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其族中先人傅以渐为满清入关后的第一个状元。其曾祖傅继勋官至安徽布政使，曾纳李鸿章为门生。其父亲是光绪二十年之顺天府乡试举人，有文名，曾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院长。他长到十一岁就已经通读过《十三经》。1913年夏，他考入北大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学的主要是文史，曾受章太炎、刘师培与黄侃等名师之器重，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

1934年3月5日他在《大公报》发文说：相信中医是愚昧，对不起自己所受的教育。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等到延安机场迎接来访的六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毛泽东与傅斯年握手。

章立凡引用张申府文章曰：“一九四五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毛在北大图书馆出借部工作不认真，特别是字迹十分潦草，难以辨认。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此曾经批评过他。有一次毛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毛不认错反而强辩，加之两人的地方方言沟通不良，傅气急之下打了毛一个嘴巴。这个故事在台湾出版的一些书籍里早有记载。”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经与美国记者斯诺先生说起当年在北大时的往事：“那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傅斯年、罗家伦等，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我这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这只能说明当年那班青年学生无意间的怠慢，毛泽东还是在意了，并且一直没有放下，倘若再有那“一记耳光” ，傅斯年显然不会受邀前往延安，自然也就更不可能有那一次窑洞长谈了。至于那段毫无意义的傅打毛的传说，无论出自哪里，显然不是事实，也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人物性格。不足信也。）

延安访问期间，傅斯年发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傅斯年和毛泽东当年曾在北大相识，他们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

当毛谈及傅曾在五四运动中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做出过贡献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听罢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随后，毛泽东给傅斯年谢了一封意味深长的短笺和条幅，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毛的条幅这样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陪同傅斯年来到礼堂，傅看见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锦旗，是各地献给伟大领袖的，便讽刺说：“堂哉！皇哉！”毛感觉到了讽刺的意味，没有出声。在代表团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没有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

      傅斯年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殁吗？”傅斯年的估计相当准确，讨好毛泽东的章伯钧、黄炎培等人，都没有逃过中国建政之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最后的结局都是不得好死。傅大炮火力虽猛，但可是一门准星极准、弹无虚发的大炮，目标向来打的很准。

      好在这门大炮被搬到了台湾，如果留在大陆的话，不是锈死、烂掉，也该是门哑炮了。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如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傅斯年跟蒋介石说话时常常翘着二郎腿，好在蒋介石惺惺相惜，对文人的一些秉性也深为理解，所以从不放在心上。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当时，傅斯年的好友、同学朱家骅、罗家伦等都先后进入政界，操持一方权柄。傅也有多次机遇，国民政府也屡屡示意欲委以重任，傅斯年始终不为心动。傅斯年不愿从政，但愿参政，理由是：“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他对做官与做事的态度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决不入党的气节，连一向目中无人的李敖也倍加赞赏：“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傅斯年的“贫于财”，几乎笼罩了他的一生。他曾对妻子说，这一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妻子和孩子，薪水微薄，生活拮据，不得不靠稿费补贴家用。这与当时贪污成风、腐化堕落的世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傅斯年身兼数职，以他的身份和影响及人脉资源，只要心眼儿稍微活一点，保障全家人衣食无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今天看来，这些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事情，不幸在当时竟成为真实。

　　1949年春，胡适准备赴美，内眷无人照应，拟将其送到老家绩溪。傅斯年表示，胡适可以把夫人交给他带到台湾大学。“局势如何演变，我不敢预言，但我们会尽力照顾胡太太，吃不饱大家喝稀饭。”胡适真的把太太交给傅斯年“托管”了。在傅斯年台大校长宿舍，住着胡太太、傅的侄儿和另一位朋友一家五口，十多个人共同生活了好长一段清苦的日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曾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按当时的官方汇率折算，合100亿元法币。如以黑市汇率折算就更高了。孔祥熙利用自己财政部长的权力，倒买倒卖，从中贪污了3390万。事情披露后，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此事闹大了，舆情汹涌，满城风雨。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做他的工作，为孔说情。席间蒋问道：“傅先生信任我吗？”傅斯年的回答很干脆：“我绝对信任。”蒋立顺势引导：“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铿锵有力：“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委员长也就应该信任委员长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此言一出，蒋介石再无言语。傅斯年的穷追猛打，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职务，改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

宋子文上台后，以行政院名义颁发《黄金买卖细则》、《管理外汇暂行办法》等文件，与孔祥熙一样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特权，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致使国民经济一片混乱，最终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席卷国统区的“黄金潮”。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文章既出，全国轰动，各报纷纷转载，成为讨伐宋子文的一篇爆炸性的檄文，矛头所向直指蒋介石：“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他大声疾呼：“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要垮了。”继此文之后，又连续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宋子文的失败》等文。傅斯年的一系列“倒宋檄文”迫使宋子文不得不下台。从抗战末到1947年，傅斯年连连著文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的贪赃枉法，使得两位皇亲国戚先后落马，由此可以领略当时舆论监督的力量和知识分子讲话的分量。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被任命为北大代校长，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来到了北平。很多人推荐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诚心诚意地保举了还远在海外的胡适。傅斯年说，有比我更适合的人选，就是胡适先生。我答应先在北大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等胡先生归来，我即卸任。他并不是有什么官瘾，而是要为胡适扫清道路。作为学生和朋友，他深知象胡适这样的书生，走到哪儿都是老好人，从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得先出头，把那些沦陷时节期舍不得离开北平并出任伪职的人员一个全开除出去，为胡适任职扫清道理。傅斯年坚持「民族气节」、「正是非，辨忠奸」，将汪精卫政权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全部开除，周作人就是在他的“汉、贼不两立”的主张下被清除出去的一员。他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的教员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容庚曾跑到重庆拜访傅斯年，傅见面就大骂：“你这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快滚，不要见我！”　　

曾在“伪北大”任过职的人员，采用多种方式向傅斯年施加压力，组织请愿并以罢课相挟。傅斯年毫不示弱：“就是杀了我也要说上面的话！决不为北大留此劣！”并毫不手软地对“伪北大”校长鲍鉴清提出控告。

　　1948年，国共战事日趋明朗，国民党退守台湾已成定局。蒋介石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还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他希望把“国家的大脑”搬到台湾。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实施办法。很快，傅斯年草拟了一个详细的学人抢救名单，几乎都是的知名的专家教授，囊括四种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在所抢救”的学人名单中，院校负责人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胡适、杨振声、罗常培等。

        据季羡林回忆，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他想接的人大多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胡适之哭，真乃千古一哭；傅斯年长吁短叹，也是千古一叹。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哭一叹并非空穴来风。冥冥之中，他们似乎已经预测到文人命运的未来走向。罗隆基们等55万人被一网打尽，中国精英一夜之间全军覆没，老舍们投湖，胡风们入狱，傅雷、剪伯赞等各携妻引颈，沈从文们封笔，梁漱溟、马寅初们被批，钱伟长扫厕，艾青、王蒙们流放……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流血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49年4月6日台大和师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司令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受邀来到“省参议会”，回答完“参议员”郭国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宽等事项提出的问题后，刚走了发言台，只说了一声“不好”就倒地不省人事。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脑溢血，虽经全力抢救，但还是回天无力。　　

       傅斯年逝世后，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追悼会者5000余人。各界致送挽联270余副，其中有很多赞颂了傅斯年一生的事迹和崇高的人格。如于右任挽联曰：“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吴稚晖挽联云：“成学派自由，五四君千古；是真正校长，孑民外一人。”叶公超挽联云：“有正义感，说老实话，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余勇气何来?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学风，严真伪辩，人云然，君讵尽云然。治使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长存。”台大全体师生的挽联是：“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表达了对校长的哀悼和追思。在傅斯年逝世周年祭日，他的骨灰被安葬于台大校园内，其安葬地被称为“傅园”。

        傅斯年一生清廉，家境凄凉。傅斯年去世前，还在赶写一篇文稿，并对夫人俞大彩说，等得了稿费，“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傅斯年去世后，几无遗产，一生所积唯一房书耳。曾嘱夫人要把这一房间藏书留给儿子，还请老友董作宾专篆闲章一枚，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家有藏书能教子”。希望子承父业，作一个独立独行的读书人。

       傅斯年的贡献不在学术，而在以一介书生的傲骨彰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傅斯年评价自己的一生“无惭于前贤典型”，自嘲“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他几次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宁肯以在野之身，以学者的身份，“参政而不从政”，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评政府的自由。几十年过去了，国民党在台湾已经还政于民，而中共在大陆许诺的民主仍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