以外就是去敖哥家蹭饭。如果我在的话，也就一起去蹭饭。

孙大姐是东北人，喜欢做水饺。我们也帮着做水饺，开始什么也不会，其实就是凑热闹。慢慢学着包饺子，还没有学得很好，我因为对擀饺子皮感兴趣，就学着擀皮。左手握住饺子皮的三分之一，右手按住擀面杖向饺子皮滚动到接近饺子皮中心处，然后往回滚，同时左手手指转动饺子皮。如果配合得当，就会擀出圆圆的，外面薄中心稍厚的饺子皮。我开始不但慢，而且左手转皮不灵活，按擀面杖也轻重不匀，擀出的皮子要么成为不规则形状，要么厚薄不匀，常常两者兼有：形状难看还厚薄不匀。但随着坚持练习，慢慢也能擀出还算过得去的皮子，但是速度慢，只能供一个人包的皮。孙大姐一人可以供两个熟练的人包的皮子，如果我们这个水平，她一个人可以供五个人的皮。

不过，我擀皮的技术慢慢在进步，在男人中算是很好的，尤其是南方男人中可以算是很少见的。家里做饺子，我就负责揉面，擀皮。每次去别人家里包饺子，我都自告奋勇擀皮，经常会得到称赞。

敖哥在孙大姐的长期熏陶下，擀皮，包饺子都很熟练。大部分时间是他揉面，擀皮，一来这需要点力气，第二如果他包，孙大姐擀皮，那么就会出现皮子太多，包跟不上。如果敖哥擀，孙大姐包，擀与包的速度刚好差不多。

S对擀皮没有我兴趣大，就学着包饺子，开始不行，后来也差不多还行，只是速度不快。

包饺子最大的乐趣就是可以一起聊天，每次大家天南地北的聊，很开心。

因为是自己包饺子，皮擀得大，馅放得多，比餐馆的饺子可能大一倍。我和S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饭量惊人。记得我们总是把饺子在桌子上几大盘堆得像山的饺子一扫而光。有一次数了一下，我们两个人大概吃掉了大约110个饺子。现在那样的饺子估计顶多就能吃20个。

孙大姐很喜欢我的性格，看到我是当婚的年龄还没有对象，就说准备把在哈尔滨的小妹介绍给我。年龄比我小几岁，长相不错，但我觉得太远了，当年调动工作非常困难，就说“算了吧，太远，不现实”。孙大姐后来还是打电话问了她小妹，但说小妹已经有对象了，这才作罢。后来孙大姐的妈妈来长沙看她，见到我，也很喜欢我，说可惜了，我和她小女儿没有缘分。

S比我小四岁，当年也就二十四岁，不急。加上他很活跃，朋友多，也放话说自己找，不需要介绍。

不久他便看上了所里的一位G姑娘，高挑挺拔，文静腼腆，气质高雅，举止端庄。于是他就想办法接近她，所里开舞会几乎只找她跳。S读中学的时候在校文宣队混过，有舞蹈基本功，加上在北京的时候认真学过交谊舞，还专门买了舞鞋，是环保所的“跳舞王子”。

除了舞会，平常S也对G嘘寒问暖。一来二去，G姑娘对S也无话不谈了。G姑娘告诉S，自己已经有对象了。不过对于S来说，只要没有结婚，他都会追的。但G说她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下让S犹豫了。

S与环保局长也混的很熟，经常去他家，绝对不带什么礼物，就是去玩。局长也是知识分子，对年轻大学生很好，觉得环保界急需人才。但对S想出国留学也很理解，所以后来S请假（后来停薪留职）到北京培训英文考托福，局长没有阻拦，所长自然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样S与G姑娘的事就不了了之了。

孙大姐介绍小妹给我没有成功，还想给我介绍别的女朋友。不久便将她儿子的老师W介绍给我。W的爸爸也是东北人，随部队到处走，最后来到湖南。W母亲已经去世，她随父亲住在部队大院里。

孙大姐说了W很多好话，他儿子也喜欢W，我同意见一见。

约在橘子洲头见面。W比我小几岁，身材不高，长相一般，没有上过大学，但因为见多识广，举止大方，气质尚好。因为她没有什么思想，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说，我对她感觉一般，没有要继续下去的想法。

但孙大姐很快打电话给我，说W对我印象很好，希望能继续谈。我说了我不想继续。孙大姐就劝我，又说了W很多好话。我勉强答应再见一次。

就这样我见了W一次，感觉没有太大好转。W知道我不想再谈，就天天打电话给孙大姐。孙大姐被感动了，就老打电话劝我，说W对你真是一片真情，难得有这样的姑娘。

就这样，我与W断断续续地，不冷不热地谈着。只要我提分手，她就会打电话给孙大姐，后来她又知道我另外的一对朋友夫妻，她打电话给那位女士，那位女士也被感动的不行，也总打电话来劝我。

敖哥对男人比孙大姐了解，所以劝孙大姐别管了，但孙大姐对W的印象很好，W的痛苦让她心不安，于是就一直劝我。

这事拖了大约两年，我被纠缠不过，加上两位女士信誓旦旦说她好话，我就想算了，准备定下来，就是W了。

W察觉我准备妥协了，却做了一件让我十分意外的事。本来一到周末，她都想办法来找我，既是我不愿见她，她也会来。或者打听我去哪里了。但当我准备与她定关系的时候，那个周末她竟然一反常态的没有来，事先也没有说她不来。这下让我很生气，是不是以为得到了，就拿一把？我本来就处于无奈才准备妥协，一看W这样，马上下决心与W断绝关系。

W故伎重演，孙大姐不理解为什么她突然周末不来看我。于是就去了她家，她不在，只有她爸爸在。聊起来W，她爸爸很有怨言，说了她很多的问题，自私自利，心中根本没有他这个父亲。比如一次老父亲过生日，她打电话告诉父亲：我回来给你过生日。父亲很高兴。但W回家什么也不带，还什么也不做，父亲的生日她竟然让父亲做饭给她吃，还美其名曰是回来给父亲过生日。孙大姐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父亲如此恶评自己的女儿，觉得W是有大问题，这才决定不再为W做说客，还把这事告诉我了。

另外一位女士也察觉W的一些谎言，也不再为她说话。W见没有希望了，就跑到我宿舍，拿着刀要割腕。我把刀抢下了，仍然没有同意与她继续交往。

W后来跑到商检局告我的状，这事我并不知道。是原来我插队的公社秘书，后来做了公社书记的李应煌，见到我妈妈时告诉我：长沙来人调查你家乐维，我告诉他们：“商乐维是我们这里知青的优秀楷模，大家学习的榜样”。于是商检局领导没有找我，如果不是李书记告诉我妈妈，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

这事孙大姐有点后悔没有做好，但我没有怪她，因为她确实也是为我好。她后来至少还给我介绍过两位，素质比W好很多，但我觉得不合适。

S在北京复习英文，考托福，到了1988年托福考好了，申请了N所美国大学。事情不多了，他回长沙市环保所工作。不久S又看上了所里另外一位L姑娘，高挑身材，气质好，不是大学生，但爸爸是高级知识分子，书香门第出身，喜欢小提琴。

他跟我说想约她出来，没有合适地方，能不能借我在一招待所的宿舍与她见面。我说，没有问题。

在他们来的那一天，我早早把房间打扫干净，桌子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拿走，留下一台可以放磁带的录音机，几盒音乐磁带，而且是那种很高雅的钢琴小提琴音乐带。

他们准时来了，我离开让他们聊。

按照预定两个小时后，我回宿舍，一推门，见他们两个仍然在聊。在文宣队呆过，喜欢音乐的S正在向L介绍西方古典音乐，录音机放在桌子中间，桌面上散放着打开了的磁带盒，显然他们是边放音乐磁带，边聊音乐。长期练习小提琴的L听的十分投入，用充满倾慕的眼神望着S。我一看就知道：有戏！

果然他们很快就成为了恋人。不久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来了，S开始办护照，办签证，办结婚，双喜临门，满面春风。还请我去L家吃过饭，见了S未来的老丈人。

S去了Texas  A&M读博士。他一走我不怎么去环保所了，但与敖哥，孙大姐的联系还是频繁。单位有时分东西，比如猪肉，鱼，水果，酱油，等，我全部都送给了敖哥，孙大姐。他们开始不收，说“你留着自己吃”。我说做饭的地方都没有，我怎么自己吃呢？他们最后同意收下。这样既弥补了我过去长期蹭饭产生的愧疚感，也为单位分的东西找到了去处。

S出国后，我也开始联系出国留学。他把我推荐给Texas A&M的一个教授，给我交了报名费，我被录取了，但没有奖学金。后来申请到了Marquette 大学奖学金，1991年到了Marquette读博士。

2006年我回国，在长沙专门拜访了敖哥孙大姐。嗲嗲，娭毑早已去世，他们也搬到城北一片新区，住在一栋很漂亮的新楼里，房子很大，装修得很漂亮。我带着女儿，儿子去的。他们儿子敖稚泉已经结婚分开住了，家里有一间留给他的房，是他们回来住的，墙上挂在他的大结婚照。一晃他从一个小屁孩，变成了三十岁的大男人了。

敖哥孙大姐准备带我们去餐馆吃饭，被我拦住了。我说：我们就在家里包饺子，我好久没有与你们一起包饺子了。这出乎他们的意料，但他们同意了。还有比这更好的形式重温过去的友谊吗？

敖哥立马出去买肉，大白菜，韭菜。回来后，我们剁肉，切菜，和馅，然后我擀皮，不过技术生疏了，他们不时来帮我擀。很快热腾腾的饺子煮好了，我们边包，边吃，边聊。煮饺子的蒸汽弥漫在空气中，很熟悉味道，我们好像又回到了从前。

2015年，我回国在长沙逗留时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又搬家了，搬到了东边远郊区去了。我当时在东塘附近，但我没有车，他们开了半个多小时的车过来与我在一家餐馆见面，一起吃了饭。敖哥已显出老态，孙大姐精神一些，但也老了。想想他们已经差不多快70了。

最近给孙大姐打了一个电话，当时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多，敖哥已经睡了，和孙大姐聊了差不多一小时。听声音她还很精神，希望他们能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