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中箭落马，被处理劳动教养，从高校教师的职务上一跤跌落到阶下囚的地位，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痛苦转折，其中甘苦，（何甘之有）只有自己心中明白。 当时我根本也不知道劳教究竟是怎么回事。58年4月11日早晨，当校警来到宿舍要（押）送我走时，我拿了漱洗用具和简单的换洗衣服就要走，那校警平时和我是很熟的，倒没有拿我当阶级敌人看，说是老师，你还是多带点衣物，怕回不来了呢。我心里一惊, 才重新打点。及至送我到了转运站，（听听这个名称，）进了门之后，只听见外面哐啷一声，持枪的警卫把铁门一关，接着又卡塔上了锁，那声音颇惊心动魄，这才意识到事情真正的严重性，知道自己现在已经不算个人（民）了。 我们是到得最早的，以后陆续重庆大学的， 西南师范学院的，西南农学院的，俄专的，重庆市委的，各机关的，还有部队的，林林总总两百多人都到齐了。市委宣传部右派集团包括副部长王匡时，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XX，西南工人报总编汪岗等都来了。我们最先到的编为第一组，任我为组长，汪岗付组长。分给我们组的有一个俄专的学生，他是被抬进来的，叫李登浒。这人家庭是富裕中农，他自己是真正的农民出身考上大学的，（不像后来所谓工农兵学员），手大脚大个子大，一付劳动农民的样子。据介绍他的罪行是攻击粮食统购统销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在斗争中他根本不认罪，对批判他的大字报见一张撕一张，而且不接受劳动教养。（当时劳动教养条例中明文规定如本人不愿意接受劳动教养，可由家庭领回去教养，可是那时候谁也不愿意脱离组织呀，）但他不同，所以学校对他强制执行，他被捆住抬上车，到这里抬进了门后往地上一丢。他闭着眼睛谁也不理，只反复说一句话：“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完全是农民的那种憨直的顽固劲，为此他挨了好几枪托子。这个转运站只有两个公安干部，对李登浒的工作交给了我们组上；好在汪岗口才极好，他到各工厂对工人作大报告最拿手，这次送来的有几个工厂的坏分子，都是听过他的报告的，所以这事主要让他做。（当然我们明知道这是共产党自己的政策自己不遵守，但现在人都已经在矮檐下了，每个人都还寄望于今后的所谓争取回到人民队伍的前途，也只有违心而为吧。） 我们这一批是被分配到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筑路第二支队，是要去修铁路的；所有老弱和女（同志？）都送去沙坪农场，（后来才知道那里才是最悲惨的地方。）第三天就要出发，而且我们是要沿着解放东路步行到菜园坝火车站。汪岗苦口婆心劝这位农民小老弟，无论如何你也要合作一次，你要我们把你抬到火车站我们也抬不动啊，好说歹说，算是他勉强愿意照顾大家。转瞬到了出发时刻，那两扇铁门一打开：好家伙，外面不仅布满荷枪实弹的大队军警，居然还袈起了机枪，一副杀气腾腾如临大敌的阵仗。天可怜见，我们这一队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值得你老共这样大动干戈吗？我想他除了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之外，可能还想教育一下群众；但是据我看（也不用偷眼）沿途围观的群众，除了冷漠和好奇之外，不少却是同情和怜悯的眼光。 这一出发，从此就开始了这个据说要从躯体到灵魂脱胎换骨改造的强迫过程，这个痛苦过程需要较多的笔墨，我这里先把我们劳教的大概过程叙述一下。 我们这个筑路支队是个严格的工程单位；依照工程的先后，我们到云南参加修建內（江）昆（明）路，到凉山彝族自治区参加修建成昆路，到旺苍修广旺路，再到灌县修筑眠江拦木坝，我学习的是石工和混凝土工。三年中我们队220人死掉30多人，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三年多的艰苦劳动当中，大家最关心的是何时解除劳教何时摘帽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劳教根本没有期限。可是不管大家怎么拼命争取，整整三年中只象征性地给一个坏分子解除了劳教。当时整个社会上形势那么坏，我们劳教人员普遍失望，情绪低落已极。紧接着到了60年底61年初，全国的大跃进大饥荒的灾难性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各地许多工业单位下马，连劳改队也不例外，我们这个劳教筑路支队居然也面临下马遣散的局面。在此情况下，大家盼望已久，一直拖着一直不解决的解除劳教问题也只好解决了，来了个统统解除劳教。 然而在宣布解除劳教的同时，还有个右派帽子的大问题；可是当时只有部分人被宣布摘掉了帽子，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摘帽，我属于不摘帽之一。我虽然非常失望，但已经背后从他们劳教干部口中的透露得知，公安内部有规定，不管你表现如何，凡直系亲属被镇压，或有直系亲属在海外的一律不摘帽。我在此范畴，回天无力，只有认命。 当局给我们的出路是：家在农村的一律回家，（他们好幸运），家在小城市的如果自己能够联系到落脚地也可以回去，我们大城市出来的就不好办。我算是保留公职，领导批准我自己回学校去联系。我回去还见到了党委书记，可是他反而向我叫苦，说我这里一大堆人送都送不出去，工资都发不出，真是束手无策，哪里还能收人。最后我们所有大城市出来的人员被统统送到了永川劳改总队，这是个上万犯人的劳改茶场，我们到那里叫做留场就业。 在公安部门属下，专政对象包括劳改，劳教，和就业人员，统称三类人员，其区别是，劳改犯剥夺一切权利，每10天休息一次，每月发两三块零用钱，等于是最苦的供给制，（包括雨天的胶鞋要从这零用钱中省出来，否则赤脚），通信要经过检查；劳教的不同是还保持有选举权，（天晓得的权利），可7天或10天休息一天，领取工资，一切生活开支自负，通信不公开检查；就业人员待遇和劳教同，唯一的优待是休息天可以请假外出几小时，书信不检查。总而言之，大家都是关在铁笼子里面，待遇稍有差别而已。(附带说一句，这三类人员，不管10天或是7天休息一天，必有半天是强迫义务劳动，而且是重体力劳动，劳动量一般是相当于从30里外挑100斤煤炭回来，差不多要到下午一至两点才能够完成，而干部美其名曰这是替你们自己劳动。) 我在永川劳改总队又继续接受专政13年，到1974年落实政策，我才被送回原来学院，还亏了我在南开中学的老同学是重庆的一个著名牙医，而我们学院的付院长正好是他的病人，那天公安干部送我回校，我是找了这位名牙医一同到校，他去找付院长到人事处打了两次招呼，这才勉强把我收下。算算暌隔了差不多17年之后，看看我还是没有摘掉帽子的右派，何等反动！于是把我发配到总务处的一个石匠的手下继续监督劳动，（我不是学了石匠手艺吗）。 我的处境，就内心而言，实在比在劳改队更加遭罪。在那里边大家地位都一样在底层，不过一同接受行使专政的干部颐指气使而已。而回到学校，都是老熟人，我在路边打石头，接受来来往往的老同事的眼光，那位石匠上司还要故意到我面前来耍派头，那滋味岂是一般形容词说得出？还好学校基建处的一个工程师是我同届的，她看着也替我难受，回处里商量把我要了去。现成学校工地上有一批临时工挖土方打杂，她就派我去工地管理临时工，让我自己也可以边参加劳动，就不在马路上丢人现眼了。不过那个石匠仍然是我的顶头上司，那是上面指派他监督我的。我因为自己首先劳动上过得硬，比他们都能干，那些临时工，根本很多都是自己学校的家属子弟，（最爱偷奸耍滑的）没有人不佩服我的，都叫我老师。我的石匠上司知道了，马上去工地发话：“什么老师，是个啥就叫啥！”不过他们背地还是叫我老师，这且不表。光阴荏苒，我逐渐习惯了我的处境，所谓忍辱负重，也就过来了，毕竟文革之后，形势完全不同，也没有那种故意要找阶级敌人发难的人了。到1978年，中央关于改正右派的决定出来，我才“被改正”了，算算整整21年。如果没有这个政策，按照他公安内部的规定，我这顶帽子是只有戴到火葬场里去了。 改正后的第三天，基建处就任命我为技术科长，那位石匠上司变成了我的下属，我倒对他客客气气。再过半年，我就回到系里去了。 这里是先叙述了整个过程，下面再详谈。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