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彝 族 分 隊 長 這位分隊長雖然是地道的彝族人,卻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而且還有個漢族的姓氏,竟然也姓張,只不過這是從彝語翻譯成漢語後的張而已。他可能當了我七、八年的分隊長,坦率地說,在和我打過交道的眾多管理幹部中,他是我最尊崇的一個,雖然他也和前面寫到的蔡隊長一樣,是職務最低下的幹部。 在我過去寫就的一些文章中,曾多次提到我在當兵時和勞教時都一度滯留在涼山。反右前我發表過的那些“不堪回首”的作品,也無一不是以涼山為背景的。特別是解放涼山時,我作為軍內的一名技術幹部,享有較多的自由空間,我利用這一優勢,和駐地附近的彝族人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除了熟知他們特有的風俗習慣以外,甚至還學會了一些彝族的日常用語,彝族朋友也給我送了個讀音為“木直襤褸”的彝族名字(這名字翻譯成漢語的意思是木直家的老虎),我和他們的頻繁交往有多種原因,積累生活素材用於寫作也是原因之一。 彝族的勞動人民和漢族的一樣,也是淳樸善良的,彝族解放前是奴隸社會,張隊長本人就是奴隸出身,年齡估計和我不相上下,他沒有文化,說話也決不會轉彎抹角,不妨舉一個實例,那就是我剛剛調到他的分隊,有一次他對犯人訓話,教育犯人要聽黨的話,他用手指着牆壁說：“這塊牆壁是白的,共產黨說是黑的,你們就應該說是黑的。”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直率這樣勇敢這樣動聽這樣可愛的語言,如果不是因為受這個犯人身份的約束,就為這句樸素的真理,我真恨不得立刻跑上去擁抱他。 就憑這一句頂一萬句的大實話,我也會認為在他治下當一名犯人是不幸中的大幸、在工間休息時,我們時常並坐在田邊地角擺龍門陣,關於彝族的民間傳說,關於彝族的奇風異俗,關於他年輕時狩獵中遭遇的驚險,都成為閒聊的話題,但絕口不提有關政治的話題,因為談這個嚴肅的話題時,臉上不便展開笑容。 除了民族不同以外,張隊長和其他勞改隊的幹部還有個很大的區別,即他非常看重犯人的勞動表現,其他的幹部常常出現在犯人勞動場地,似乎在觀察犯人們勞動的情況,實際上正繃緊着聽覺神經,聽犯人們的談話內容,以便捕捉些反動思想的蛛絲馬跡,為自己的青雲直上弄塊廉價的墊腳石。張隊長不具備這個特長，他更喜歡蹲在遠遠的樹叢背後,觀察犯人勞動情況,是否在認真耕作,而我恰好在這方面是最能得分的人。不管有幹部在場或沒有幹部在場,我都是踏踏實實地幹活,即便是犁田耙田,這類一個人幹的勞動,我也盡心盡力。 經過長時間的“眼見為實”,他力排其他幹部的眾議,力舉我這個反革命重刑犯當了水稻班的班長,協助我登上了“仕途”的頂峰。遺憾的是,若干年以後,也許是張隊長調走了的原因,我並未能擺脫那個名叫阿克頓勳爵的英國人下的定義：“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我這個犯人班長也開始大腐大敗。幸好我這個治下只有15個犯人的班長官卑職微,權力有限,只能幹些小偷小摸的雞嗚狗盜,在中國千千萬萬的貪官排行榜上,我只能勉強當個倒數第一名,這也是後話。 如前所敘,我在中隊還肩負着植物保護噴灑農藥的任務,我從有關書籍上得知,更換農作物的品種,也可以達到增產效果。本班長上任伊始,便建議更換了一個新品種,加上那年風調雨順,水稻大豐收,畝產平均提高近20斤,創下了歷史新高。張隊長喜上眉梢,翹着大拇指用彝語對我說：“瓦及瓦(好) ！”年終總評中曾力薦我記功一次,只因我既無書面檢舉材料,又無口頭揭發,按勞改隊習慣用語叫“不靠攏人民政府”,這是勞改犯的致命硬傷(這一硬傷使我17年的艱苦勞動而從未獲此殊榮,雖然我也並不遺憾), 甚至張隊長都替我忿忿不平。 張隊長在文化大革命中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論出身他是比貧農還貧農的奴隸,論社會關係他的三姑六表無一不是純奴隸,因為彝族的風俗是奴隸和奴隸主是決不能通婚的。在舊社會他不曾看見過一個國民黨,甚至在封閉的涼山根本見不到一個漢族人,因此他也不知道什麼叫作保甲長, 更不可能與國民黨、三青團沾親帶故。上述原因使他和歷史問題這個可怕的詞彙絲毫掛不起鈎。說到當時提倡的破四舊，他既不知胡適也不知道當年被稱為孔老二的老頭子,他本人既非當權派也就沒法當走資派,我想就是讓張春橋姚文元親自來批判他,恐怕也很難寫出什麼有力度的文章。 在那年頭的移風易俗中,出現了一種全新的民俗,即凡“人民”相見打招呼都得首先各背一條毛主席語錄,然後才說“今天天氣哈哈哈”之類的話。例如到百貨公司買東西或者到飯館吃飯,就得先背一段語錄,售貨員回答一句語錄後,才說買一把牙刷或者要一碗麵條。那晚在學習會上,他對全體犯人說, 昨天，他到理髮店理髮,服務員見有顧客進門，首先對着他背了一條“為人民服務”的語錄,他想到等一會將經受剃頭刀在脖子上刮來刮去的風險,就回了一句“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以證實他活學活用之貼切,說話中不時流露出自豪的神色,這便是他的率真之處。 張隊長有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幾年以後大兒子參了軍,剩下的兩個兒子一個女兒都在農場子弟校讀書,文化大革命中,孩子們都成了鬥志昂揚的紅衛兵小將,有一天他女兒不知為什麼生了氣,氣憤中她指着一個犯人罵道：“你這種犯人連狗都不如。”按彝族風俗把人罵成狗就是最大的侮辱(據我所知,彝族人鄙視狗的原因是狗要吃屎),恰好被張隊長聽見,他不但不讚賞女兒的立場堅定,相反衝上前去,當着眾犯的面狠狠抽了女兒一耳光,然後用彝語嘰哩咕嚕的罵着女兒,女兒就抽抽噎噎的哭着跑回了家。還有一次,張隊長的二兒子(一個十分頑皮的孩子),在曬壩里罵一個犯人時被張隊長聽見,小頑童看見父親板着面孔朝他走來,知道危險逼近拔腿就跑,張隊長順手從地上撿起一把犯人自製的小板凳,朝這個小頑童砸去,板凳被砸得稀爛,如果擊中,後果不堪設想(當然不排除張隊長是故意嚇嚇這個小頑童,並不真要讓他頭破血流的可能性)。 這個農場有個奇怪的規定,在改革開放的今天看來,這個奇風異俗似的規定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那便是犯人對幹部的妻子一律稱為先生,這個專對男士的尊稱在這塊封閉的地塊上改為對女士,這也是勞改隊不同凡響的證據之一,不過勞改隊可不是咬文嚼字的地方,叫你怎麼喊你就怎麼喊。所以我們都稱張隊長那位40多歲的妻子為吳先生,雖然她是個善良的家庭主婦。 我在中隊裡還是一個業餘電工,凡電燈壞了我都得去修理,即便是換一隻燈泡,我每次到張隊長家去修電燈,張隊長肯定不在家,吳先生會讓我在他家的廚房裡狼吞虎咽的吃一碗肉,吳先生還要悄悄叮嚀說：“下去不能說。”我知道這一切都是張隊長刻意安排的,他也是故意的不在家,因為這是高風險的事,萬一敗露他就脫了干係,沒想到這位少數民族也有這份心眼,難怪人說自衛是人類的本能之一。 最使我難忘的是“文化大革命”後期,新出版了一本名叫《歐陽海之歌》的書,據說是紀實性的小說,在全世界的小說幾乎都成為毒草的時候,這唯一的香花當然引人注目,我便找來看了。書中有一個細節說,歐陽海創造連打二錘800下的高紀錄。我心中暗想,這位作者顯然缺乏打二錘的體驗,我在勞教隊三年,全部是打隧道,不是吹牛,我是全中隊二錘打得最棒的一個。 這時我們正在農業學大寨的開田改土中,第二天我對張隊長說,昨天我看的一本書告訴我,有人創造連打800錘二錘的紀錄,今天我要打1000錘。在場的犯人提出打賭,幾個人湊合着賭了一條香煙(犯人所抽劣質煙,每包一角四分)和一個罐頭(價值兩元),工地上正有一塊巨石需要打一個炮眼,掌釺的是一位姓戴的新犯(這位老弟現已是成都某大公司的老總,故姑隱其名),負責給炮眼裡灌水的是一個姓趙的年輕犯人。打賭的技術要求是一錘接一錘,中途不能休息,並且要邊打邊報錘數。我一口氣打完1000錘以後,便站在原地大呼一聲：“再奉送20錘。”又接着打了20錘,而我並沒有累得站都站不穩,還對着幾個輸家露出嘲弄的微笑。 我十分得意的結束了這場表演,張隊長把我叫到身前,悄聲對我說：“不能打賭,不然要受批評的。”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這種清規戒律多如牛毛。過了一會,我大聲宣布：“剛才的打賭不算,我們是說着玩的。”晚點名的時候,我們的指導員在講評會上,不點名的淡淡地說了一句：“有的人勞動關看來過得不錯。” 我絲毫不介意這個乏味的表揚,因為我從來沒把勞動當作一道關口,相反地自認為我從來就是一個優質的勞動者。 真正令我高興的是那天晚上,張隊長家的電燈又壞了,而且還壞得十分嚴重。 1980年我在另一個中隊收到平反裁定書,這時我離開張隊長所在的中隊已兩年多,當我從南充的原單位返回農場辦一些手續時,我專程去看望了張隊長,他像所有的彝族同胞一樣的喜愛飲酒,便特意給他帶了一瓶檔次並不高的酒以表敬意(我恨自己沒有錢買茅台五糧液),另外給他女兒送了一樣南充的特產,一條絲裙。這微薄的禮物,不足以表達我對他敬重之情的萬一。如果我有發財的夢想,也是希望在美夢成真的時候,能用自己的經濟實力向一切有恩於我的好心人,表示一下感激之情,在我已年近古稀的今天,終生不帶財運的我只有遺憾地說：“我的夢將永遠只是一個夢。” 唯一能自我安慰的是,這些好心人可能早已忘掉了他們所做的善事,他們本着自己的良心生活着。這些良心構成了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美德一一那是一座美德的萬里長城,它頑強而又不露聲色地抵禦着邪惡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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