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骐是我1945年在重庆清华中学的同学。他1983年到Pittsburg大学。1985年到台北中央研究院，任兼职研究员。我2005年曾在台北和他欢聚，2007年他就辞世了。此文是他为我们的小小级刊所写，只在几十个人中流传过，特上传以飨读者。    董识

我的父亲学了一辈子英文，教了一辈子英文。晚年他编写了“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读“。他14岁入清华读书八年，留美三年，退休后又居美国七八年，似乎应该西化颇深；其实不然，父亲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读书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父亲身上，似乎获得成功。

祖父是前清秀才，家境优裕，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读书为乐。祖母育子女十二人，二夭折，存五子五女，父亲是次子。但长子早逝，所以在家庭中实际是长子，最为祖父钟爱。旧式瓦房的三间东厢房，是祖父的书房。设一床，供午睡。自地及宇，皆书，不见墙。此书房是个森严的地方，孩子是不准进去玩的。就是叔叔姑姑们长大，仍是不能进这书房的，父亲是唯一的例外。父亲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我四五岁，我记得父亲老是坐在祖父书房里，好像永远谈不完。

父亲并不治小学，祖父的那些书，我想父亲也未尝读过。但书的存在，即是一种教育。父亲小时候上公立小学，然而祖父仍延请了一位周老师来家作塾师，授古文。我七八岁时，在父亲书房里曾发现过父亲小时候的作文本，之乎者也，我看不懂。父亲考清华时，先初试入围，然后由一个督军之类的大官堂试。一列小孩，长衫飘飘，由马弁引领鱼贯登堂，设几作文。父亲因有塾学根底，以首卷高第。所以，清华虽是洋学堂，以英语教育为主，而父亲是先有了塾学熏陶。幼年的灌注，对于他一生的治学，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父亲晚年，倒是穿西装；而教书十年，口操英语，却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很土。时髦的男女学生往往窃笑，父亲也不在乎。好在外观上的不调和，并不妨碍授课。在北京师大，有一次讲Burns的一首诗，情思悱恻，一女生泪如雨下；讲到惨惔处，这女生索性伏案大哭起来。后来我问父亲，“您是否觉得很抱歉？“父亲说，”不，Burns才应该觉得抱歉。“

父亲年轻时不甚用功。据他自己说，30岁之后才晓得用功。其实这还不算很迟。苏老泉也是27岁才用功念书的。至于十有五而志于学，固然今之国中生类多能之；而且上学之外，补习班，家教，双管齐下。而在父亲那个时代，却并不多见。照我的观察，父亲的用功，也还未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那种程度。到了晚年，知道来日之无多，才如饥似渴地猛读起来。像”二十四史“这样的重磅巨著，也通读无遗。

总的来说，父亲虽然数十年手不释卷，但是他的兴趣却很广泛。也许习文学的人就应该如此吧。

父亲喜欢书画。中国的历代书法家，他最推崇右军，常常叹息：“右军的字实在无法学得到。“父亲写过不少条幅。中年以前写稿写信都是用毛笔，晚年才改用钢笔，圆珠笔，大概是比较省事省力吧。也画过一些梅花，山水，但过了中年就不再画了。也治过印，镌刻的章，皆放在北平家中，估计淹没无存矣。

至于博弈，亦是父亲所好。抗战时期，在重庆北碚，家中常有竹战，但他从不出去打牌。文人之耽于麻将者，恐怕梁任公当推第一人。据说任公主编报纸，许多社论即是任公在牌桌上口授笔录而来。父亲之耽麻将远不及此。家中的另外一种战争是围棋。棋客入室，不遑寒暄，即狂杀起来。他们下的那种棋，日本谓之“早？”。落子如飞，如骤雨，如爆豆，速度既快，盘数遂多。输的红了眼，赢的吃开了胃。在恨恨声，惊呼声，抗议声，嘻嘻的笑声，喃喃的自语声，哀叹呻吟声中，在桐油灯的暗弱光线下，不知东方之既白。父亲的兴趣不限于亲炙，壁上观也同样盎然不倦。几位感情特别丰富的棋客，父亲最爱观赏。北碚时代过去，博弈之事遂告浸绝。

父亲爱看体育竞技。但体育运动是父亲之短板。在清华读书时，马约翰先生主管体育，督导甚严。父亲的游泳课不及格。补考，要求横渡游泳池即可。据父亲说，砰然一声落水，头几下是扑腾，紧接着就喝水，最后是在池底爬，几乎淹死。老师把他捞起来，只好给他及格。父亲玩过的球类运动，有乒乓球，棒球两种。我见过父亲打乒乓球，彼时腹围已经可观，手握横拍立定不动，专等球来找他。打棒球，我未及见，但直至辞世，父亲对棒球情有独钟。每逢电视有棒球赛，父亲必是热心观众。

父亲写过谈吃数十文。在吃的方面，父亲无疑是伊壁鸠鲁主义者。自罹患糖尿病后，禁糖，他本非特嗜甜食，但是物以稀为贵，此刻甜点，巧克力，汽水，较甜的水果，乃至放了糖的菜殽，一齐变成了伊甸园中的美味苹果，越不准吃越想吃，此上帝之所不能禁也。纵然不能公然大嚼，私下小尝实所多有。每以此发病，赖有特效药耳。戒烟酒，则是父亲的胜利战例。烟量原是每日两包，嘎然而止。酒量是两瓶白干，后来则只饮啤酒小盅。茶，父亲本来也喝得很考究，晚年则很少喝茶，喝也极淡。

父亲不信鬼神。但于佛教颇有兴趣。在广州中山大学时，外文系主任（林XX）笃奉密宗，常在家中设坛行法。画符，诵咒，灌顶等皆不必说，最奇怪的是“开顶”。据说人死之后，灵魂困于脑壳之内，无由飞升，乃至沦陷。欲免此厄，须诚心下跪，由法师念咒，以青草一根，插进头顶二寸，开一小孔，谓之开顶。如此一旦涅盘，魂灵儿就由那小孔一溜烟飞进天堂，绝无困滞。父亲常去观法，也借佛经回来看，唯有开顶父亲不干。父亲只好佛，端在佛垫中哲理部分，不及其他。

父亲的晚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除了读书写字之外，一切都淡泊了，一反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之往日。深居简出，与世隔绝。父亲逝世后，台视李蕙蕙打电话来说：“几次要求访问令尊，都被令尊拒绝了，所以至今还不知道令尊家在何处。现在令尊已经去世，是否可去令尊家访问了呢？”这一次访问终于实现，父亲已经不能拒绝。父亲在赠琦君女士的金缕曲结尾云：“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正是他的心声。

父亲的最后几分钟，乃以缺氧致死。当时，小量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索笔，手颤不能卒书，先后写了五次，要更多的氧气。此是父亲握管80年的最后绝笔。最后，父亲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到了这个时候，中心诊所主治医师终于同意给大量输氧，但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拔管，换床，七手八脚忙乱了五分钟。就在这完全断氧的五分钟里，父亲死了。一去不复返。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