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至今，不覺已將近三十二年了。自從混跡博客之鄉以來，讀到過許多博友歸國見聞的佳作，回想自己在此期間也曾回國五六次，每次歸去自然不免都會有所見所聞和所思，只是當時自己距離博客尚遠，還沒有說話的機會；如今我也想見賢思齊，卻找不到一個頭緒，只好隨興所至，想到哪兒寫到哪兒。只不過由於自己確實孤陋，也許所見所感竟是人家的老生常談，也只有敬請讀者包涵了。

我1985年初出國，半年後就碰到一個回國機會；原來那年美國建築師年會在舊金山召開。會後十幾個建築師組團去中國旅遊，承包的旅行社為了找一個不發工資的導遊，和我所在的大學聯繫，我那時初出國沒有經驗，貪圖免費回國一趟，就興沖沖地自告奮勇，替他們白幹了一次活。

那時候我已經在美國生活了半年，習慣了夜晚燈火輝煌的生活，只記得當飛機降落在上海龍華國際機場之後，所見周圍一片漆黑，影影綽綽，好不悽惶。客車在黑暗中行駛一段時光，及至到達賓館也覺得燈光暗淡，成設簡陋，而那個招待所據說還是毛澤東住過的地方。記得 在服務台有位建築師很熱情地把他們年會的徽章贈送了一枚給前台服務員，我聽見那位年輕人用上海話在嘀咕：“送我一包香煙還差勿多，滴個麼司派啥用場？”

其實我過去在國內受苦遭罪，很多有名的地方根本沒有去過，這次倒是托他們之福，跟着他們把什麼西安兵馬俑，桂林甲天下，上海玉佛寺，北京故宮頤和園玩了個遍。那次在桂林本來計劃中要看溶洞，遭到他們的反對，說溶洞美國很多，我們跑到中國來不是來看溶洞，我們要看當地農村公社的人民生活。我們只好設法聯繫了一個地方，去的路途較遠；且不談那途中顛簸之苦，只說途中要上廁所；那個鄉下茅廁髒不堪言，更是臭不可聞，我都受不了，只好連聲向他們解釋，他們有人卻為我開脫說，這沒有什麼，我們到過非洲，情況也差不多。這個譬喻令我好生慚愧。

因為年代久遠，很多事記不起了，還值得一提的是，那時出國訪問學習的人，都要省吃儉用，留出錢來好買八大件帶回國去。（還記得嗎？那時還是使用僑匯劵的時代，進口商品只有友誼商店才買得到，不過這所謂的八大件我現在可報不全了。）當時我也未能免俗，從每月的400元美金生活費中省出錢來買了個fisher的音響和Minolta的相機帶回國去，他們還嫌我的牌子不好。（minolta現在已經被sony收購了。）另外還有一件有趣事是在行程結束時，我們在北京友誼賓館舉行告別宴會，而我的老哥兒們，原來的北大教授，當時任高教一司司長的夏自強，他的獨子夏青，在文革中隨着父母遭罪沒有能夠上學，這時正在友誼賓館的餐廳當廚師。我告訴服務員我想見他，前台傳話到廚房去說是有外賓要見夏青，當時廚房裡竟然鬧歡了。（這是夏青告訴我的，當時畢竟外賓還很稀少。夏青後來到了加拿大當廚師，現在仍在那裡，估計早已當餐館老闆了，他爸前年已經去世。）

這以後有20年，我對89天安門屠殺無法忘懷，一直沒有回去過。再回去已經是21世紀，關於國內的變化雖已經耳熟能詳，然而當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時，我仍然為北京的天空一片灰黃而影響心情。及至以後去的次數多了，到的城市多了，也就習慣了這個故國天空的標準色；至少還比後來的霧霾強些吧。對於國內建設的突飛猛進印象雖深刻，但令我困惑的是，記憶中的故園蹤跡俱已無法尋覓。懷舊無從，人非物也非，故鄉已成他鄉。這種鄉夢無處尋的失落，多少人必定曾與我有同感。俱往矣，兒時的，少年青年時的各種深刻記憶，也只有永遠停留在腦海裡面了。這種矛盾，隨着時代發展的腳步會更加加深。這好像是個無解的矛盾。顯然，我們不能妄想為了自己的nostalgia而限制時代發展的腳步，然而竟找不到任何解決的途徑麼？當然不是沒有，早在初期，梁思成大師就對首都北京規劃提過很好的建議，又有哪個共產黨大官能夠接受？其它城市等而下之，就更不用說了；至少在這方面，我羨慕歐洲國家，巴黎就做得好。

回國最煩的是遍街的大標語，大話空話滿天飛。明知道沒有人相信他那些東西，卻以大張旗鼓的厚顏無恥，硬要塞給人家，好端端的市容被他煞了風景，破壞城市的面貌，莫此為最。尤其可笑的是把什麼中國夢也編造成各式各樣的標語口號漫畫，成為明眼人的十足笑柄。而更可恨的是他把一些大紅布橫幅標語也掛到古色古香的傳統古廟中，十足顯示出中共他對宗教的褻瀆與不敬，也使得我這個觀光客望而生恨，憋一肚子氣按不下快門。景點被他生生地破壞了。我估計，以中國之大，城鄉之多，這個隸屬於中共宣傳部門的標語行業可是永遠不會不景氣，怕不要養活上百萬家口，而且也為他的雞的屁作了百分之零點幾的貢獻，因為其所謂產值是一定被估算了的；而且依照中共政治掛帥的原則，這產值以其高政治質量，應該再乘以一點幾的係數。

國內的建設中熱衷於製造假古蹟的風氣曾使我心中頗不值。後來想想，我們這麼個號稱幾千年文明古國的大邦，的確太缺少歷史的留存，甚至比起歷史短暫的美國都不如，因此新造一些古代文物也無可厚非，反正不過是增加些旅遊資源，目的並非文化而為好賺取鈔票。只要清楚加以說明，而不要故意打馬虎眼，魚目混珠，此其一；但令我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惜巨資，新造了一些廟宇。作為一貫否定，壓制以至迫害宗教的共產黨政府，居然厚着臉皮，為了賺錢不擇手段，蓋起大廟來。若按他們自己本來的說法，宗教是萬惡的麻醉人的鴉片，則如今共產黨這種做法就是公開販毒，實在其心可誅。質之當年他們在南泥灣種植鴉片賣錢，竟是一脈相承，他就更加無法抵賴了。我對歷史上古人修建的廟宇，不管多破多舊，心中永遠是充滿崇敬之情，因為那裡面充滿了先民們的虔誠的心；哪怕是古代帝王修建的廟宇，至少那皇帝自己他信奉。你共產黨是什麼玩意？有什麼資格來修廟？那是敬神的廟嗎？所以我對這種玩意，不論它再大再有名氣，絕不涉足其間。

寫着寫着又談起道理來了，真是舊習難改，下面談一點我覺得新鮮有趣的事吧。

在成都，我有個親戚，在區建委工作，算是政府官員。他年輕能幹，早已和朋友合夥開了幾家大餐廳，有的還是連鎖企業。有一次他帶我們去看他們經營的一家餐廳，是每次消費至少萬元以上的。這餐廳並不在通衢大道，比較隱蔽，但有較大的停車場，雖不是秘密營業，但也要有關係才進得去。我們進去以後，看見並無營業大廳，都是一棟棟單體的建築。每棟裡面裝修豪華，有碩大無比的園餐桌，有好幾個長沙發，有完備的衛生間，另外有兩張機動的麻將桌。他告訴我們，原來這麻將桌就是行賄的工具。用輸錢的方法來行賄的確是中共治下偉大的發明之一，沒有人能夠指證的，不知道習王的反腐如何來認定這種貪污。我們自然不敢消費，只喝了飲料，吃了點水果，也竟然消費了三百多元。到了我下一次回國，他帶領我們去參觀了他新建的另一家更高級，尚未完工的地方。照他的說法是，“你腐敗，我比你更腐敗”。只可惜大概不久就出台了什麼四菜一湯之類的規定，再不多久就反腐了。我估計他那地方他很難辦下去了，因為又不在市面繁華商業興盛處，即使改成低檔也難以營業。但因為我沒有看見那裡面有臥室和床鋪，大概還沒有發展到涉黃的會所那一層。畢竟成都是內地，比起深圳自然落後一大截了，當然這只是我的估計。

成都還有一個令我印象深刻處是，（兩年前）有的大餐廳為招攬顧客，竟然是消費一千，返還餐劵八百。絕對沒有搞錯，的確是八百，因為我們去了不止一次。他雖然門庭若市，但也看見比鄰的冷落蕭條。這裡可以看到大陸競爭之激烈和生意之難做，老闆若無切膚之痛何至於割肉補瘡。（近年實體商業是雪上加霜，有次我在杭州一個中等街區閒逛，一個block之內竟然有八家鋪面歇業)。

再一個深刻印象是成都的麻將文化實在深入骨髓，在太陽落山後有些小街的人行道道上居然擺出若干麻將桌來。人們興高采烈地摸打吃碰，全不顧對交通和市容的影響。而另一個流行的所謂的農家樂，也是人人趨之若鶩，但它的全部內容卻無非就是去飽餐一頓麻辣燙後，打上一場麻將而已。我說他簡直玷污了中國自古以來傳統的的林泉之樂和山村野趣，除了庸俗，就是銅臭，哪有一絲絲文化氣息？在這一方面，台灣所流行的民宿，比大陸的農家樂不知道高了幾個檔次。畢竟文化素質不同，這方面大陸也真的無法趕。另一方面，說實話，我對於把打麻將當作一種文化活動是不敢苟同的，雖然現在有了什麼麻將的國際比賽。這方面我倒希望聽聽大俠們的高見。

國內的醫療奇聞聽過頗多，不料自己也親身經歷一次。那是六年前我們到新疆旅遊，有兩位在烏魯木齊工作了50年的老同學接待，自然一切順利。說的是一天在參觀某廟時候滑了一下，小腿（即四川話所說的連二杆）受了點擦傷，第二天有一點點紅腫跡象，一般我都無所謂，一兩天會自愈的。但那位接待的老同學似乎責任所在，不依不饒，一定要我去看醫生，以他50年地頭蛇的優勢，把我帶到了軍區的一個門診部。那位主治的女軍醫容貌清秀，儀態端莊，紅汞碘酒之類處理包紮之後，卻一定要我去輸液，弄得我哭笑不得，不去又不行。當然是最後孝敬了￥三百多元醫療費了事；至於到廟裡被敲竹槓都是老生常談了，不說也罷。

再談一項前年我在北京的頗不簡單的完全不在計劃之中的經歷。那就是我居然到了一個你在地圖上絕對找不到，也就是一般人絕對去不了的地方，那就是毛澤東的專列的火車站。這當然是一條專用的支線了，他那專列機車還保存在那裡。（當然我不敢攝影，至於我是怎麼去的，在這裡卻必須保密了）。這個地方旁邊也是一個頗為特殊的單位，那就是8341部隊的文工隊，是專為黨中央表演的。他們現有的編制是103人，都是從各部隊文工單位挑選來的。他們的排演場居然有一個有着紫紅帷幕的正規劇院的大舞台，但下面卻只有一排座位，這座位平時導演可坐，但主要是專為審查節目的首長坐的。我們居然承蒙他的指導員接待，參觀如儀，只見大廳樓道，到處掛滿錦旗，中央領導接見的大幅照片滿牆，他陪我們到樓上喝茶吃水果，我們虛與委蛇一番，興盡而返。

看到這裡，讀者可能會指責我這個人口是心非，整天罵共產黨，卻居然去與其屬下握手言歡。這其實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極其矛盾而且通常的現象。我們痛罵共產黨之為黑幫組織，之為專制制度，卻並沒有否定那個機構的一切人員，實際上我家裡共產黨員也有幾個。從我過去的博文中可以看出，即使連他專司鎮壓的勞改隊的幹部中，也會有善良的人的。這種情況竟然有人不理解。想當年當我初來美國，和民運組織的聯繫中，和他們談到在勞改隊的經歷，我談到當年專政對象的家屬前來要求離婚時，勞改幹部一般都會加以勸阻，要設法保護那個勞改對象的婚姻關係。民運人士完全不能接受我的說法，竟以為我為共產黨勞改隊說好話，不是共產制度的反對者。

So naïve！怎麼知道後來我們到華盛頓DC中國使館示威時，還需要用超市的牛皮紙shopping bag套在頭上，只留出兩個眼睛的洞口。那種情況，那種滋味，豈是後來的人所能理解？

我之所以寫加這一段，我想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