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 三十年人文大杀   发表于 2017 年 03 月 25 日 由 lixindai

刘宾雁三十年前说：这个屠杀政权两三个月就垮台——经验之谈；

林毓生十几年前说，这么坏的一个政权不垮台，我这么多年的书就白读了——学识之谈。

中国三十年统治模式，在经验和学识之外，古今中外都没有知识可以解读它。甚至世界上所有的专制政权，都把中国视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模范。”人们对中国的预测，误差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导致民主”、还在于三十年里预言”崩溃”多次，每一次都低估了这个政权的存活能力。”六四”后中共的所谓”独裁者学习曲线”，是在所有领域增强控制手段，而最根本的一条是，它成功地控制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发育。我们看不到组织和革命党，看不到成熟的领袖；然而中国又遍地是英雄、遍地是陈胜吴广、遍地是孙中山毛泽东，却形不成创造性的”反抗者学习曲线”。

三十年怎么总结？一方面这个体制通过经济、立法、外交等各层面的措施加固、升级自己的控制能力，政权触角下探到”十户长”的深度；另一方面在民间这一端，则出现了社会犬儒化、民间碎片化、抗争原子化的悲惨局面，令组党路径无社会基础，”天鹅绒革命”无空间，以致台湾、东欧的转型经验和所谓”茉莉花”模式，中国都无法借鉴，所以尽管因强征土地、暴力拆迁、环境污染等因素，民间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无组织抗争，看上去热闹非凡，却不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政治后果。

有谁书写过这三十年的狂澜、污浊、惊悸、血泪？又有谁认真梳理过思潮风俗、世态百媚、幽史秽闻、精灵魍魉？

更有谁追问过它的肇始？三十年前发生过一场大屠杀，然后中国迎来二十年经济起飞，接下来就是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凡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见证了这三十年的盛衰罔替。

一九九二年开始的中国市场化，是撇开所有制改革，先用国家权力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农村则是宣布”土地公有”之后，任凭公开瓜分，接着就是”圈地运动”——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交易双方讨价还价权利的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部分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部分人降低”费用”。这一切国家暴力的干涉，都需要一个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杀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乃是中共的底线。无情的剥夺需要貌似合理的麻醉和慰安，于是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将”国家”在价值、话语、情感的层面置于霸权位置，压制、化约个人权利；将经济增长置于剥夺一切（民族的所有生态资源、子孙后代的生存）的优先位置，而铸成”国家安全至上”的新极权模式。这是一个集权升级版，是八九年苏联解体之后出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的更新换代，而西方和国际社会尚大梦如酣。

经济起飞对于中国自身，是摧毁性的，它在价值和生态两个层面，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坊间直说”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环境代价今天已成不争事实，大半个中国沉沦于重度雾霾，中共为挽救他们的江山，不惜毁掉中华民族的江山，土地、空气、江河统统污染了，国人的癌症发病率急剧上升，民间哀恸”国在山河破”。地理生物学家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评说中国百分之十的年增长率：”各种环境问题皆导致巨大的经济代价、社会冲突和健康问题，其中某一个单项都足以引起中国人的严重关切。但是以中国巨大的人口、经济和区域，其环境问题势必不止是个国内事务，而将泛溢到世界其他地方，凡是与中国分享一个星球、一个海洋、一个大气层的皆将渐次受到影响，亦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将全球化。”

中国老百姓吸着毒气才发现已经束手无策，他们失去任何有效手段，去改变哪怕一丝一毫的国家政策。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产阶级也并未如同西方理论所预言的，自然而然地要求”民主政治”，他们大多数拼命地逃离，携款移民西方。”六四”后中共鼓励全民发财，其本质含义是绑架全民跟他们一道投资了三十年，老百姓出卖劳动力，谁都不想血本无归；现在经济下行了，机会少了，失败的人多了，越是如此大家就越想保住最后一点残羹剩饭，谁都害怕大局崩坏，一根救命稻草都捞不到。

历史学家余英时借《易经》里的话，称这三十年是”天地闭，贤人隐”，乃是一种哀伤，更是神来之笔鞭笞中国这段历史中的人文大杀。中国背弃一个民主和公正的社会，转为”软红十丈”的花花世界，权力尤其是赤裸裸的政治权力，变成硬通货流通于市，从荣誉、地位、知识直到金钱和性，都要经过权力才能交换，而一党专政垄断了最高权力，也就垄断了所有社会资源；这个制度再以分享权力给社会各阶层的方式，喂出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进而绑架整个社会。由此，中国从政治到社会，全然腐烂至根基，寡廉鲜耻蔚然成风，欺善怕恶遍布市井，这个早已”无神”的神州，今日成了贪官的天堂，百姓的地狱。三十年横跨”新中国”半截儿，又钩揽血腥的另半截，两截六十年自是一体，一半炼狱一半昏世；中共六十年更是中国百年现代史孵卵的一只坏蛋。

最近英国档案解密，透露邓小平当年说过的一句话”死200人可保二十年稳定”。有分析者判断，”200人”这个数字恐系误听误传，若”两千人”或”两万人”则比较可信。我猜，邓小平心里打算杀的，大概就是两百人，是两百个会写文章的人，这对于共产党和八十年代来说，足矣。今天腐烂而绝望的中国，不就是缺了不肯忍默、敢写文章的两百个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