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来之不易的三颗花生 新迁入的是八号监房,我在这间监房里住了9个月,最少写了20万字的文章,另外还偷吃了5粒花生米。 迁入监房时,我发现房角有一双不知是那位犯兄扔下的破棉鞋,按我那条物资延伸使用的“公理”,它理所当然地延伸成为了一双很不错的拖鞋,我不忍心用废物利用来形容这件事,因为在一个比乞丐更一贫如洗的囚犯心目中,废物这个词简直是对许多宝贝的亵渎,比方说这双连犯人都扔掉了的破棉鞋,它很快地被纳入我身外之物的序列。 在列举“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的正式文件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字句,说这场运动“使国民经济濒于破产的边缘”,我认为用这句话来形容饿死3000万中国同胞的“大跃进”,也就是所谓的“自然灾害”也十分贴切。1962年以后,经过一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垂死的国民经济又稍稍出现了一线生机,这才为4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只不过那一线生机在犯人生活的改善方面却毫无体现,我们告别“油荤”的岁月,还在无休止的延续。 有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突然从窥视窗传来命令声：“49号,起来”!我立即按命令要求坐了起来,随着房门打开的声音又一个命令下达：“出来”!我当然只能再一次地按命令要求套上拖鞋随他去了训话室。在门边,我意外地发现训话室的地上散落着7、8颗花生,显然是此前对入监犯人进行搜身检查时落在地上的。老百姓能吃上花生了,这也是刚才写到的一线生机的又一铁证,不过我当时并没有想借此一铁证来歌颂一番大好形势,而是费尽心机地想我如何才能吃上几粒花生。 当晚看守兵对我训话的内容其实十分简单,其中心内容不外乎训斥我不能成天睡觉,他说：“好人会睡病,病人会睡死”(他当然不知道除了交接班查房时我在“睡觉”以外,其他时间我还干了些什么“勾当”)。我假装虚心接受(事实上我也茅塞顿开,过去我就不知道病人是睡死的,还误以为他们是病死的),一双贼眼鬼鬼祟祟地衡量着花生与我的立足点的距离,发现最近的一粒还不足20公分,心中窃喜。而靠在矮椅子上的看守兵只能仰视着对我耐心教育,根本看不见我的赤脚已从拖鞋中抽出,暗暗地向这粒花生移去并用弯曲的大脚拇指将它夹入我的鞋中,接着我又用肉眼不易察觉的慢动作将身体向另一颗花生移去,同一工艺流程进行了3次以后,终于将力所能及的三粒花生夹入我的鞋中。成功的喜悦洋溢在本犯的心中,同时另一种成功的喜悦也洋溢在看守兵的心中,我清楚地听见一句久违的赞誉：“今晚你的态度还不错。” 在看守兵押我回监的短短的一段路途中,因为怕踩碎我鞋中的花生,深受举步艰难的折磨,很害怕跟在后面的看守大吼一声走快点。很可能是对我“态度不错”的奖励,他一言未发。 从那3粒花生里,共剥出5颗花生米,其中胖型两颗,瘦型两颗和显微型一颗,全被我细嚼慢咽入腹,这便是我关在这个看守所3年多的时间里,唯一的一次打牙祭一一假如花生也算油荤的话。 不知所终的20万字 我在这间新监房里,终于写完了我那部《嘉陵江三部曲》,因为有了一支好用的自来水笔,我便发挥把字写得很小很小的技术特长,将这部长诗的袖珍版本在这里制作完成。在制作过程中,因字体过于微小,每写几十分钟视力便会出现障碍,此时我必须站立起来,对着高围墙上的电网,举目眺望蓝天白云数分钟以舒缓眼睛的疲劳,而留给我能看到的天空面积,还不足两平方米,并且是用电网网着的两平方米,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只要我想起那电网网着的两平方米,我都会打起一阵寒噤。 接着我开始写一篇名叫《逃亡者手记》的纪实文章,不足10天写完这5万多字,我还为它设计了一个封面,封面上画着一弯月亮下的一排电网,电网下面有一个洞,洞的前方是一双又一双越去越远的足迹,又为这篇手记写了一千多字的序言。这篇稿子主要写我逃离劳教队的一段经历,因原稿早已不知所终,去年我将这篇稿件重新改写,题目也改为《“叛国投敌”途中的点点滴滴》。从开始构思起,我就没有想到把这些零碎东西带出看守所,也就不曾制作《嘉陵江三部曲》那样的袖珍版本,不过为了节约纸张,也为了缩小体积便于藏匿,字仍然写得很小,但并未小到“微雕”的程度而己。 我为藏匿这些稿件也确实是费尽心机,我发现砖墙上有一些小孔洞,这是砌砖时两块砖之间用河沙拌石灰(现在多用水泥)拌成的灰浆在填充时不够紧密形成的。我利用这些小孔洞为基础,然后用雕刀加以修整扩大,但由于雕刀长度有限,洞孔深度很难达到理想要求,我便再次利用我的物资延伸“公理”,将筷子的方头延伸为钻头,深入洞孔进行“钻探”,这个过程中洞孔会溢出些排泄物也就是沙浆,洒落在墙沿的地板上,我得细心地加以收藏,一方面是不能让这些可疑粉末污染了看守兵的眼睛,另一方面将文稿裹成小圆筒塞入洞孔后,还得将这些粉末加上水还原成沙浆糊在洞口,以便使天衣无缝这四个美丽的汉字能派上用场。 稿件有了安全可靠的“地下掩体”,我的写作热情也空前高涨,随后写下我在《关于三个疯子的生生死死》这篇文章中提到的由十多篇人物素描组成的《英雄列传》。 有一次开饭时,我发现芹菜里面夹杂着很多草茎,是那种田野上常见的狗尾巴草的茎, 显然是收菜的犯人赶工图快的杰作，我把这些草茎择出来用线缠成一束,放入“地下掩体”,并抒短文介绍其来龙去脉和历史背景。还有一次在菜汤面上飘浮着一种黑色的小虫子,似乎是在农村里经常看到聚集在猪粪上的那种,我很想把它们收拢存入“地下掩体”,考虑到我没有将昆虫尸体制成木乃伊的能力,便将这片虫子吹开将菜汤喝入腹中,以便使饥不择食这四个沉重的汉字能派上用场。 仿佛是70年代,反正是“文化大革命”期中,我在雷马屏农场服刑劳改,在一批新调入的犯人中,我得知有几个是来自灌县的, 便伺机向他们打听了一下看守所的情况,他们的回答使我吃了一惊,“陈家巷看守所正在拆迁”。我很担心“地下掩体” 里那些“出土文物” ，一旦查明其来龙去脉，然后顺藤摸瓜地来到我服刑的农场，会不会使我的18年徒刑再次膨胀,那可是“左”得发疯的岁月哟。 真正的英雄 上面写到的那篇《英雄列传》,记得我记叙了十四位看守兵的音容笑貌,或者他们呵斥教育犯人的语言特色,或者他们惩罚犯人的怪异方式, 还有他们那令人肉皮发麻的歌喉… …因为没有可能进行接触交谈也就不可能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我认为那本书里,除了有少许可取的细节之外,似乎并没有更多值得一提的东西。 但是,其中有一个题为“真正的英雄”的段落,我在题目下面只写了一句话：“只有上帝知道”的话。为什么欲言又忍,是因为我和这两位看守兵几乎像朋友一样可以无所不谈,甚至于后来在我的那份判决书上出现的“替彭德怀翻案”“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之类的危险言论,我们都能畅快淋漓的照谈不误,可见我们关系的非同一般。 虽然看守所每次值班只有一个看守兵,不存在士兵间相互监督的杀伤力,而我又是独居一室的犯人,交谈的音量也不大,隔墙有耳构成的威胁也不是那样咄咄逼人,但我们交谈时仍然警惕着周围环境动态以防不测。正因为关系到位,我在《英雄列传》上才欲言又忍,因为我在看守所听有经验的犯人说过,凡属亲笔写下的东西,在法律上都称之谓直接证据,不管你在口供上承认不承认,都可以直接定罪。而我在写那些文字的过程中,或者藏匿那些文字的时候,时时刻刻都充满着风险,任何环节上出现差错,都会给他俩带来政治上的杀身之祸,我不愿意让这两位勇敢的看守兵也变成和我一样的“号码”,所以只告诉了上帝一个人。 我首先结识的一位仿佛叫张什么富(不知是忘记了或故意“忘记”了),据说他父亲还是一位乡党委书记,在他生长的那个乡间, 他也算是一位养尊处优的“高干子弟” 了,而他竟能站在苦难深重的农民立场上忧国忧民,竟敢对“自然灾害”提出质疑,为成群结队的饿死鬼洒下同情之泪,这不仅赢得了我的尊重也同时赢得了我的友谊。另一位姓周的我估计是他的知心朋友,因为同他的谈话中我发现,有许多我同张的谈话内容他似乎早已知道。只有一点是巧合的,那便是这两个20岁上下的小伙子,都是1.76米以上的高大个,而且是看守班十多名战士中长得最帅的两位。 交往中有两个细节我记忆十分深刻,一个是有一次我提审归来,正是所内送饭的时间,过道上有一个装满一碗碗米饭的担子放在那里,很可能是炊事犯回厨房去挑笫二担去了,无人看守。这时正是张在值班,他站在远处一直对着我向那担饭努嘴,意思是叫我偷一两碗回监舍去吃,这对饱受饥饿之苦的犯人来说是极有诱惑力的,但我走到担子旁边时,始终鼓不起勇气弯下腰杆顺手牵羊,事后我一连好几天都在后悔,痛骂自己没出息；第二件事是结了案的犯人有时会派出看守所去劳动,张对我说,如果我出去劳动是由他带班,他可以让我逃跑。这个大胆的承诺在证明他对我的信任的同时,也证明了他毕竟年轻气盛,不能冷静思考这类事的成功概率低到什么程度,失败后的后果又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但他也确实帮我冒了一次险,因为我被捕两年多,一大家子人都不知道我的下落,我托他给我在成都的二妹寄了一张明信片, 看守所在其工作人员心情好的情况下，也允许在押犯人寄交一张明信片，告诉她我在这个世界级的风景名胜区。只因为当年的中国并未参加联合国,更未向世界开放,世界也不知道中国有个都江堰,因此我只能实话实说,我在灌县看守所一一虽然它是一个丢人现眼的单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