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中有些錯誤觀點,僅供參考。有些詞如‘西域’指新疆等,孤陋如我,竟是第一次看到。】段子三百 今天在美國福克斯電視台的新聞節目裡,主持人提到了一個中文詞:白左。這個詞在微信群朋友圈的出現頻率太高,終於連美國人也聽到了。看看他怎麼介紹這個詞的:那我們中國人自己怎麼看呢?下面轉發一篇跟這個新聞有關的分析文章。 為什麼罵“聖母”和“白左”在中國是“政治正確”的——中國網絡輿論場中對歐洲難民危機反應的源流考察 By企鵝君 寫這篇文章的起因是:近年來,利比亞、敘利亞戰爭,“伊斯蘭國”擴張等引起了中東的難民危機,而將這一問題推向世界主流視野的,則是大量難民湧入歐洲,造成對接受國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文化挑戰。眾所周知,中國的網絡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互聯網有着諸多區別,而在難民危機這一話題經由各種媒體、社交平台報導之後,中國網絡上的主流輿論呈現出奇異的一邊倒現象。這個問題很有趣,提供了豐富的社會心態資料,很多人也有興趣討論,但是目前似乎缺少一篇從思想脈絡上進行總結的文章。 說它奇異,是因為以下幾個事實:1.這場危機與討論的絕大多數網民缺乏直接利益相關;2.參與討論者常常懷有極其強烈的激情,並使用各種來源駁雜的詞彙和論據;3.總的來說,中國網絡輿論界呈現出一邊倒的態勢。 客觀地講,如果說在世界範圍內其他地區(尤其利益相關地區)的網絡討論中,爭論的辯題集中於人道主義的關懷與有限社會資源分配的衝突上的話,中國網絡上的聲音主流幾乎是一邊倒的。採樣主要來自新聞微博、門戶網站、網絡論壇的熱門評論、話題。 總的來說,中國網民對難民持以一種反感的態度。受支持的言論包括以下方面:種族歧視和仇恨言論(“穆畜”,“邪教”,莫名連帶地,“黑鬼”);對歐洲接納難民行為的不滿(對默克爾的嘲諷,對匈牙利等不願接收難民的讚揚);對志願社會工作服務者的攻擊(“聖母癌”);對歐洲希望接納難民政治派別和組織的厭惡,對右翼政治派別的褒揚(“白左”);對歐洲毀滅的預言,及伴隨的哀嘆或幸災樂禍;對難民造成當地問題的選擇性報導;特別地,對美國的不滿(“美國人搞亂了中東,害慘了歐盟”)。 這些言論都是當下中國民眾心態的反映,而且相當具有新鮮感。這是因為,在習慣了中國網絡面對幾乎所有危機時統一的“祈福”,“生命至大”“要好好的”(間或有“都是美國/猶太人搞的”)的刻板反應之後,在很晚近的時間段里,一種不妥協的、不溫情的,戰鬥的,某種意義上保守派的言論潮流迅速興起,以批判“聖母”“小清新”(特別地,“白左”)為開端,以對“窮山惡水出刁民”“盲流”“外地人”“黑鬼”“你弱你有理”,反映了中國網民急切參與公眾議題時的一次整體性轉向。具體到這次難民危機相關的討論中,這種話語漸漸開始找到了自己的理論依託,形成了初步的網絡自組織。 觀念與話語的發明者 正如大部分網絡流行語都在其爆紅的決定性時刻之前,早已在某個亞文化網絡群體中得到心照不宣的廣泛應用一樣,在難民危機討論中,獲得成千上萬人點讚和模仿的話語,之前已經在網絡的某個角落裡得到了發展和應用。 具體到本例中的話語而言,對“聖母”“白左”,福利、慈善和傾斜政策的抨擊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歐美)海外華人社群和一部分知識分子。他們的公共討論空間包括:海外華人的華語論壇,IT行業論壇,留學生,新移民BBS,等等。 總的來說,海外華人並不熱衷於關注所在國政治。即使是移民,很多也滿足於拿到永久居留權,而缺乏申請入籍,參與所在國政治活動的興趣。而熱衷於發表政治見解的海外華人(華語使用者),很多時候對中國的關心遠超對所在國的關心。這當然與他們的來源有關:這些地方聚集的典型是來自於中國大陸,受過(理工科)高等教育,從事工商業,操普通話的移民;他們是改革開放和出國留學的第一批受益者,缺乏強烈的訴求,行為舉止多出於利益考量,政治情感模糊而矛盾;他們與早期的,更加融入的粵、港、閩、台華人移民缺乏共鳴,也審慎地與風波之後的流亡政治人物保持距離。 當他們在歐美社會站穩腳跟,提高社會地位,也不可避免地深入到所在國政治結構中時,發現自己不得不接觸到諸如美國民主黨-共和黨,歐洲泛社民黨-泛保守黨的政治格局。出於他們的經濟地位,階級屬性和對政治理論的冷感,他們的選票和未來選票更多是利益導向的。相對而言,更多的人滿足於這個使他們部分實現美國夢的陌生體制,而對前景不明的改革,向他們徵收而發放給窮人的稅收,本族很少受益的逆向歧視政策等缺乏興趣。依然使用華語的華人社會較強的排他性(這裡存在同義反覆),也使他們對非洲裔,拉美族裔,印度裔等表達一種本能的不信任。於是,一種自發的,模糊的保守派傾向在他們中逐漸形成。 當較大的社會政治議題出現時,任何討論趨向於極化。擁有較多智力資源的華人新移民群體,比起他們在中國的同胞更方便接觸到嚴肅或庸俗的政治思想,如果他們感興趣的話。習慣使用漢語的他們,不經意地將驢象之爭,福利與懶人社會,宗教與反墮胎,進化論與神創論等在當代中國語境內完全沒有落腳點的政治討論,和移民中介,留學申請等更現實的議題一同引入了漢語互聯網。海歸留學生,哪怕只是短期出境遊客,也同樣助長了這些討論。與此同時,對福利國家,差額累進稅率,乃至泛化為對歐美左派的攻擊,即“聖母”“白左”等,也在這一時刻登上舞台。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話語向國內亞文化圈和清談愛好者的流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世紀初互聯網的無障礙。 新移民對左派和社民主義的不信任原因包括:經濟原因,中產階級的處境使他們自感在大政府政策中受損大過收益,通過奮鬥進入歐美社會的辛酸創業史使他們反感不用努力而要求福利的主張。更重要的是,不持宗教信仰,未曾親歷當地歷史變革的新移民,對福利主義興起的背景:基督教救世情懷,工業革命以來的長期政治鬥爭,過去的不平等和博弈-妥協語境等,既缺乏理解,也缺乏去理解的興趣和必要。從單一族裔地區來到多族裔地區,善於遵守現有秩序而非變革的新移民多數帶有一種模糊,奇異,反時代的種族觀念,也同樣反哺了中國的輿論:華人(“黃種人”)聰明、勤勞,滿足於和白種人平等或稍低一點的地位,而其他族裔充滿了各自的“民族性”,在歧視鏈中處於更低的地位;通常來說,黑人地位最低,因為他們“懶惰”“愛犯罪”。 以上是我們將看到的難民危機中,主要觀念、論調的早期起源。 主力軍和中流砥柱 在上述觀念被發明的時間裡,國內蓬勃興起的網絡的使用者總體缺乏對國際事務的了解,儘管他們有時頗具興趣。絕大多數人的世界觀是新聞聯播世界觀或其略微的變體。在生活中,和“外國人”的交流是局限而膚淺的。對“崇洋媚外”的反感和對花花世界的羨慕,對日本、美國的民間敵意和對現實外國人的畢恭畢敬,對官方血淚-崛起現代史的贊同與復仇欲望和對跨國公司,外資及其服務的歡迎,對國家主義的本能熱愛和對留學移民的憧憬,奇異地共存於大部分中國民眾的意識中。人人耳熟能詳的中國-外國分類法,“中外對比”小故事的流行,反映出對外國事務的強烈興趣和實際理解的極端匱乏。 隨着互聯網的飛速發展,信息的超速膨脹,英文教育的普及,出國的日益便捷,對非洲的殖民,中國民眾對世界其他地區的了解在21世紀迅速增長。另一方面,經濟(或其數據)的極速發展,官方的宣傳,讓民眾有了大國崛起,“星辰大海”的自信心,漸漸以“君臨天下”的強國人自居,產生了對世界事務的強烈參與感。9.11事件,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重大國際事件,引起了民眾的強烈興趣,成為所有人茶餘飯後的談資。貼吧,微博等公眾平台的出現和繁榮,讓網民們得以盡情表達自己對這些事件的看法。這些共同導致了對此次歐洲難民危機討論的極高參與度和臨場感。 在難民,和更廣義的移民話題尚未成為全網絡公眾議題時,在亞文化圈中,對於(非華裔)移民問題的討論論調和今天其實差不多。總的來說,少數關心這一話題的網民多對難民持反感態度。在這些敘事中,“歐羅巴斯坦”等用詞,反映了對一個文明、富裕、甚至腐化的歐洲被貧窮、野蠻、異質難民摧毀的恐懼,悲哀和偶爾的幸災樂禍。更加利益相關的是,網民對某種“不公”表達了強烈不滿,即:一無所有的難民而居然可以得到福利優待,甚至國民待遇。這個表述有時沒有說出的後半句是:反觀我們(華人)勤勞刻苦,(種族也不低劣,)卻在留學、移民時面臨諸多麻煩和刁難。當然了,說話人很多是上一節提到的(准)新移民。 這種論調或心理過程在今天的討論中毫不意外地得到了延續。作為這種“不公平”的社會制度的始作俑者,文明社會的“自掘墳墓”“引狼入室”者,“白左”“聖母”應為此負責。@闌夕指出,中國社會缺乏基督教的救世意識,缺乏對移民現象的理解和包容,缺乏對戰爭災難的反思而“叫囂”戰爭,人道主義直到80年代還被定性為“精神污染”等原因,共同構成了對難民的指責和恐懼。 然而,在難民危機中推動中國網民的主要情緒動力,遠不只是這種對西方社會的“看不慣”。讓他們擁有強烈代入感和批判責任感的,則是對伊斯蘭教的反感和恐懼。 許多觀察者認為,中國社會很少有種族歧視和宗教歧視。這個觀察沒有重大錯誤,然而其主要原因恐怕不只是宣傳口徑中的愛好和平或海納百川,還有是事實上國境內漢文化的強勢,與不同族裔接觸的缺乏,宗教情感的淡漠,使得種族和宗教本就很少成為一個議題。舉個簡單的例子,在討論廣州黑人聚居區時,原本在電視上看到的反映美國民主虛偽性的黑人歧視言論,在漢人口中開始迅速風靡流行。 總的來說,由於政治教育和歷史路徑,中國民眾極度缺乏任何表達自身保守觀念的思想工具。對於改變現狀的反抗,對新現象的憂懼等,以一種無組織、無定型、無理論的方式在民間流傳,包括“不折騰”,地域歧視,盲流歧視,民工歧視,外地人歧視等。由於思想資源的匱乏,除了打哈哈,掩蓋矛盾,息事寧人,或是使用全盤否定,辱罵式的歧視言論外,中國民眾很難找到第三條道路,即理性地,政策性地表達一種保守理念。 恐懼穆斯林並不意外。在西域矛盾迅速激化前,普通民眾對穆斯林基本缺乏實質接觸,因而也沒有什麼態度可言。出於民族團結的宣傳,亞非拉團結的定式,異域的好奇感與想象,同情弱小的天性和反美的第二天性,對中東國家,伊朗,薩達姆政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有些時候包括基地組織等,從官方到民眾都有着一種不理解之同情和淡淡的好感。 這一切的轉折點在西域矛盾的激化。從迪化75事件開始,西域多年低烈度的民族矛盾上升為全國性的議題。原有的對“西域小偷”“切糕”等泛化地域歧視性話題,迅速合流到對反恐,反伊斯蘭教,反回鶻民族的統一輿論中。在中老年人中,對於回憶中王震武力鎮壓的讚許,對“胡亂邦”民族政策的不滿,也迅速加入到這一大軍中來。以往對美國及其全球盟友反恐戰爭的看樂子觀眾,在面臨現實威脅時,又迅速從美國學習來全套的話語。 儘管Kashgar,Aksu等地幾年來已經處於de facto的戰爭狀態,對於大部分網民來說,這些依然屬於事不關己的事情。而在昆明和北京的有組織襲擊,真正將普通民眾拉入了對切身威脅的恐懼。原本口號性的擁護,大一統,團結等被動情緒,迅速激化而成為了主動的攻擊性,復仇性情緒。主動的復仇性的情緒擊敗了乾癟的國產“聖母”式調解,和平性被動情緒,成為網民的主流。同一時間,阿拉伯之春,利比亞、敘利亞戰爭,全球恐怖襲擊的激化,“伊斯蘭國”的崛起,應時應景地進入了如夢初醒的中國民眾視野。他們調動起陝甘回變的歷史檔案,“犯我強漢雖遠必誅”的民族主義情緒,蛤寶時代“反邪教”的政治話語,迅速匯入已經等待多時的亞文化中反穆斯林移民,反“白左”“聖母”的細流中,終於在難民問題上達成了共識,演出了激烈的大合唱。 最後談一點有趣的:官方對這種民間自發情緒的態度。事實上,官方在近幾年的維穩政策,與長期存在的戶籍制度,緩慢而混亂的社會改革一起,事實上構成了某種中國保守派樂見的體系。對於歧視和辱罵,由於它們上面提到的無組織、無定型、無理論,幾乎對政權穩定毫無影響,官方在其他方面極其嚴格的審查制度對地域歧視,攻擊弱勢群體等言論沒有什麼興趣,因為任何形式的地方獨立在民眾大一統共識下沒有任何存活可能,而地方特權事實上已經得到保護。香港近年來的反叛性和公民意識可能會使官方加強對內地言論的打擊。 另一方面,一旦這種歧視涉及到民族問題,西域問題等切實影響到政權穩定的議題,官方毫不猶豫地實行整齊劃一的審查,確保任何網站評論區充斥着“大部分XX愛好和平”“一小撮人別有用心不能破壞團結”等團結言論和國產“聖母”。然而在近兩到三年來,針對“切糕”,持刀案,爆炸案等話題的討論上,官方逐漸意識到民間極其高漲的情緒已經超過綏靖所能控制的範圍,因此我們看到,如今直接針對宗教,民族的言論所受的審查已經大幅度減少,或者與暴增的此類言論相比,舊有的審查力量已經完全不夠。這是否標誌着某種政策的轉型,或不祥地預示着某種未來,還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