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关于档案的题外话 有我类似背景的人,可能都不喜欢档案袋,那里面记载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概括成以下16个字：年龄籍贯社会关系个人经历功过是非。这前面12个字的内容因系客观存在的事实,除极少数真正心怀鬼胎别有用心的人以外都能如实交代并纪录在卷。问题常常出在功过是非这最后四个字上。 我决不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在我未接触档案之前,我确实是一个因单纯而显得可爱的小伙子,一个被中外文学名著滋养成长的年轻人。当然,正如马克思那句名言所说：“我是人,人所具有我无不具有”。人都有缺点,我当然也有缺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是一个因单纯而显得可爱的小伙子。 1954年,我由部队转业到南充县民政科,这个科的业务范围中，包含着复员转业军人的安置工作。这些军人回家不久,将由机要通信单位送来他们的个人档案,看档案了解每个待安置者的背景情况成为我的工作内容之一。我很快地就把看小说的兴趣转移到这方面来了,而且我专选厚档案看,似乎是问题越复杂我看得越起劲,以至我们的科长也误以为我工作认真负责废寝忘食,竟在科务会议上进行表扬,其实我是在假公济私大过小说瘾,这一度使我感到十分惭愧。 有一次送来一份像大型工具书《辞源》那样厚重的档案,我心中大喜,认为肯定可以大饱眼福。谁知我越看越不对劲,因为本县的复员军人中,断然没有像档案的“案主”(涉嫌生造词汇)这样官阶高资格老的干部,但是到手的宝贝怎舍得轻易放弃,我继续发扬我的废寝忘食,直看到深夜11时才看完。这时我终于明白,原来把南充县兵役局王局长的档案袋误寄到我们这儿了。这局长虽是个上校官衔的长征老干部,但朴实憨厚真正是个平易近人的慈祥老人。五十年代机关干部很少,当年一个县人民政府的干部还没有今天一个财政局的干部多,干部少拍马屁的人当然也少些,其次当年同志间的关系也就不像今天这样等级森严复杂诡秘。 因为复员军人安置工作和兵役局也有些关系,有时我也得向王局长请示汇报,逐渐地我和他私人关系也友善起来。有一次我竟然用他档案里的罗曼史中一位女护士的名字来和他开玩笑,对我这种违犯保密纪律的错误,他只要给纪委通个气,当年人称小张今日49号的鄙人日子就不好过。而他只是假装生气地说：“你狗日的拿下去乱说看老子揍你。”那年代人际关系的诚挚相待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反右斗争进入处理阶段,事后有人告诉我,他作为县委常委还帮我说过两句好话,只不过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罢了。至今他己去世四十余年,在我脑际中刻就的好人名单上,他的名字始终赫然屹立。 档案对我产生巨大影响是朝鲜停战以后,南充有几个遣送回来的志愿军战俘,按规定他们并不以复员军人对待,但档案却送到了民政科,一个多月后,上级来文件将这批档案全部移交公安局,这就意味着这批战俘的命运将归公安部门掌管,档案是我亲自送去的(我顺便去看了局里的一位漂亮女孩,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只是以我废寝忘食的速度,早己把这几袋仅次于《辞源》的档案内容一一看过,我受到一次极大的震撼,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我可以诚实地说,我对这批归国战俘的处境深感不平。印象极深的是金凤区白家乡的一位高中毕业生,一手漂亮的钢笔行草简直令人叹服。1951年他满怀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后在战斗中被俘,在战俘营,特务强制在他的背上纹刻了四个很反动的字(档案里有巨幅照片为证)。后来在交换战俘时,虽然敌方再三劝说他去台湾,但他毅然投向了祖国大陆的怀抱,应该说在大节问题上他的选择证明了他是爱国的,但祖国并没有给他温暖。为了他的工作问题我费尽唇舌却始终得不到认可,那年头农村小学教师奇缺,据文教科的熟人说,有从旧社会来的老夫子教师你问他为什么会打雷,他可以回答说“是因为东半球和西半球相碰”。我们这位战俘至少在小学生极需的自然知识方面,不知比乱打雷的老夫子高明多少, 但偏偏不用他。这当然只是一个例子,但不幸的是这个例子具有极鲜明的普遍意义,他们一直在农村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 我并不排除我个人的感情因素,因为我参军时所在的二野三兵团十二军,就是在朝鲜战争中被俘人数相当多的一个单位,我想到一起参军的同学中必然也有人成为不幸的战俘中的一员,甚至想到我如果不是因为去了军事院校,肯定我也去了朝鲜,说不定我的背上也会刻上几个不堪入目的字。 关键是档案里的那几句决定命运的结论,仅就我所看到的那几份而言,没有一个不是在政治上判了死刑的。而我的基本观点却是,出现背上刻字之类的事,那只是战俘们的不幸,而不是他们的罪过。 看了许多别人的档案,特别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的档案中,那几句阶级阵线分明的组织结论,其实这些人的家庭出身都比我还要好一些,因此我很自然地联想到我那份厚重的档案中的组织结论。他们因此而复员,我因此而转业,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问题,而不是带有本质意义的问题,所谓的“重在表现”和以后那动听的“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也仅仅是策略需要而已,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政策,仍然是“唯成份论”说了算。当然上述这一切想法都只是我内心深处的东西,在反右斗争中我主动检查批判了这些思想。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的情况来验证,我那时的想法,似乎也不是那么荒诞无稽。 法庭上的意外 为什么写看守所的遭遇会突然写到有关档案的一些题外话,因为写到有关我的起诉书的情况时,我从抽屉里取出了我的档案袋,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建立的档案袋,它不会伤害任何一个人,当然也不会伤害我。相反,它常常会对我发出问心无愧的微笑。 这份用灌县人民检察院公文稿笺复写而成的起诉书编号为(63)灌检字第70号,我本想全文照抄,但它把张先痴的痴字写错了,病旁上它少打了两点,电脑上因为没有这个汉字打不出来,虽然姓名弄错,但被起诉者肯定是我而不是另外一个张先某,我就不再转抄姓名性别这些验明正身的内容了,另外涉案的几个人的名字因为涉及姓名权的问题,我和他们都己失去联系二十多年,没法去征求意见,故他们的姓名也按看守所染上的习俗以号码代之,反正以前也叫过号码,号码不是姓名,也就不涉及侵权方面的法律纠纷的问题了,起诉书原文如下： 被告张谋因反革命案 件于1963年4月21日由灌县公安局扣捕,预审终结移送我院,经我院 审查判明被告犯有下列罪行： 被告张谋因犯反革命罪,于1958年3月由南充县人民法院判处管制五年送劳 动教养,在劳教期中,抗拒改造,积极组织逃跑,叛国投敌,61年8月以来,先后伙同劳教 份子123、234、345、456(均己捕)等人,策划叛国投敌活动,妄图到南斯拉夫驻华使馆 “政治避难”进而投靠“铁托集团”,被告在首犯123的策划指使下,伪造了四川省地 质局公章制造假证明,筹划了路费、口粮等,并由首犯123亲笔写信条二张与天津的派 遣特务份子其兄某某某(本文作者故意隐其姓名),要其帮助投靠敌特。事后被告于同年 10月1日便同234同时逃跑,途经成都西安到达北京后,见去南斯拉夫使馆无机可乘,则 于11月23日又逃往天津与特务份子某某某挂勾,被告与某某某见面后,便以攻击我三面 红“?”(应为旗字,起诉书上写的是一个电脑上辞典里都没有的字,但肯定不是甲骨文 一一本文作者注)对某进行煽动,“坚强起来”,“革命”,妄图通过某某某之大力帮助潜 逃到香港投靠敌特进行反革命活动,被告在捕回集训中还继续书写反动诗歌叫嚣“今后 箅总账”,妄想反革命复辟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但被告捕后尚能坦白认罪。 根据上述,被告张谋一贯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犯有投敌叛国之罪应予依法惩办, 为此特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请予处理。 此 致 灌县人民法院 检察员党寿光(盖灌县人民检察院公章) 1963年8月18日 我在这份起书的下面写有以下几句话：“1963年10月18日(星期五)下午4时在陈家巷人民法院法庭上收得此起诉书,随即开庭公开审理此案,六时审理终结仍回看守所,审判长说‘暂不宣判’即退庭。”(这几句话估计是返回监舍后写下的)。 我是一个绝对不信任何迷信的人,但生活中的的确确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令人惊叹。例如我从来没有梦见过我死去多年的父亲,仅有的一次是我逃跑到天津被抓捕后的当晚,也就是生平第一次跨进监狱的当晚,梦见我父亲走在我的前面,他突然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而后无影无踪。父亲于1951年冬在重庆菜园坝枪毙而死,那时我刚刚调到西南军区土改工作团,住在嘉陵新村部队招待所里学习土改政策,第二天就将出发到合江县参加土地改革,领导宣布放假一天,大家去买点日用品,作好下乡的准备。我并不知道父亲被抓并关在重庆(全家人都在成都),我在重庆观音岩的街上走着时,突然有一辆卡车上面挤满了五花大绑的犯人从我身侧驶过,我不经意的向急驶的卡车上盯了一眼,似乎我发现车上有一个人很像我的父亲而且他正望着我,就在此时下着坡的卡车一个左转弯就消失了。我的头向右一偏,身边的墙上正贴着一张枪毙人的大布告,第一名就是我父亲的名字,我当时一点也没有伤心，因为通过参军后的一系列学习,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英明正确的,我是革命战士,他是阶级敌人,在前不久开展的“民主运动”中,我已诚恳地向领导表明了我的这一立场。回到住地便主动的向我的青年团小组长武角(现在成都,他从四川音乐学院教务长职位上离休下来,我们偶尔同桌搓麻将)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表明我决不会因此而动摇我的革命意志。在我入狱的当晚,死去十年的父亲史无前例的在我梦中显现,是向我暗示什么或者警示什么,只有上帝才知道,假如真有上帝的话。（我现在为我会写下这些话深深忏悔。补记） 陈家巷看守所的斜对门,就是我被公开开庭审判的法庭,法庭里估计有一百多个看热闹的男女老少,当法警押着我跨进大门的时候,迎面第一个看见的竟是我的“妻子”,当我和她四目对视的时候,她无动于衷的眼神告诉我,她不是我的妻子。难道是妻子派她来和我诀别的吗?当我在被告席上站定,回过头来想再看一眼“妻子”时,她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只是在心里纳闷,世界上竟有长得这样相像的人。 关于这位美丽善良的妻子,今后我还有回忆文章详细表述,这里简要谈一点。反右运动中,她从医院抽调到南充地区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搞些文字工作,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她并不是内定的“嫌疑派”。(原谅我生造词一个)后来出现了我的大字报,回到家里她还安慰我说：“没啥子,领导说过,右派主要是思想问题”。不久全县乡以上的干部集中在地委党校进行“封闭学习” （即一律不准回家,不准离开学习住所、也不准与外界接触的关门学习），我和她自然被隔离开来。 后来运动逐渐深入,由我妻子所在单位主办的《整风简报》和南充县的《整风简报》累累被丧心病狂的右派份子张谋窃据了头版头条新闻,在这种“封闭”的情况下,“自觉”放弃自由的左派和右派都“自觉”放弃了与亲人的联系。事后我得知,幼稚天真的她竟然向领导递交了一份书面报告,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结果第二天清早批判她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我们这对喜欢舞文弄墨的共青团员夫妇终于“同归于尽”。我们共同缔造的一个后代,现已45岁的儿子竟然是个一字不识的老文盲,我有时甚至噙着老泪想,这简直不象是生活的真实,却更象舞台上的魔术。 关于40年前的这次开庭审判,除了“妻子”的突然出现,我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总的一个印象是走走过场而己,在审判开始前一分钟才将起诉书交给被审判人,不能说没有搞突然袭击的嫌疑。试想一下,若干名能判明“梦奸罪”的高智商人物,吃了若干次深夜送来的加班饭,共同炮制了一份高智商的起诉书(请别计较那几个低级错别字),又采取突袭手段来对付一个孤立的而且对法律一窍不通的人,最少也是不公平的。在此我不得不回顾一下起诉书的荒唐无稽：一个20多岁的右派份子,千里迢迢地跑到天津去对一个40多岁的“香港派遣特务”(香港是个敌对国家?是个敌对政党?它派特务来干什么?)进行鼓动,(他己经身为职业特务还需要鼓动?)叫他“坚强起来”(被告与该特务素昧平生,怎么知道他是一个不“坚强”的特务?),叫他“革命”(不“革命”的特务派遣他来干什么?)……我竟然为这些荒诞无稽付出了17年另8个月的青壮年岁月。(仅仅只差4个月就服满我全额刑期),平反以后给了我三个字的巨额赔偿,那便是脍炙人口的“向前看”,这怎不令人五体投地? 印象最深的是,想到今后我将是一个服刑囚犯,我不愿意再连累我无辜的妻儿,当晚,我伏在“床”上给我妻子写了一封长信与她诀别,这时狱医己换成从劳教队抓来的321号(姑隐其名),我请他偷偷带出去寄一下(结果此信未得“善终”)。信中的原句我一句也记不起,但我敢肯定那是我一生中写得最好的一封信。写那封信以前,我并不知道一个人的眼泪储藏量竟会如此之大,也不知道诀别真心的爱人会痛苦到那个程度。 上述两例偶然得出奇的事例丝毫未能改变我对迷信的态度,刚参军的时候,由于年幼无知,我曾经狂热地迷信过崇拜过,所以在我的墓志铭上有“也一度是傻子、是疯子、是回头浪子”的字句出现,待我思想定型以后,我还能够终身不渝的继续迷信的只有四个字：“正义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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