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印度狗和一隻中國狗在中印邊境線上相遇了，在“詩和遠方”夢的驅使下，他們都想越境到對方的國度去。印度狗精瘦、疲憊、還帶着四隻小狗。而來自中國的那隻狗紅光滿面、膘肥體壯。中國狗問對方：“你為什麼要來中國？”印度狗回答：“我想要去過富裕舒適的生活。”然後反問，“你過上了好日子，為什麼還要來印度？”中國狗說：“是的，我吃得不錯，但我還想自由地叫喚！還想恢復我的性功能！”

印度是我嚮往的國度之一，因為印度對中國的文化、文明有着恆河沙數般、變革性影響。我們常說中國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好像這四大文明是並列的，而不是有先有後的。實際上，四大文明古國是有先後秩序的：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文明的擴散是有方向的，先進的文明，或遲或早要傳播、並影響落後的文明。

從印度教演變出的佛教對中國及周邊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讓中文概念有了飛躍式增容。於是我們有了西方極樂世界、淨土，天堂、無常、地獄、輪迴、涅槃、永生、行善、緣分、修行、梵音、因果報應等一系列的概念。佛教重視思辨，視塵世為虛幻，渴求解脫。沒有佛教，道教最多是哲學、養生學、縱慾、長生不老，有鬼魂、神仙，沒有天堂、地獄、禁慾等概念，和宗教基本不接軌。日本的神道教、韓國的薩滿教也都一樣。

在四大文明古國中，唯獨中國沒有獅子，而獅子卻是在中國流傳最廣的動物。獅子是通過印度傳到中國(“獅子”源於印度的吐火羅語)。中國人知道獅子之前，老虎是勇武和力量的象徵，但獅子這種“絕域之神獸”進入中國後，這個位置就被獅子替代。

佛教從漢朝起進入中國，《西遊記》是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唐三藏從印度取來西方真經，被封唐太宗的御弟。從此以後佛教成為中國最大的宗教。歷史學家易中天說，文明包含三要素：哲學——人類思想的薈萃；宗教——人類心靈的寄託；藝術—人類對萬物人之美的詮釋。而印度對中國及東亞文明的貢獻就是這三足鼎立的宗教。

一、 新型大學，你好！

2016年的12月，終於有機會親眼目睹這個神秘的國家。在此之前，我經歷了辦簽證的煎熬，懂得了什麼叫制度逼人撒謊。用參加“第18屆世界犯罪學大會”的名義辦簽證既貴也幾乎不可能。在最後一分鐘，我辦了電子旅遊簽證。

德里國際機場非常現代化，男女廁所的入口有印度特色：男女電影大明星的巨幅照片，讓你絕對不會走錯門。出了飛機場，第一道接人的地方，清一色的五星酒店安排的。沒看到接我的人，我開通手機的國際長途，給接待處打電話。他們說，我再出一道門就能看見他們。果然，在第二道門外，我在熙熙攘攘大眾接人的人群中看到迎接我的牌子。

會議是金多國際大學主辦的。金多先生（1930-2005）是印度鋼鐵、動力大王，他的家族為紀念他而捐資在2009年建立這所私立大學，位於德里國際機場54公里之外的哈里亞納邦。其口號是“為公益服務的私立大學”。目前有六個學院：國際法律學院、國際商業學院、國際事務學院、政府和公共政策學院、文理學院、以及元月剛掛牌的大眾傳播學院。顯然，辦學者的理念是科技救不了印度，印度必須跟上國際思維，才能真正融入國際大家庭。這和中國科技興國的理念形成鮮明對照。

來之前看了一篇文章，講為什麼華人在美國公司不如印度人做得好。其中一條是印度人的英語比中國人好，因為英語是印度的官方通用語言之一。顯然，文章的作者沒有來過印度。載我去大學的印度司機，幾乎一句英文也不懂，和他講話，他直搖頭（實際上是點頭）。我說，你能開點熱氣嗎？我有點冷。他說，印度最大的公司在這兒。

到了大學接待處，立即被帶上鮮花環和手鐲，點朱紅(印地語叫做“賓迪亞”)，感到非常溫暖。我被安排在一間兩人合住的學生宿舍。比大陸大學的學生宿舍的條件好，比澳門大學的學生宿舍大，也比許多美國的大學宿舍寬敞。條件相當於三星級的酒店。

第二天，早餐是自助式的，嘗到地道的印度飛餅，米粥，素菜、咖啡、牛奶。上午去參加了一個座談，了解一下大學和周邊。午飯後，和約翰、莉莎商量，決定租車去20公里外的小鎮街市了解真正的印度。在集市上，我和約翰討價還價每人買了一件“莫迪”式無袖夾克衫。莉莎買了一套非常美麗的沙麗。這個小鎮上，居然沒見到要飯的！

晚上的開幕式在校園的旗幟廣場舉行，臨時舞台被裝點的五彩繽紛。我們三個“加拿大”學者喜氣洋洋地穿着印度民族服裝準時參加。開幕式晚了一個多小時。主持者輕描淡寫地說只是稍微遲了點，然後按部就班，每一個發言者堅持把他們早已準備的發言稿講完。這兒是高原氣候，太陽一下山，氣溫就會快速下降。我們的衣着很快擋不住夜寒的襲擊。

隨後的晚飯是開放式的，露天支起燒烤，小帳篷，隨便取食物。我們這才知道，由於金多先生是一個素食主義者，平時校園是不讓吃葷的。因為是國際會議，才有雞肉和魚肉。同時所有印度校園都不得提供酒、不得抽煙。

印度人特別在意別人的評價。我們不斷聽到，你怎麼看我們的食品？大家吃飽喝足，總撿好話說。有幾個來自中國政法大學的姑娘，大聲用中文喊吃得不好，沒有肉。其他客人不吝言辭地讚揚印度的食品。好客的會議主辦方每晚都安排不同的音樂舞蹈演出。

16日，上午開會，換錢。印度的莫迪政府，為了反腐，從11月起，廢除2000盧比和500盧比的舊鈔票，使提取現金成了問題。會議為此專門雇了一個兌換國際貨幣的人。在臨時帳篷里為參會者服務。他每天獨來獨往。身上有上萬現金。好像也不怕被人搶劫。

下午租好車子，一人去新德里。轉了紅堡、甘地博物館、胡馬雍陵、德里中軸線。德里是古代和現代相互結合的一座城市。老德里如一面歷史鏡子，始建於公元前1世紀。1911年英國駐印度總督將首都從加爾各答遷至德里，在舊城以南3公里處亞穆納河西岸興建新德里， 1947年印度獨立後宣布為首都。

甘地博物館坐落在甘地陵的街對面。那天甘地陵不開放，我只能徘徊於大門外，表達我的敬意與哀思。甘地博物館內重現了甘地的一生足跡。入門處的塑像下寫着：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啟示錄。出了博物館，徜徉在綠草樹蔭的大院裡，內心無比平靜，充滿祥和之念。甘地非暴力理論和被一部分國人斥之為迂闊的孟子的王道有相通之處：“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院內還有甘地圖書館，收集世界各國有關甘地的著作，以及另外幾個展覽。

新德里中軸線街道寬敞、恢宏，東從印度門和廣場，西至總統府，以及國會大廈、政府辦公樓。在汽車行駛的路上，我看見新德里許多公共空地被極端貧困、衣不裹體的人占着，其貧困程度更勝小鎮上的居民。

紅堡是莫臥兒王朝時期的城堡，始建於1638年。胡馬雍陵建於1570年，是印度的第一座花園陵寢，泰姬陵也是以此為範本所建。

這次的司機又是一個只會講一點點英語的。他對印度人在國外的成就非常驕傲。我告訴他，加拿大的國防部長是錫克人，頭上裹着圍布，他非常高興地說：我知道、我知道！

17日上午去聽了幾個研討會，期間和一個中國政法大學的女學生聊了聊。結果，赫然領悟什麼叫“一言不和就翻臉。”她說她聽了一個研討會，講在中國摘取犯罪人器官的事，完全是法輪功人的造謠，根本不是學術。我告訴她，她應該站起來表達她的觀點。她說主持人沒有給她時間。我說，你可以散會後，和發言人繼續交流。她勃然大怒，說我立場不對。看着她憤怒的粉臉，我真的很籃瘦，心裡香菇。

下午我主持了一場研討會，居然爆滿，可是六個題目之間沒有什麼相關，各說各的話。好在時間把握得非常好，沒有拖拉。散會後，立即和約翰、莉莎租車直奔安格拉。路過新德里的高速公路上遠眺建於2005年燈火闌珊的阿克薩達姆神廟。在Yamuna Expressway收費路上，車輛稀少，高速公路的休息處也非常乾淨，全是英文標誌。

第二天一早，我們在街上逛了一會，發現印度“神牛”竟然是靠吃垃圾過活!在旅遊城市要飯的人，比小鎮、新德里多好幾倍，他們看上去很可憐，尤其是孩子。

泰姬陵建於1631-1653年，是世界上的七大建築奇蹟之一，愛的見證。泰戈爾稱其為“永恆面頰下上的一滴眼淚。”美輪美奐，嘆為觀止。據說，滿月的晚上，泰姬陵也開放，向世人展現別一番風味。參觀完泰姬陵，導遊帶我們去了一個大理石加工廠。約翰和我各買了一個大理石面的電燈茶几。下午去安格拉古堡。在古代，安格拉古堡與泰姬陵隔水相望，暮年的皇帝被篡位的兒子囚困在此，守望愛妻之陵。愛情賦予這座城堡永恆的悽美；王位被奪而囚的父親，又讓這座城堡的空氣中瀰漫着消散不去的孤寂與悔恨。

安格拉，司機坦誠地告訴我們，他們停在哪裡吃飯，店主就會給他們兩百盧比，還提供免費便餐。而我們買東西，店主會給導遊提成。又一個和中國一樣的習慣！晚上開往新德里國際機場，19日凌晨離開。安

二、 打出來的國家和談出來的國家

中國和印度在歷史和文化上有很多相近之處，印度人和中國人之間應該比和西方人之間更容易溝通。印度與中國是同處亞洲的兩個人口大國，正因為此，比較中國和印度的文章著作林林總總。圍繞着“龍象之爭”究竟誰占優勢費了不少唇舌。然而實際上，比較中印兩國的發展十分困難，大部份的比較都是橘子對蘋果式的比較，結論令人難以信服。

龍象是中國和印度的騰圖象徵。龍是想象物種，而象是真實存在的獸類。到過印度，才知道這個象徵意義的實際。龍可以把2016年的杭州會議辦成一個世外桃源，仙境一般的平和。象要想辦同樣的國際會議，即便想給外國人留下好印象，也只能望洋興嘆。

自從接觸了西方文明以來，兩個國家的精英們都想學習科學技術所帶來的便利，卻又擔心隨之而來的西方價值；都在不同程度上想要抵制西方生活方式的“滲透”。印度一度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被英國統治了近九十年。中國從來就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

1911年中華民國橫空出世，成為亞洲第一個學習西方而建立的共和國政體。民國和清政府的權力轉移，也有開創性的意義：儘管有暴亂，民國接管北平國家權力的大過程是通過談判解決的。權力從大清帝國轉交到民國政府所付出的生命代價，是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最小的一次。因此，辛亥革命，在中國、在亞洲歷史上，都應該是可以大書特書的一段輝煌。然而在中國的教課書裡，辛亥革命被貶為一個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

但是，中國畢竟沒有甘地式的、高瞻遠矚有開創性的人物。在中國歷史的大潮中翻江倒海的孫中山、袁世凱都是利慾薰心的人物。最終，他們把中國導入用武力解決問題的境地，讓中國跌回暴力的“血污海”和弱肉強食的叢林之中。

印度因為有了甘地，走上了一條非常不一樣的道路。1920年9月，國大黨加爾各答特別會議和12月的那普爾年會正式通過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計劃及甘地起草的黨綱，使國大黨由一個少數上層人士的團體變成一個有廣泛群眾基礎的現代政黨。甘地在國大黨內的領導地位也因此確立。此後，不論甘地是否在黨內任職，他始終是國大黨的“靈魂”。

甘地是一位名副其實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式的聖人。他的價值觀（從傳統的印度教信仰演化來的）是：真理（satya）、非暴力（ahimsa），即“satyagraha”：意為“精神力量”、“真理之路”、“追求真理”等。這種精神不僅開創了印度“談出一個國家”的道路，也在日後鼓舞了其他國家的民主運動人士，如美國的馬丁·路德·金，南非的曼德拉，緬甸的昂山素季等人。甘地仁者愛人，摩頂放踵，訪貧問苦，兼愛眾生，從而達到仁者無疆、無冕而聖、無疆而王境界。

二次大戰結束後，英國政府懾於印度不合作運動再起的壓力，開啟印度獨立的談判。然而談判因為印、穆兩教的對立而難以持續。為了減少生命的塗炭，維護非暴力的最高理想，甘地不得不指示尼赫魯放棄建立一個統一印度、巴基斯坦的國家願望，使自古以來就屬於印度的神聖領土的巴基斯坦能夠按照自己意願成立一個和印度抗衡的國家:一個在印度臥榻之側，鼾睡如雷的巨人。

獨立後，甘地不但沒有被打成“印奸”反而贏得大多數印度人民和國大黨的崇高敬意，然而獨立國家內的宗教仇殺，使甘地殫精竭慮，夜不能寐。他遵循自己的原則，抵制掌權國大黨中的激進分子的誘惑，拒絕走進暴力的叢林，杜絕用武力解決仇殺和混亂。他身體力行，用自己老弱的身體絕食，神奇地平息了一次又一次大規模教派之間的仇殺，最後卻死在一位狂熱的印度教徒的槍口之下。

躺在血泊中的甘地留給世人最後聲音是“嗨，羅摩。”這短促而微弱的聲音，流溢着他一貫的“慈悲”之光，普照九天，盪盡寰宇，用寬恕來懲罰一切落後、愚昧、邪惡與黑暗。這是他極致絢爛人生的最後嘆息。他離去的身影是如此寂寥和悲催，但他生前的足音更勝萬鈞雷霆。甘地在涅槃中得到永生的升華。

甘地生前數次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在甘地遇刺身亡的1948年，諾獎評委會當年的和平獎未發，以此向甘地表達敬意、歉意。甘地是非暴力主張的倡導者，是慈悲的象徵，是博愛的代表，一個千古萬國的精神領袖。在他榜樣的激勵下，通過談判取得獨立的印度從未發生過政府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事件。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的運轉雖遠說不上完美，但在大部分國民是文盲的情況下，也維持了國內穩定。政府權力的過渡總能基本按照憲法行事。“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看待印度這麼多年來的選舉，不得不承認這在亞洲一個相對落後的人口大國里，是一個經受住時間考驗的創舉。

而中國，因為孫中山一意孤行而引發“二次革命”，成立不到兩年的共和國政體就發生了你死我活的內亂。中國再次跌入不可自拔的相互殘殺的暴力深淵：弱肉強食。1945年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勝利之後，在蘇聯的縱容下，毛澤東拒絕解散軍隊，內戰不可避免。1949年在國民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毛澤東拒絕李宗仁總統的求和談判，而是“宜將剩勇追窮寇”，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國民黨軍隊毫不留情。

毛澤東的所作所為，繼承了歷史上所有先皇“打江山”的“本土資源”傳統，沒有任何創新。像他自己曾經的感慨，“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毛澤東和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大清帝國、洪秀全如出一轍，也和布爾什維克、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納粹黨）、意大利工人暴力團伙（法西斯）、紅色高棉等外國的各路暴力團伙，同工異曲、息息相通，都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卻永遠出不了人權。

他尊他的劍為神
劍勝了
他輸了 – 泰戈爾《飛鳥集》第四十五首。

民國以降的憲政之夢在淒風苦雨、血泊成河中東流而逝。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政權更換，就如同牆頭變換的大王旗，對大王本人有意義。在歷史的長河裡，對人民，對國家沒有任何進步意義。打下的江山，能實現“憲政”之夢嗎？

三、 中國印度：兩股道上跑的車　——　走的不是一條路

七十年前，印度次大陸通過談判爭取了獨立，組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最能與印度直接對比的國家是巴基斯坦。其他周邊國家，如孟加拉國、斯里蘭卡也有更大的對比意義。印度和中國對比，就像拿雞同鴨比，意義不大。我僅僅對照兩國的發展。

梁漱溟曾說，中國和印度文明都是早熟文明。中國和印度是亞洲的兩盤散沙。談出政權的印度和打出政權的中國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印度走的是“政府倡導發展”之路，而中國走的是“政府強製發展”之路。當中國大刀闊斧、橫衝直闖地沖向現代化之時，印度卻踽踽蹣跚、舉步維艱，發展相對從容。

印度領導人尼赫魯在1947年8月14日獨立日前夕說：“我們今天的慶祝只是迎向等待我們的偉大勝利和成就的起步而已，機會之門為我們打開了。”兩年之後，毛澤東在1949年9月30日，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時說：“中國從此站起來了。”在那令人迷惑、使人沉醉的日子裡，亞洲兩個大國的領導人都承諾要把國家從深淵中解救出來。

印度有15種語言、五種主要宗教和數不清的等級，缺少統一性和共同感。四大障礙死死卡住印度精英們想發展的脖子：宗教主義，種族主義，種姓制度，地方主義。獨立這麼多年，這些“本土資源”所帶來的困惑，經過70年的改造，極大消弱了這四大障礙，但是沒有徹底清除。

通過暴力，中國把一盤散沙鑄造成一塊沙石。徐志摩曾對蘇俄革命發表見解：“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1949年之後，中國就是一個血污海。從鎮壓反革命、土改開始，到1976年，中國經歷了公私合營、反右、大躍進、大饑荒、社教、文革，用這一系列恐怖政治和迫害而樹立起政府的絕對權威，建立起一個林彪所說的“國富民窮”的國家。在此“紅利”上，改革開放的政策，如一胎化，也沒有真正遇到的抵抗。因此，國民經濟從1978年以來，連續翻番。

印度的精英們也想發展，然而民主政令難出新德里。印度的土改，只能在少數例外的情況下進行，而且不徹底(主要在旁遮普和西孟加爾邦)。中國政府能把地主甚至富農趕盡殺絕，印度的地主勢力非常強大，印度的發展仍然主要由私營企業推動。尼赫魯也想搞社會主義，卻把政府變成一個推不動的殭屍。在中國改革開放後20多年後，印度才放棄失敗的蘇聯模式的經濟體制。英迪拉·甘地夫人曾推行計劃生育，結果自己失去政權，以致生命。而中國的計劃生育一推到底，直到2016年才有所鬆動。

美國前駐印度大使莫尼漢把印度的民主稱為“功能性無政府狀態”。雖然等級制度和普遍對婦女的歧視大大限制了印度的自由，但是活躍的民主事例卻很突出。德里大學的莫漢提說：“有人餓死，但同時也有人真正在競選。餓肚子的人也去投票。”對莫漢提來說，這是印度的矛盾之處。貧窮與不平等同上升中的權利參與感同時存在。

什麼是民主？難道選舉就是民主嗎？金多國際大學中國來的法律教授困惑而又焦慮地質問我。顯然，她對印度民主的低效率深惡痛絕，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高效率自豪無比。而我，對這個一言難盡的大問題，一時語塞。

丘吉爾說：在這個充滿罪惡與痛苦的世界上，許多形式的政府都被嘗試過，並且還會有新的形式將要被嘗試。沒有人會睜着眼睛說民主是完美無瑕的，或是智慧無比的。事實上，除了我們已經在歷史上經常嘗試過的其他政治體制之外，民主是最壞的了（民主制度是壞制度里最不壞的一個）。

民主是一個緩慢建立共識的過程。而不是一場熱血沸騰的革命。歷史上，民主國家的建設速度一般都比不上集權國家。比如，希特勒德國的軍事化過程，蘇聯集體化過程、衛星上天原子彈的製造過程，中國的大躍進、文革，包括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建設。但是，民主國家，包括印度，也從來沒有發生過由政府導致的巨大災害、饑荒、迫害。

英國約翰•洛克早在十七世紀就警告世人說：——財產不可公有、權力不可私有，否則人類必將進入災難之門！中國人民被剝奪了“自由謀生權、自由遷徙權”、然後“一切行動聽指揮”地奉命扛活。中國是一個沒有自由和受到控制的經濟體。

民主的核心要義不僅僅是“少數服從多數”。民主的核心要義更重要的原則是“多數保護少數的利益”。以此推理：國家存在的意義，就是保護個體的權利。民主是方法，自由是目標。不是民主保證自由，而是法律保證自由。

儘管個人自由受到限制，中國卻能夠接受技術的改變和引進新科技。即便如此，中國人仍然與愚昧為伴，生活在一個思想混亂的時代。各式各樣自相矛盾的思維方式的無處不在：國人對貪官恨之入骨，可又鼓勵孩子、親屬報考公務員，夢寐以求要做官；對壟斷國企罵不絕口，可同時又削減腦袋地想到那裡求職就業，拿不合理的高工資；對辦事情要找關係送東西深惡痛絕，可一旦自己要辦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找關係送東西。

一句話，國人覺得憤怒，不是因為覺得不公平，而是因為覺得自己處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國人憤怒的目的不是為了消滅這種不公平，而是想方設法讓自己處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許多人的心裡實際上喜歡、迷戀、甚至崇拜這種不公平。

這就是中國幾千年來王朝興衰，低水平重複歷史的根本原因。每一次農民起義，由於缺乏新思維、新理論的指導，最終不能剷除壓迫自己的舊制度，而是成為這種制度的新主宰，成為新的“大救星”、新的壓迫者。

表面上看，中國似乎更好地實現了尼赫魯所說的消滅“貧窮與無知和疾病與機會不等”的挑戰。從數字上看，中國實現了人口81%的成人識字率，而印度為52%。但是，教育僅僅指識字嗎？中國能夠強行推廣普及義務教育。印度政府敢嗎？

更重要的問題是，在中國，窮人有權力窮嗎？這好像在中國精英眼中不是問題。在印度，卻是一個不可逾越的議題。印度的窮，一方面是制度問題，或許更讓精英們困惑的是文化問題。困擾歐洲人千年的羅姆人(吉普賽人)起源於印度。至今，歐洲也沒有完全解決羅姆人願意貧窮、願意流浪的“問題”。隨着移民的國際化，加拿大也開始遭遇羅姆人。

如果我們的教育強調維穩，強調統一是神聖不可褻瀆的，強調為我獨尊，強調血債要用血來還，宣揚金戈鐵馬開疆拓土的榮耀，鼓勵嗜血的原始衝動，聽不進不同的聲音，我們的教育會產生什麼樣的下一代？反之，印度的教育反對暴力、主張寬恕、宣傳博愛、敬畏生命、尊重人權，印度的下一代會和我們一樣嗎？

當中國的精英們為自己的高效率而自豪時，他們知道臉上沾着血污嗎？當他們一門心思認為“發展才是硬道理”時，他們聽見反拆遷的哭聲嗎？當他們把煤產量、鋼產量、汽車產量提到世界第一時，他們看清了前面充滿霧霾的道路嗎？效率高就一定好嗎？

印度底層人的確非常不注重衛生，但是穿梭在極度貧困人口中，我從來沒有感覺不安全。中國政府為了維穩，投資巨大，而印度由於憲政的權威、宗教的力量，儘管社會分層巨大，犯罪率卻不高，“無能”政府沒有巨大的維穩開支。印度從1991年以來，每年只有一列死刑；2015年在監獄的人數是33/100，000。而中國，一年的死刑人數多於印度25年死刑人數的總和；2015年在監獄的人數是118/100，000。

“滄海，你用的是哪種語言？”
“永不止息的探問。”
“蒼天，你用的是哪種語言？”
“永不止息的沉默。” – 泰戈爾《飛鳥集》第十二首。

中國高調宣傳大國的崛起、中國人的世紀，隱喻着一國的崛起必須以壓制另一國為前提。印度政府卻多次公開表示，印度和中國之間存在着一種“平行崛起”（parallel rise）的可能。

總的來說，我對印度的印象是塵土飛揚，有組織的混亂，璀璨的古代文明，強大的宗教勢力，有恆力的現代化發展。從金多國際大學的發展實踐中我看到印度為打開自己封閉的心靈而做的努力。印度領導人“平行崛起”的自信有其精神基礎與物質基礎。

回到開篇的寓言，兩隻狗最終都不可能跨越邊界。電影《肖申克的救贖》裡的人物霍特倫坐牢50年，出獄後卻自殺了，因為他已經不習慣外面的自由世界。

2017年1月9日定稿

首發《中美印象》2017年1月15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