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文字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今年已高寿一百零六岁，是身历四个朝代、精通四国语言的大学者。作家周素子和周有光张允和夫妇有五十年的交往。因此，本访问带有聊天的形式。周先生一生不做官不搞政治，但是对政治问题仍有洞若观火的敏感。
问：问你一个问题，对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同源词研究》的评价。 周有光：陈独秀在语言学文字学上，他是的确外行，这方面胡适懂。陈独秀是共产党对他很不好，这都是历史的惨剧。陈独秀当时他要进步，他要革命，要前进，结果走错了道路。 问：陈独秀搞学问的话，地位也会很高的。 周有光：对，他如果搞学问就好了。他做了一件他不知错的事情，就是引进共产主义。 新俄国史：列宁是德国特务 现在俄罗斯出版一部《二十世纪俄国史》，还没有中文的翻译本，可是已经有中国学者介绍这本书，过去苏联的历史材料都是错误的，已经证明不是事实。这本书组织了俄罗斯四十个很好的历史学家来共同写的，他们根据公开出来的苏联档案。首先讲列宁是德国的特务，列宁从一九一五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德国人拨出五千万金马克，约合九吨黄金，资助列宁革命，来破坏俄罗斯。 前两天一个美国教授来看我，他说美国大学本来有一个课程叫做「马克思主义研究」，是选修课，现在这个课开不出来了，没有人选了，马克思的理论是错误的，马克思的预言完全失败了，马克思已经没有研究价值了。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他写资本论当然是胡说了。马克思认为工业发展，工人越来越多，世界上全是工人，工人就统治世界了嘛。其实，像我们这种读经济出身的人早就觉得马克思是站不住的。叶利钦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他说，苏联的解体是俄罗斯前进的必要条件。 问：如何保持这样清晰的记忆？你的阅读的习惯是怎么样的？ 周有光：每天都读书。我是八十五岁才离开办公室，在家里以后就不做学术研究了，随便看书，随便写杂文，主要是看世界历史还有文化，中国人不大懂文化学。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了不起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文化的中心跑到中国来了。这都是胡说八道。我就根据国际文化学者的研究写了篇文章。杨振宁他搞物理学的嘛，他这个人人缘不好，在美国大家都讨厌他，他觉得在美国没有趣味就回来了，先到香港，香港请他演讲，他不讲物理学，他讲文化、讲语言文字，讲了一大堆错误的东西，一个大笑话！我百岁以后衰老很迅速，首先是耳朵不行了，记忆力不行了，不过理解力还没有衰老。理解力要衰老那就不行了。 我们家被三次扫地出门 问：跟沈从文的老照片还有没有？ 周有光：老照片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这种知识分子是共产党不要的，都送到宁夏，去劳动改造，叫做五七干校。等到回来呢，家里住的是造反派，他们搬走的时候，我们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连个废纸片都没有了。本来我家里照片多得不得了，一张都没有了。 我们家三次被扫地出门。什么叫扫地出门呢？就是家里面什么东西都搞光了。第一次要讲我的曾祖父，他是反革命分子，清朝他反对长毛，就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打破了常州城后，他就投水而死，清朝封了他一个官。皇帝每年要给我们很多钱，酬劳他的。 第二次，我们抗日战争逃到四川。苏州的老家由一个老家丁照看，他管得很好。我们本来以为最多三年要回来的，结果隔了八年才回来。等我们回来，老家丁已经不认得我了。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这是第二次扫地出门。 第三次扫地出门就是五七干校下放，反右嘛，反知识分子嘛。我还是非常幸运的，为什么？我是上海解放才从国外回来的，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我是搞经济学的。一直到一九五五年年底，中央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叫我来参加。会完结以后，中央把我留在北京，在一个新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我说不行，我的语言文字学是自修的，不是我的专业，我是外行。领导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复旦大学校长劝我改行，说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因为当时要建设新中国遇到一个困难，就是人民都没有文化。那个时候百分之八十五都是文盲，复旦的校长也劝我，我就到北京来了。就此改行不搞经济学了。 我是一九五五年底来的，一九五六年没问题，一九五七年就反右，反右不得了，上海两种人是重点，第一是资本家，一个个从高楼跳下来自杀，第二个重点就是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它不要经济学家，只有政治经济学，最讨厌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知道共产主义的缺点。上海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我的好朋友自杀了，我在复旦的学生、好多博士生都受牵连，有一个博士生好得不得了，也自杀了。我都不知道，那三年时间是不能随便通信的。 但我在北京改了行，不算我的帐了，上海好多经济学家没有讲错一句话，可是也变成大右派，因为你作教授不可能不写文章。你一篇文章，就是二十年监牢。所以我逃过了一个反右。四川话这叫「命大」。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腾飞 问：你是老经济学家了，你是如何看中国经济腾飞的。 周有光：今天许多人讲中国好起来了，经济好起来了，这是完全错误的，GDP不能讲总数的嘛。这就类似于毛泽东讲，我们一个人炼十斤钢，就比美国人多了嘛。我们人多，总量当然大，那有什么稀奇？（人均，每个人的平均，）我们的平均比台湾四分之一还不到，差得远得很。稍微好一点点就拚命瞎吹牛，这是很可笑的。现在问题就是中国反对民主，共产党说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清华大学有一个学术讲座，里面有一个教授讲得很好，他说「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要改的是国情，不是民主！」 今年真奇怪，这两天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闹得不得了啊，好多国家，先是突尼斯、埃及，然后是也门、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巴林，越来越多啊，好多阿拉伯国家都在闹，起来要求民主。这真奇怪，民主两个字在他们国家本来是侵犯君主统治的，所以人家说民主不适合国情，最最不适合他们的国情，可是他们的群众都起来要求民主，世界都会变掉了。 问：你现在上网吗？ 周有光：上网。我有一个很好的计算机在那个房间，我普通写文章就用这个计算机。 问：中国买美国债券对吗？ 周有光：对的！发行要有准备，发行准备用什么东西呢？从前最好是黄金，可是黄金的问题就大了，第一是不方便，第二黄金的价值它不能跟着需要变化，所以黄金可以作发行的准备，但只能作一小部分。发行你要准备一种东西有价值的，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立刻卖掉变成钱。所以美元，美国公债，最合算，也最靠得住。因为美国公债或者美元立刻可以变成你需要的货币。 朱镕基是第一个提倡要买美元公债的，许多人就骂他卖国。朱镕基说那请你来办。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全世界都是买公债，其他东西都次要的，因为其他东西没有那么大的量，没有一种东西可以随时卖出去，立刻变钱的，就只有美元是最方便。这是一个知识问题，你要反对你自己倒霉。这个美帝国主义是很厉害的！债券呢你可以立刻变成美元，从美元的角度来看债券不会缩水的，而且它的利息也是比较高。美元是会缩水，但也不敢缩得很多，缩得太多他自己不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美元是全世界通用的。 最难忘的朋友是胡适之 问：你最难忘的朋友是谁？ 周有光：最难忘的朋友是胡适之，他是我的丈人的朋友。其实他不能算是我的朋友，不过我认识他。我的老伴，还有老伴的妹妹就是沈从文的夫人，都是在胡适之的学校里面听过胡适之的课的。其他的朋友想不起来，朋友太多了。胡适之倒霉得不得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在美国不想回来，一个儿子很进步，回到中国来，结果搞死了。现在看起来，胡适之讲的话都是对的，他没有胡说八道。中国，今天最重要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哪里来的，胡适之讲的，是胡适之讲出来的，这是很值得敬佩的。像陈独秀这样的就不行了，后来搞共产主义搞坏了。中国共产党本来不是独立的一个党，是苏联党的一个支部，我们是属于苏联的，荒谬得不得了，可是那个时候谁也不会看到这个，历史是：说事后容易，看事前很难！ 问：当时你也很激动？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周有光：不是很激动！因为我们经过抗战，那个时候我们青年都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专制，国民党专制都从苏联来的，也是学苏联的。苏联那个时候很厉害，它一手抓国民党，一手抓共产党，很厉害的，害了我们，现在人家结论，中国的倒霉事情都是苏联来的，苏联是中国最大的害人者。 问：你认为现在中共的政策对不对路？ 周有光：完全错误。中国一切都要改，假如不是和平过渡，就会闹武装革命，那是迟早的事情。连阿拉伯国家都在闹民主嘛。阿拉伯国家是女人的头发都不能露出来的，民主不是笑话吗？ 问：那你对胡锦涛的和谐社会怎么看？ 周有光：我不谈，因为不值得一提。讲到民主，人家问我，民主不好吗？一民主就要闹乱嘛。我说民主当然要乱，你怕乱你就不要民主。我讲个笑话，外国人讲出来的笑话，民主当然要乱，是美国最乱，乱到美国白人当中都搞不出一个总统来，搞了个黑人！乱透了！ 季羡林不懂语言文学，写书莫名其妙 季羡林应当说跟我很熟的，他也是政协委员，在政协我们常常两个人住一个房间。他在外国读了八年书，在德国学梵文。外国大学都有梵文这一课，中国大学没有。学梵文什么用处呢？学佛教文化，学了梵文你才能够看佛教的材料嘛。他的梵文是挺好的，可是回到中国来没有用处。中国大学没有学梵文的，中国人研究佛教不通过梵文而通过中文，什么道理呢？因为从唐代开始，中国人把佛教的经典都翻成中文。所以许多的佛教经典中文有，印度文都没有了，印度是失传了，中文里面倒有。所以你真正要研究佛教呢，要用中文典籍来研究佛教。 对季羡林捧得那么高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他捧共产党，共产党捧他。人家把他放在语言文字界里，他不懂语言文字学，写的书都莫名其妙，讲了许多错误的话，连我的学生都写文章批评他。（笑）季羡林被捧得那么高，可是他其实跟钱伟长一样，儿子来看他都不方便啊。一做官，你就倒霉了。 毛泽东一点现代知识都没有 问：你这个年龄在北京排老几？ 周有光：东城区调查人口说，我是东城区年龄最大的。北京城市的变化很大，可惜早年被毛泽东破坏太多。假如按照梁思成的计划，老的北京城保留下来，加一加工，东面造一个城，西面造一个城，不要破坏原来的。破坏了原来的，这是很可惜的，已经没有办法了，这是毛泽东的胡搞。毛泽东有古代的知识而没有现代知识，你只要看看他家里面，他的书都是平放的，没有一本竖起来的书，表示他一点现代知识都没有。治理国家要现代知识，古代知识没有用，所以他在胡搞，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搞到后来自己也没有办法了，死掉了。香港人说，中国大陆很幸运，第一是毛泽东死得早，第二没有儿子，假如来一个金正日这样的儿子那就楣了。 问：你见过毛泽东几次的？ 周有光：在政协经常见，每次都拍了许多照片，而且放大了都给我挂着，我一张都不要。后来很好，被造反派都搞光了，我向来不挂一张名人的照片，我就讨厌这么一套，多得不得了，头头们的照片我都有。 共产党荒唐的事多得不得了 问：你跟外国亲戚们联系多吗？ 周有光：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外国去好多趟。讲到外国去的事，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我刚刚想起来。五七干校回来后，没什么事情做，但是我很高兴。我就在家里面，把从前做的研究的东西，写成一本一本书。有一天，是一九七九年的冬天，领导来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下个礼拜你代表中国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出去了，我的衣服都破光了。他说衣服破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新的，从袜子到大衣都做新的，做最好的，但回来后，都交给公家。好，要走了，派了两个人送我到飞机场，送到飞机旁边告诉我，你是联合国请的，联合国给你很多钱，所以我们不给你美元了。我上飞机一分美元都没有。又说「你皮夹子要拿出来，人民币不能带到外国去的」。我皮夹子交给他，我身边一分人民币也没有。人家就问我，你没有一分美元没有一分人民币你怎么敢上飞机呢？我说人已经到飞机旁边了，跨一步就进飞机了，你不进也得进嘛。不过我一点也不心慌，真的有点问题，我在国外还是有点关系嘛。我们的政府，荒唐到这等地步。出去回来剩下的外汇都要交给国家，不许留给自己。不仅他给我的钱要交，我在那里讲稿发表出来不是有钱的吗？也要上交。反正在国外拿的所有的外汇百分之一百都要上交！我们的国家共产党荒唐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我都觉得很好玩。 问：一起合影好吗？ 周有光：好的。我的保姆叫我拍照要戴个眼镜，说戴个眼镜有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