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刘派正经15. 哈耶克错失了“计划经济”的实质 哈大牛没搞清楚,自由何以在于随意任性,强制又为啥与自由闹别扭,于是乎借用稀里糊涂的“自生自发”,彰显市场秩序不受,“理性的设计、安排、控制”,还造成了一个负面后果,就是没抓住“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的实质,轻描淡写地把它的错误,单单归结为认知上的“理性自负”,结果再次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同被手机导航,带到阴沟里了那样子,嗯哼。 通常认为,计划经济理念,源于19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对市场经济,特别是斯密见解的批判。他虽然赞成,国内大搞自由贸易,但又与黑格尔等人的,国家主义理念大体一致,主张政府应当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性的控制作用,尤其应当有目的地干预国际贸易,因为这样子做,要比听凭市场自行发展,更能促进经济繁荣,于是乎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先驱。 19世纪下半叶,铁血宰相俾斯麦,大力推行“王朝社会主义(Staatssozialismus,君主制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很受德国民众的欢迎。从中演变而来的“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er Sozialismus,【马克思等人,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倡导以国家(政府)为主体,有计划地管控经济活动,后来的纳粹政权,还借用这个名号,标志自己的理念体系,不是? 列宁同志1906年有篇短文:《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这样子肯定了计划经济:“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没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大规模的,社会化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 所以毫不奇怪,前苏联成立后,背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体制,计划经济的理念,逐步得到了全面落实,政治国家对经济领域的管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后来又扩展到东欧、中朝越古等国,大大挤压了市场经济的生存空间。直到前苏联解体后,这种局面才开始出现,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变化。 同时呢,受到了前苏联模式的影响,不仅许多发展中国度,建立了大量国有企业,就连不少西方的发达国度,也逐步实行了某些企业的国有化,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结果导致计划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 理论领域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德国历史学派与奥派之间,也曾围绕国家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焦点,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正是在这样子的历史氛围,和理论语境中展开的,嗯哼。 当然喽,按照绕不过去的原则,在此还要提到,他的老师米塞斯,在这场争论中,率先做出的原创贡献:由于人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能力有限,离开了市场秩序,政府永远不可能,正确计算复杂万分、瞬息万变的经济运行,因此也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价格体系,从中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并对资本益品,展开最优配置,成功地实现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目的。 米大师认为,只有资本主义体制,才能促使经营者(企业家),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通过交换中形成的市场价格,围绕成本与收益,展开相对确定的权衡比较,从而以最高效的方式,将资本益品配置到生产过程中,由此以最经济(节省)的方式,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相比之下呢,社会主义体制下,资本益品的配置,不是取决于更高效、更有收益的,市场权衡比较,而是取决于计划制定者们,在成本与收益之外,做出的另类权衡比较,所以势必陷入,浪费资本益品,盲目追求产量,难以满足需求,没法良性循环,生活水平下降的穷途末路,最终在经济上走向失败。 大概就因为,这样子偏重,认知层面的经济计算,米大咖才隆重宣布:“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献身于全人类的善;二者的区别,不在它们的终极目标,而在它们达到目标的手段。”难得的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不是? 如同许多小清新一个样,二十刚出头的哈耶克本尊,也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读了米大师的《社会主义》后,才通过冷酷的自我批判,痛苦的情感决裂,站到了资本主义这边;用他晚年的话说就是:“最初我们都觉得,他的观点过于夸张,语气上也火气太大,伤害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感情,但还是逐渐赢得了我们……尽管要接受他的观点,仍然是件不舒服的事。” 于是乎哈大咖,就接着米塞斯的思路讲,在“对中央计划的宣战书”中,进一步把计划经济定位成:《通往奴役之路》,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拥有经济大权的政府,必定会相应地拥有,掌控个人生活的大权,从而导致所谓的“全控主义(totalitarianism)”,让民众受到强制性的奴役。无需说,这一点上,他的确超过了老师,做到了青虽出于蓝,却比蓝还蓝,嗯哼。 然而哈,论证这种洞见的时候,哈耶克照旧强调:计划者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知识,通过计算,正确地配置资源、管控经济,反倒会频繁出错,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也因此,计划经济的根本错误,不在道德而在知识,亦即某些知识分子,形成了致命的自负,以为凭借理性的计划,就能设计美好的社会,却木有看到,这样子的理性设计,尤其是想实现,人人生来平等的乌托邦努力,会严重削弱人类,应对未来不确定危机的能力和机会,乃至扼杀人类的生存和繁荣。 说白了,“理性自负”的说法,已经预设了,自负者拥有,为全民考虑的善良动机,单单因为有限的理性能力,不足以让他们真正实现,满足全体民众需求的,玫瑰色理想,才让他们的理性自负,产生了“非预期”的致命后果…… 由此出发,他一边猛烈抨击了,法德哲学传统,用理性超越本能的“建构理性主义”,一边隆重推出了,英伦哲学传统,介于理性与本能之间的“演化理性主义”,强调只有依据后者形成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才能推动人们,在不断的交往中,习得种种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包括习俗制度、法律规则等),从而产生范围不断扩大的有益影响,促成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各自的目标,相互合作、相互获益,最终确保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 结果哟,哈大佬又回到老师那里咧,以类似的口气声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这种当代最重大的政治(理念体系)分歧,主要基于两种思潮的哲学分歧,并且不在价值评判方面,只在事实认知方面,因为问题不在于,计划经济设定的目标,道德上是否可取,而在于它倡导的办法,能否达到这些目标? 所以哦,只要社会主义者本尊,敢于直面真理,就能通过拜读他这本,据说是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寄己纠正寄己,在理性建构方面,《致命的自负》,这种《社会主义的谬误》。道路虽然曲折,前途一片光明,不是? 于是乎暴露出,哈大牛由于忽视了,人性逻辑的原点执着,生成的连锁型拿衣服:第一呢,他不肯承认,人们制定任何计划,不管经济还是政治的,学术还是艺术的,生前还是死后的,统统得有个,需要—想要—意志的动机源头;否则的话,它们连自己要瞄准神马目标,都会拎不清,妥妥的无的放矢,嗯哼。 第二呢,在《致命的自负》中,他曾考察过“理性”的概念,在中世纪的本来语义:“某种认知真理,特别是道德真理的能力,而不是凭借既成前提,展开演绎推理的能力。”尽管没追到古希腊那里,可依据这一理解,也足以知道,理性本身没法自负:要不是运用能力的主体,在意志的源头处先自负了,无论认知真理的能力,还是演绎推理的能力,怎么可能自个就傲娇开了,沦为“理性的,太理性的”呀,不是? 第三呢,照《求知爱智》所说,认知真理与演绎推理的动机,其实是求知欲与求晰欲。正因此,即便它俩的确,让人有点飘了,也只会停留在认知领域,推动人们认知所有的真理,穷尽所有的推理,怎么可能扩展到,非认知的经济领域,在那块地上也让人自大膨胀,打算全面掌控,所有的生产分配消费活动啊? 第四呢,倘若计划者业已形成了,全面掌控经济领域的意欲志向,然后才把自己在认知领域,自以为掌握了的全部真理,拿来为实现这个目的服务,问题显然就不是出在了,理性的自负上,而是出在了,某种非认知想要的自负上:他们想要掌控那些,不在自己的掌控能力,包括认知能力,所能掌控的范围之内的东西,所以才会由于工具好,撑不起目的好的缘故,出了错,失败咧。垂头。 第五呢,这意思上的自负,不仅会发生在,计划经济的主体身上,而且同样发生在,市场经济的主体身上:后者因为想要掌控那些,不在自己的掌控能力,包括认知能力,所能掌控的范围之内的东西,所以也会由于工具好,撑不起目的好的缘故,出了错,失败咧,包括但不限于:赔本破产,甚至危机。丧气。 第六呢,既然目标在道德上统统可取,既然都会由于,非认知自负的缘故,造成目标无法实现的失败,为啥计划经济的谬误,就是致命而不可接受的,市场经济的谬误,却是非致命而可以接受的呀?明显有点双标么,嗯哼。 第七呢,哈大牌为大伙描画的,那副光明前景:只要敢于直面真理,社会主义者就能,寄己纠正寄己,建构主义式的理性自负,貌似也木有摆脱,演化主义式的理性自负嫌疑,居然自信满满地以为,单凭他这样子,演化理性—自生自发—说不清楚地一论证,计划经济就会心甘情愿,拱手让位给市场经济啦…… 木有嫌疑的是,像米塞斯和哈耶克这样子,师生联手上擂台,虽然的确在理论上,促使论敌认真思考,经济计算(核算)对于计划经济的重要意义,却好像没能在现实中占上风,证据之一么,就是刚才提到的:论战的同时以及后来,计划经济特别是政府干预,还是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咧…… 证据之二呢,则是眼下发生滴:在计划经济的严重后果,业已在前苏联和东欧、委内瑞拉等地充分显现后,许多人依然憧憬着,一个美美与共的玫瑰色理想:既然通过电脑大数据等手段,当前人类的计算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现在就能成功地,将计划经济付诸实施,实现人人都发财,大家同富裕的大同目的。 所以曰:虽然通过抨击理性自负,哈大师的确触及到了人人有限,这个人性逻辑的终极事实,进入了自知之明的顶级境界,却又由于没能坚持意志动机,这个人性逻辑的原点执着,以及好好冲突,这个人性逻辑的要害情节,于是乎遭遇了自作自受,这个人性逻辑的般配效应:由于将自负的理性,张冠李戴当成罪魁祸首,结果费了老鼻子劲,批了半天计划经济,差不多等于白批,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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