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董胜今-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早在20年前我发表过一篇“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1]，分析港台资企业给大陆送去的的繁荣；那时发达国家的外资基本上未进入中国，港台资企业这份难得的“礼物”能维持多久的繁荣，是当时值得关注的问题。从那时到现在，中国又维持了差不多20年的经济繁荣。中国的经济繁荣究竟能持续多久，这个话题现在再度引起人们关注。本文的标题与笔者当年拙文的标题相互呼应，如此命题，是因为笔者认为，过去20年中国经济繁荣的成因，正是今后繁荣消逝的缘由，实可谓，荣兮衰所伏。

当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稳定经济，而习惯了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和领袖全球之类宣传的人们对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潜在困难往往估计不足。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给国人和全世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连续的高增长让国际社会和中国人都形成了一种认知，似乎经济持续繁荣就是中国经济的本色，对此不应该再有怀疑；在全球经济萧条的背景下，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把本国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经济长期繁荣产生的拉动效应上。相比之下，中国政府似乎倒还清醒一些。事实上，中国的媒体从2008年开始，每年年初都谈“最困难的一年”[2]，多年来年年如此。这种用语并非危言耸听，其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部分真实状况，但国际社会忽视了其中的奥秘。从2015年开始中国政府宣布，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会低于8%，并且称这样的经济成长放缓为“新常态”。中国经济成长率的下降，是景气循环的正常现象，还是经济长期趋势的转折点？对此，国际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论。笔者以为，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由“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3]构成，只有了解了它们的由来，才可能理解，为什么今日在中国，经济繁荣不再是“常态”，而经济困难反而成了“新常态”；也就是说，中国过去20年里“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的形成与消失，是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困境的钥匙。

一、“出口景气”的形成与消逝

1997年是中国为加入经济全球化而全力努力的第一年。那一年，中国终于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和依赖，开始了国企改制，其实质是中小国企的私有化和大型国企的上市（即部分私有化）。国企私有化为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奠定了基础，而经济市场化又为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终于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伴随着引进外资高潮，为中国创造了第一个十年繁荣。从2002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每年增长9%以上，而在此期间，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长，从而成为带动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可以说，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经济繁荣其实就是拜“出口景气”之赐。

中国从1978年便开始经济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的出口只有数百亿美元，对经济成长的推力不大。随着港台企业在大陆建立越来越多的轻工产品出口加工型企业，2000年中国的出口达到2,492亿美元[4]；但真正推动中国进入“出口景气”的，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这些投资帮助中国提升了国际市场开发能力和生产技术开发能力，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品种延伸到制造业的各个领域，至2013年中国的出口额达到22,090亿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5] 在出口景气时期，外国公司几乎对中国所有有利可图的产业都作了试探，从各种消费品到汽车，从能源产业到机械设备制造，从房地产业到金融业，几乎未剩下任何“尚未开垦”的投资“处女地”。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曾经成功地迎来了“出口景气”的辉煌岁月。从2003年到2007年，出口连续每年以高于25%的速度增长，一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中国能够让出口连续几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长率吗？显然不可能。从常识判断，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出口数额小，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微乎其微，或可保持长期贸易顺差；但是，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说，全球市场却显得太小，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6]，即便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停止出口、把市场全都让给中国，中国的“出口景气”也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何况，从国际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贸易必须互利，才能维持久远；若中国一国赚尽了全球的钱，长期多卖少买，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以后谁还有能力持续从中国进口呢？所以，中国不可能依赖靠出口来不断推动经济成长的道路，“出口景气”总有结束的一天，只要出口的增长放慢，“出口景气”就开始下滑。

实际上，中国的“出口景气”只持续了几年，就受到了三重打击。其一，成本快速上升。随着出口景气达到顶峰，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工资、社会福利开支、税收、地价、能源价格等等也不断上涨，使得出口加工型企业的成本越来越高，外资企业的利润逐渐被侵蚀，而不得不关厂或迁走。其二，出口市场收缩。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的经济相继受到冲击，各国的购买力明显萎缩，让中国的“出口景气”大受冲击。美国市场相对收缩之后，中国把眼光紧盯在欧盟国家身上，但近两年欧盟前途因种种内生的原因日见动摇；一旦欧盟缩小或解体，势必造成欧洲市场重现关税壁垒，同时欧洲各国经济大受影响，因此，欧洲市场的前景也令人担忧，至少是无从乐观。其三，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加快技术进步，自动化能力不断提高，竞争力增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则纷纷选择引进外资、加工出口的发展模式，中国产品的国外市场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曾经因为大量廉价生产服装、鞋类、玩具、电子消费品等，让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受惠；但中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档次低，这也是它的致命弱点。这三重压力都不是对中国出口景气的暂时性冲击，也不是周期性现象，而是会长期存在并迫使中国的“出口景气”收缩的重要因素。

外资企业从中国撤资始于2006年，先是广东省来自港、台的制造鞋类、服装、玩具的企业关厂；然后，许多生产冰箱、洗衣机、空调、彩电及小家电的外资企业也黯然撤离；接着，外资撤资浪潮进一步蔓延到长江三角洲这个电子、高科技外资企业集中的地区，到2015年，一些制造手机或其他电子产品的大型外资企业也相继关厂。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等撤离中国的企业纷纷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如东南亚国家和印度，而不少美资企业则看好墨西哥的制造业新区。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撤离中国之后，中国的“出口景气”从2012年开始逐步衰退，到了2016年，当年出口按人民币计价下降2%[7]（如按美元计价，则下降7.7%）。于是，中国经济从此彻底告别“出口景气”，出口年增长25%到35%的繁荣光景一去不复返了。

二、“土木工程景气”的脆弱与“坚挺”

当中国还陶醉在“出口景气”带来经济高成长的成就感当中时，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突然导致中国的出口订单大幅度减少，中国政府决定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措施，其主要政策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由此带动了一轮“土木工程景气”。这一政策深受地方政府欢迎，各级地方政府非常积极地扮演着城市开发计划制订者和开发商的双重角色：一是把市区的居民旧住宅拆除，翻建成高档办公楼、商业区或豪华住宅；二是通过道路、机场、公共设施等市政建设，大量建设城市郊区的住宅小区；三是借债为这些建筑项目融资。当全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所属企业都开始大兴土木工程之后，中国与土木工程相关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迅速从2008年以前的18-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8]，其中，2014年房地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20.6%[9]。

土木工程投资的反常暴涨，如果持续多年，就可能产生房地产泡沫。可以说，虽然“土木工程景气”支撑了中国过去8年的经济繁荣，但同时房地产泡沫也悄然形成。如果作一个国际比较，就会发现，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相比，日本著名的平成经济泡沫就不算严重了[10]，因为当时日本的房地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9%[11]，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的这一比例不过是6%[12]。仅以房地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而论，中国当下房地产工程的投资规模大约相当于日本平成泡沫时期的1倍，是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时房地产投资规模的3倍。

就这样，短短十年之内，土木工程便成了中国经济的领头产业，它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产业的繁荣。比如，在土木工程的上游产业中，钢铁、水泥及铝合金等建筑材料，以及钢铁、水泥等产业需要的煤炭业，相继急剧膨胀；广告业、室内装修材料、家具制造等房地产业的下游产业也生意兴隆。土木工程的上游产业究竟膨胀到什么程度？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即水泥和钢铁的产量。据报导，在“土木工程景气”高潮时期，中国3年消耗的水泥量比美国整个20世纪消耗的水泥量还要多[13]；同时，中国的粗钢生产能力在短短的6年里从2008年的6.6亿吨（相当于世界粗钢产量的49%）攀升到2014年底的11.6亿吨（相当于世界粗钢产量的69%）。[14] 于是，“出口景气”衰退之后，中国政府制造出的又一波景气—“土木工程景气”惠及各行各业；它既带动了上游、下游产业的过度膨胀，也埋下了一旦景气衰退便会随时暴露的制造业和采掘业严重的产能过剩。

与“土木工程景气”同时出现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与2008年这一波景气开始时全国的住房平均销售价格相比，2013年的全国住房平均销售价格上涨了64%。[15] 中国住宅价格最贵的北京、上海和深圳2007年的平均房价大约是每平方米1万元，而现在这几个城市的平均房价比2007年已经翻了两番多，这样的房价相当于普通人家庭年收入的40多倍。当工薪阶层买不起房的时候，房地产业的不断膨胀，就代表着房地产资产的泡沫化。房地产泡沫化的另一个特征是，住宅所有者并不在所购房屋中居住，而是购买房产后任其空置，等待房产升值再出售牟利。发达国家的住宅空置率通常在5%到10%之间；2012年仅北京市就有381万套空置住宅，空置率接近30%[16]；2015年6月中国所有城市的住宅空置率平均达到22%到26%[17]。

要了解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严重程度，就需要了解中国城乡居民的住房拥有状况。据2015年的调查，中国农村家庭的93%都拥有住房；在城镇有户籍的家庭，户均人口3人，户均拥有1.2套住房，其中69%的家庭拥有1套住房，15%的家庭拥有2套，另有3.6%的家庭拥有3套以上，还有12.4%的家庭租房居住，属于无购买能力的市低收入家庭。[18] 中国现有城镇人口7.5亿，约2.5亿户，按照上述调查数据，城镇居民现在总共拥有3亿套住宅；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的住宅需求基本上已经得到满足，即使从现在起完全停止土木工程，中国也不会出现住宅短缺。但是，中国还有正在施工或已经建成但找不到买主的1亿套住宅，按照过去3年的平均销售速度计算，这1亿套住宅至少需要7年时间才能售出。[19] 用这些数据描述的房地产泡沫全景图是：2.5亿城镇家庭，4亿套住宅，供给比需求大60%。很明显，当房地产泡沫膨胀到这种程度时，“土木工程景气”也就快走到头了。

中国在短期内发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土木工程建设，制造出了一个副产品，即大、中型城市完成了城市现代化，城市景观大为改善；而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富丽堂皇，远远超过纽约、大阪、芝加哥、洛杉矶等世界著名老城市。在外国人看来，这一切似乎都象征着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繁荣；但是，外国人不了解的是，中国的城市建设其实是各城市政府大量借债、过度投资的结果。这种情况在民主国家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这些国家的市民作为纳税人和选民，不允许民选市长任意借债、胡乱挥霍纳税人缴纳的税金。但在中国，市长是上级政府任命的，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就是如何用城市建设的成就赢得上司的欢心，从而得以升官；至于自己任内推动的建设项目让市政府欠下多少债，就留给下任去操心了。因此，中国的城市现代化，首先是被市长们的升官动机所驱动，服从于他们攀比、炫耀政绩的动机，是各城市政府之间一直在进行的城市建设“锦标赛”的结果。其次，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政府都通过无限度的借债来维持城市建设，而不考虑债务偿还；绝大多数市政府的财务状况都远远不足以支撑这样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投资，也无法偿还如此规模的城市建设债务，所以，城市建设得越漂亮，说明市政府欠下的债务越多。如果仅仅按照合理的预算收支平衡来规划城市建设，那么中国的城市建设规模或许仅及目前的几分之一。也可以说，实际上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今后几十年内必要或完全不必要的城市建设项目都完成了。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大规模城市建设过程也是政府官员受贿、发财的捷径；但是，很多城市建设工程并不能让民众受益，只是表面上好看。

中国城市建设的过度投资，最后导致“鬼城”遍布全国。所谓“鬼城”，它描绘的是，城市盲目发展导致之后居住人口远远小于城区可容纳人口的“空城”。从2015年底公布的50个“鬼城”名单来看，这些“鬼城”分布于中国28个省和自治区当中的22个省及自治区；不仅出现在中国的西南、西北等不发达地区，也出现在广东、江苏、山东这些沿海经济比较繁荣的省份，甚至山东省的烟台市、威海市以及离上海市不远的江苏省太仓市和常熟市也成了“鬼城”。[20]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的房地产业供大于求，几年前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样的房地产泡沫显然十分脆弱；但是，为什么几年来房地产泡沫仍然貌似坚挺，甚至还不断扩大？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和日本，一旦房地产的供给过大，住宅和办公楼滞销，房地产商就会停止建房，以避免公司破产，但中国却不是这样。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出售土地收入和售房税收收入，所以，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财务平衡，就必然充当吹大房地产泡沫的“自动充气机”。中国各地方政府对房地产泡沫的饥渴和依赖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在2013年达到顶点，为59.8%，这个比例到2014年回落至56.2%；从20个省和直辖市的数据来看，有12个省的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50%，其中，海南、江西两省2014年达到75%，天津、安徽、山东、江苏等省市的这个比重是60%至70%。[21] 这种地方财政对土木工程的依赖使得地方政府把房地产开发既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也视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结果造成了中国的土木工程经济畸形发展。

正因为这种对土木工程经济的高度依赖，不仅仅各级地方政府会对担心房地产泡沫过大的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央政府不要遏制“土木工程景气”；各商业银行也是如此，因为商业银行的大量资金已经投入土木工程项目，或成为购房者的房地产贷款，银行甚至比地方政府更害怕房地产泡沫破灭，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银行的坏账会急剧上升，殃及银行的安危，所以，银行总是以金融稳定为诉求，要求中央政府不要下令对房地产泡沫“关闸断水”。其结果便是，虽然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非常脆弱，但各级政府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捧着它、护着它；甚至当这个泡沫稍微瘪一点时，便赶紧把它再“吹大”一点，于是这个脆弱的房地产泡沫便始终貌似“坚挺”。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未必敢继续把这个泡沫无限度地“吹大”，那会导致金融“灾难”降临。中央政府对2017年经济政策的态度就充分体现出一种既不能“吹大”房地产泡沫、又不能“刺破”房地产泡沫的两难意图；既要抑制房地产过热，又要小心防止房地产泡沫破裂。另一方面，在不能盖过多住宅的背景下，从2017年开始，中国的土木工程经济把资金更多地投向公共工程施工项目，比如地下管线升级等，以便为“土木工程景气”继续注入一些“燃料”；尽管如此，中国最近几年出现的“土木工程景气”已经失去了过去几年那样强劲的动力，开始呈现逐渐衰退的势头。
三、为什么中国没有“消费景气”？

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只能靠国内消费、出口和投资这“三驾马车”来拉动，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开篇常识。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已经不能再靠不断扩张出口或投资快速膨胀来保持繁荣了；那么，中国能否靠十几亿居民的消费能力来实现今后的经济繁荣呢？在讨论这种可能性之前，需要先了解过去30年国民消费对经济成长的拉动力。

改革开始之初，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3%；此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繁荣状态，这一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不断下降，从2008年到现在一直徘徊在36%左右(见附表)。世界银行公布173个国家的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人口超过1千万的国家里仅有3个国家的这一比重处于35%这样极端偏低的异常状态，中国是其中之一；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国内消费都是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些国家多年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当稳定，美、英、日、法、德分别是69%、65%、61%、56%、55%。[22]

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年198119912001200620082009201120122013%52.546.746.537.836.535.735.736.036.2

数据来源：国内生产总值以及2008年以后的居民消费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第68-69页；2008年及此前的居民消费数据见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5/indexch.htm）。

中国国民的总体消费乏力，其原因简单来说就是，改革以来虽然经济增长快，但由于严重的社会不公，大部分家庭的购买力很低，他们的消费处于维持基本生存的状态；14亿人口中具有高消费能力的人口只占4%不到，只靠他们的消费力无法拉动整体经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学界一直在讨论“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始终找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现在他们对此话题已不再感兴趣，因为这其实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产物，并非经济政策可轻而易举地解决的。而今这个话题已经在中国的媒体上消失了，随着房价的不断攀升，普通白领和蓝领的购买力被房价压榨一空，这种情况下再空谈提升消费，不免迂腐。

目前中国政府明知土木工程经济的畸形发展是严重的问题，但却不得不冒着房地产泡沫化的风险，继续维持土木工程经济，实在也是因为出口和消费都无法成为今后中国经济继续繁荣的支柱。这样的选择本身表明，似乎除了依赖土木工程经济，并没有其它选项可供选择。所谓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其实就是繁荣消逝之后对现状的认可。

（程晓农：旅美独立学者、原《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