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夢 想 不 到 搬進工棚後不久,隧道正式開挖,我們回復到三班倒狀態,我和朱老弟的接觸有所減少,而管教幹事對我的“淋漓盡致”,不論數量和質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有時候中隊長指導員生產幹事也加入進來,變成二重唱甚至四重唱。
不論是“淋漓盡致”還是二重唱四重唱,其中心內容都似乎是我幹了一樁什麼壞事,而“自認為幹得很高明,總有一天會戳穿,紙是包不住火的”之類。朱老弟也曾私下問我究竟是咋回事,我說我也不知道,“他們以前還問過我會不會用左手寫字,我簡直搞不懂。”我這樣回答了朱老弟,他卻一言未發。
有一天,支隊部管教科來了一位幹事找我談話,這位姓韓的幹事,態度十分和善,他問了我的改造情況,又問了我勞教前的工作情況,甚至我的生活經歷,幾乎談了一上午。不像是審訊因為他是單獨一對一的談話,又未作筆錄簡直令我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不知道這位韓幹事找我“閒聊”的意圖究竟是什麼?
吃罷午飯,仍然通知我不要出工,韓幹事繼續找我談話,他問我知不知道他這次找我談話是什麼原因,我實事求是的回答說：“不知道。”“你有沒有猜想過。”我說：“我根本無法猜想。”
終於他對我說,有一封用我的名字給周總理寫的信,如果真是我寫的,只要我坦白交代, 向政府認錯，嚴肅地自我批判,政府可以不作追究。但如果我確實幹了這件事而又拒不承認,今後查出來真是我寫的,可能會影響我的前途∶“你應該知道，紙是包不住火的”。我斬釘截鐵地回答他：“我沒有寫,絕對地沒有寫。”因為這畢竟是一件大事,如果真正做了,它不可能像一句閒言碎語一樣被輕易忘卻。
最後他拿出紙筆,叫我當場用左手寫下北京國務院周總理八個字,寫完後,他仔細地看了又看,然後問道：“你估計你身邊的人誰最可能做這件事?”我默默地把我熟悉的周圍人等進行了一番梳理,我想到一個名字恰巧是最不能說出來的名字, 那就是我兩肋插刀的朱老弟, 幹這種冒失莽撞的事倒十分符合他年輕輕浮的性格特徵。但我如果說出這個名字,就意味着對友誼的背叛,那是萬萬不可能的。同時我想,如果是朱老弟寫的,他決不會用我的名字,因為這樣的結果,很可能直接或間接的傷害我,對朱老弟而言,也應該是最不願意做的事,我們畢竟是肝膽相照的朋友，他決不可能對我這樣不負責任。
我對韓幹事說,我估計不出來,況且我也沒看過信上的筆跡,無法推斷。這時,韓幹事從他的皮包里取出了那封信,這封信共有三頁信箋,他把最後一頁遞給了我,這頁紙上除了此致敬禮和張謀 年月日之外,其他文字約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字跡是完全陌生的,筆法極為不自然,連我也相信是用左手寫的。
但是,這半截信中有幾句話卻讓我吃驚不已,在例舉處理右派過重的意見時,它不僅以董時光為例,而且寫道：“共產黨用這種方式對待一個知名學者,我認為是一種失策。”這分明是一年多以前,我和朱老弟在挑煤炭時碰到董時光後,他對我發出的感嘆,其原汁原味歷歷在目,這時我百分之百的斷言這封信的作者非朱老弟莫屬。
我簡直懵了,我恨不得這封信上沒有這句足以讓我失去一個好朋友的話,然而這不容置疑的無情現實逼着我面對。
韓幹事問我：“認出來沒有?”他的意思是“從字跡上你能判斷出是誰寫的嗎?”我假裝在思考,心裡想的是朱老弟那一臉無邪的微笑,回答說：“認不出來。”韓幹事叫我回工棚休息,仔細想一想，明天再回答他。 周美人來到 這件不大不小的事使我像突然被馬蜂螫了一樣大吃一驚,因為當年的我還比較單純,不像若干年後的我,在勞教勞改的油鍋里,炸了二十多年, 變成了一根貨真價實的“老油條”。那時我覺得用我的名字給總理寫信雖然不算出賣朋友,最少也應該算不夠朋友。但是我如果因此而向韓幹事指證說是朱老弟寫的,就必將給他帶來相當嚴重的後果,根據朱老弟那莽撞的性格,在知道了是我把這件事捅穿的以後,弄不好我就會變成那位有作風問題的張部長。也有可能由我和朱老弟聯袂演出一台窩裡鬥或者叫狗咬狗的鬧劇,笑到最後的肯定不會是我和他。
第二天,我便用我不知道這四個字回復了韓幹事,這件無頭公案也就似乎不了了之,事後朱老弟曾兩次問過我有關細節我都推說我也搞不清楚。但老實說,這件事也影響了我和朱老弟的友誼純度,最少在我知心朋友的排行榜上,朱老弟的名字向後移了很多位。
似乎是築路二支隊患了一種搬遷病,成昆鐵路修了一年以後,又遭遇了內昆鐵路相同的下場,同樣是半途而廢,我們又搬遷到旺蒼縣,去修廣元到旺蒼的一條鐵路支線。離開涼山前,築路二支隊進行了一次人員大調整,凡屬肖大哥之類的老弱病殘份子,一律調往一個名叫會東鉛鋅礦的勞改企業，到那裡去“安度晚年” 。我和朱老弟之類的年輕力壯份子則打爛原來的建制,和一些沒判管制的份子編成一個108中隊。
轉眼進入了1961年,也就是說,我們己經勞教了3年多,只是當年的勞教沒有時限規定,有點和無期徒刑沾親帶故的味道,全隊200多人, 僅僅只有一個偷摸扒騙的壞份子解除了勞教, 此人就不再和我們一起抬石頭挖泥巴,而是專門替幹部理髮修面,使眾幹部的形象更加光輝燦爛。他擔負的另一項任務，便是協助隊長幹事和勞教份子作鬥爭,特別在捆綁吊打方面,他從不吝嗇他的體力。
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的實踐體驗,又加上“無期徒刑”的不言自明,人們剛剛投入勞教時的那一份真誠悔改變成了面對嚴峻現實的一種反思。此外 從邊遠山區遷到內地以後,不斷有家屬前來探視,他們帶來了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為餓死人的“鼓與呼” ，最後挨整遭貶的“新聞”,它對我最大的啟示是使我對英明這個詞產生了歧義。
我們的工地在旺蒼縣快活場,住地則在一個名叫候家扁的農民群居點裡,那裡有一條小河,不論出工和收工我們都得通過河上的一座便橋才能來往。那一天,一場暴雨過後山洪暴發,便橋被衝垮了,吃晚飯的時候,有人傳話說朱老弟的愛人來了,但她過不了河。朱老弟高興萬分,涉水過去,把她那位美人抱過河來,對力大無比的朱老弟而言,這當然也不算力不從心的事,按理說應該背過來而不應該抱,但他卻偏偏要抱,其中則另有緣由。
那時“自然災害”剛剛離去,但餘威尚存,吃仍然是人們魂牽夢繞的一個單詞。隊部照例為周美人單獨安排了房間讓他們夫妻得以團聚。第二天朱老弟把我帶到他的“家”里,周美人用她那一口頑固不化的土腔土調對我表示歡迎,並說：“小朱說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希望你多多幫助他。”她從家鄉帶來了許多黃豆面,便用小碗摻上開水弄了一碗干糊糊給我,有甜味顯然放了些糖或者糖精,此時我發現他早己身懷六甲,也難怪朱老弟不便背她過河只得抱她過河了。按照我當年血氣方剛的想法,肚子裡懷的肯定是個“雜種”,因為朱老弟這三年和我一天也沒有離開過,他決沒有機會為周美人播下一個正宗的後代。
應當承認,周美人確實名不虛傳,如果不是懷身大肚,她那雙水汪汪的大眼睛,修長的眉毛,紅潤的嘴唇,高挑的身材,一定窈窕可人,也必會引來若干男士的“注目禮”。按常理朱老弟有這樣一位佳人相依為命,應該是美滿幸福的,誰知那可怕的禍不單行四個字卻在他身上應驗,戴上一頂管制右派勞教份子的帽子以後,又緊隨其後添加了一頂綠帽子,而且這也右派帽子一樣，是一頂一旦戴上,終身都摘不掉的帽子,這等於是加倍的痛苦和雙重的煩惱。
事後,朱老弟曾以變通的方式向我解釋說,他當右派後,周美人也受到影響,由縣婦聯調到一個區上當婦女幹事,該區區長一個有婦之夫,竟然乘虛而入,誘姦了周美人而使她大腹便便,她這次來就是和朱老弟商談這個問題,我當年的血氣方剛再次發作,對他說：“這種丟人現眼的女人要她幹什麼?”朱老弟卻回答我說：“昨晚上她哭了一個通宵……”我沒有回答他,只是在心中暗想,這朱老弟簡直不像個男子漢。
因此,在我朋友的排行榜名單上,朱老弟的名次繼續下滑。乃至於一個月後我逃出勞教隊,行動之前,有關我將逃跑的事早己沸沸揚揚,可以說隊上50%的人都知道,卻沒有告訴朱老弟,可見我幾乎把他列為不可繼續相交的人了。 恢 復 聯 系 我逃跑捕回後,在灌縣(今都江堰市)看守所關押了三年多,然後以叛國投敵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服刑了17年另8個月以後,於1980年8月宣布無罪釋放。此時的我已是一個46歲的“准老頭”。記得平反後返回單位那次,客車開到南充,我正準備從開着的車門下去時,突然一個手提扁擔、站在門邊攬生意的中年農民向我發問：“老大爺!要不要人挑行李?”我簡直被老大爺這個稱謂驚呆了,好一陣才清醒過來,對他搖頭示意不要,然後舉步下車。想起我離開這座車站時, 我還是一個24歲的小伙子,僅僅做了一場惡夢,我就變成了老大爺,我終於知道這場惡夢實在是不輕鬆。
那時我很迂,一個不折不扣的“出土文物”,我天真地認為中國的問題是教育問題,我竟然主動要求由吃國家財政的行政幹部變為一個企業技工學校的基礎課教師,我站在講台上慢慢品味“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至理名言,我教的那一群少男少女,在他們誕生的同時,國家就給他配置了一個“永遠摔不破”的鐵飯碗,學與不學,學得好或者學得不好都絲毫不會影響該飯碗的質量與大小,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的結果,只是證明了我的愚蠢。
其間某一次,我們這個系統的的一位省級領導來到廠里視察工作,這位四十多歲的女幹部,她的初戀情人是我們當地報紙的一名記者,在我當右派之前,我和這位記者是一對形影不離的好朋友。當廠領導帶她來到教育科時,我們都從自己的座位上站立起來,科長逐一進行介紹,她也一一握手致意,來到我的面前,科長指向我：“這位是張謀老師”。她一邊伸出手和我握着,一邊嘴裡不斷地叨念着：“張謀,張謀……”我知道她在回憶她的初戀故事中有關張謀兩個字的篇章,為了不讓她為我一個人付出太多的時間, 我只好輕輕地吐出三個字,也就是她初戀情人的姓名,她才“啊”了一聲如夢初醒,同時鬆開了握着的手。
當她從科長的辦公室走出,顯然準備離去的時候,特意回過頭來叫我：“老張,我們聊聊。”走出辦公室,她輕聲對我說：“老張哇,千萬別用五十年代的老眼光看你周圍的人,現在的人壞得很,壞得很。”這最後“壞得很”幾個字,她幾乎是用咬牙切齒的口氣說出來的,而帶給我的震驚肯定也是非同小可。因為她在我們廠領導眼裡,幾乎是一個像模像樣的重量級官員,竟會對我這個平民百姓說出這樣的話。而這句發自她內心的忠告,也許就是她對“偉大的文化大革命”所作的總結,這樣說我認為並沒有歪曲她的原意。
1981年,四川省總工會要求省內幾家老廠寫工人運動史,我所在的南充絲二 廠也是全省四家點名的老廠之一,有人在領導面前替我鼓吹了一番,寫廠史的任務就交給了我。到1982年我便寫完了一本《南充絲二廠工人鬥爭史》,這是純粹按工人與資本家作鬥爭的既定公式按圖索驥的模式寫就的4、5萬字,可以說沒什麼價值。那時,為體現三中全會落實知識份子政策的成果,在當年7月1日左右的《四川日報》上,為我寫這部所謂的工人鬥爭史登了一篇通訊,這篇幾百字的一般稿件竟用了《張謀寫出南充絲二廠工人鬥爭史 》這樣一個比較醒目的長副題,許多老朋友通過這個副題和我重新取得了聯繫,其中包括分別己經20年、曾經與我有着非同尋常關係的朱老弟。
根據他的來信我分析後判定, 也許因為周美人及其孩子生父等等複雜因素,避免閒言雜語影響他們的家庭關係甚至波及孩子的成長,十多年前周美人便調到了她伯父當縣長的那個縣,朱老弟1962年右派甄別時被清放出勞教隊,也到了周美人所在的縣,幹些修房造屋的體力活,當時他的名字叫摘帽右派,毫無疑問屬於低人一等的檔次。雖然清苦,但畢竟一家人團團圓圓。他在信上告訴我,說他大女兒朱莉已21歲,去年參加了工作,在縣財政局當會計,我默算了一下,這孩子的生父就應該是那位拈花惹草的區長,周美人到旺蒼來探親,回去生下這孩子也比較順理成章,看來朱老弟接受了她,因為孩子畢竟無辜,我認為這件事他處理得還算明智。
就這樣我們一直通着信,1987年,我從南充市文聯借調到省作家協會負責《星星詩刊》函授部的工作,這時的朱老弟己經由他所在的縣政協秘書長升任政協副主席,我心中老是設想他當官後對下屬發號施令的樣子,可我始終認為那個設想有些不倫不類。
在一封信里,他捎來一首短詩,並說寫詩的這位農村女孩極有培養前途,叫我無論如何協助發表,以鼓勵她繼續努力。我當時正負責主編函授部的教學刊物《新星》, 每期都得選登一些學員的習作，我也就隨俗以權謀私將這首介乎可登可不登水平的詩稍加修改登了出來,也算是我向他表達的一點不忘舊友的情意,隨後他又寄了幾次來,我也曾選用了一些,我記住了那女孩的名字叫方明,我甚至估計是朱老弟在農村的一個親戚。
1991年,函授部工作結束,我又被一位舊友拖到北京去替他辦一份報紙,當了一個什麼副社長,我和朱老弟的聯繫再次中斷。
1994年我己60歲,辦了退休手續便定居在成都,空閒時約幾個老朋友搓點小麻將,動動腦子以免在死前患上老年痴呆症,給家人添麻煩。
這時朱老弟和我的陳年舊事,一天比一天遙遠,幾乎進入不堪回首的“古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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