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派正经65.差别原则是“自由”变“恣由”的转折点

分析了自由原则的毛病后，现在要来揭露，罗尔斯差别原则的，更严重缺陷了。本来么，要是差别原则这边，木有多大问题，单单自由原则，有前面指出的弊端，完全可以放在，《正义启明》里讨论，还更切合主题。所以呢，专门把老罗，拉到本系列批，重头戏肯定要围绕，他的差别原则开唱。清嗓。

大师对正义两原则的表述，前后略有差异，实质内容不变：自由原则围绕，人人“平等”的权益诉求展开，差别原则围绕，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展开。用《作为公平的正义》的话讲：“1.每个人对某种平等的基本自由的，充分适当体系，都拥有同样不可剥夺的权益诉求……；2.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它们涉及的公职和职位，应当在机会平等的公平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二是它们应当有益于社会中，获益最少者的最大福祉（they are to be to the greatest benefit of the least-advantaged members of society）。”

先行澄清一点：“机会平等”的诉求，通常与“后果平等”“资源平等”的诉求，形成了鲜明反差，甚至用来对抗，更激进的均等意向。不过唉，像大佬这样子，把它塞进了差别原则，即便单单限于公职，貌似也会造成，某种均等式的误解哦：张三与李四，包括能力在内，各方面差异都蛮大；担当公职的时候，如何遵循有益于弱者的差别原则，让他俩共享，开放性的公平条件呢？

无论如何，“谁行谁上”的封闭式做法，肯定不利于，能力较弱的李四，可难道咱们因此就应当，给他更多更优厚的机会，却把能力更强的张三，晾在一边么？不好意思吔，亲，老川打算中止的“DEI”，正是这样子鼓吹滴，后果嘛，就摆在那儿哟，不管你生怕扎了眼，有多不想看见，嗯哼。

于是乎，要堵上尔斯兄的，稀里糊涂误置，留下的这窟窿，就有必要将机会平等，归于自由原则，而非差别原则啦：不管公职，还是私职，也不管哪个领域，每个人追求某个机会的，自由权益诉求，同样平等地不可剥夺，亦即不容侵犯。

所以喔，要是为了有利于，能力较弱的李四，就让他担当或进入，他本不胜任的公职或藤校，却因此剥夺了，由于能力较强，合格胜任的张三，理应享有的正当机会，恰恰违反了自由原则，等于打着冠冕堂皇的均等旗号，依据“你弱你有理，他强他不对”的差别态度，严重侵犯了，张三的自由权益。害人。

将机会平等，划到自由原则那边后，老罗的差别原则，就既简单、又清晰了：人际生活中，所有的不均等现象，要成为正义，亦即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就应当有助于促进，最弱势者的最大福祉，否则就是不义，亦即道德上不可接受的。

举个例：要是张三经商成功，发了大财，但只是让自己，先富了起来，或者仅仅顺带着，帮家人亲戚、朋友老乡等，改善了生活，甚至主要是给，他特关注的渐冻症患者，提供了慈善捐款，而对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木有任何资助，或者资助的力度，没达到最大福祉的地步，那他在贫富差距中，拥有的高净值钱财，就属于妥妥的不义，亦即道德上不可接受的啦，不是？

话说到这份上，各位一定发现，分析功底相当了得，逻辑推演极其严密，对正义两原则的表述，更是反复推敲了，不知多少回的罗大师，对差别原则第二部分的表述，如同第一部分一个样，也有个大到堵不住，可要是不堵呢，又挺不像话的漏洞——不，简直是漏斗咧，因为要是照字面抠，现实生活中，恐怕找不出几个富翁，由于帮助过“最弱势者”（不只是“较弱势者”哦，亲），还到了“最大福祉”的地步（不只是“改善生活”哦，亲），可以拥有道德上的正当资格，足以保住他们手中，远高出平均数的巨大财富哈。凤毛。

考虑到这一点，为了不让尔斯兄，陷入过分尴尬的境地，浅人将紧跟草台班子，不求甚解的学术大流，也把差别原则，笼统包容地解读成：人际生活中，所有的不均等现象，要成为正义，亦即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就应当帮较弱势者，改善生活，为他们提供福利，否则就是不义，亦即道德上不可接受的，嗯哼。

前一篇曰了，这样子解读的差别原则，直接彰显了“相互帮助”，特别是“帮助弱者”的“自然义务”，能够追溯到，博大精深的自然法那里，乃至进一步追溯到，与“不可害人”同样源远流长的，“爱人助人”的交叠共识那里，尽管大咖宣布，他懵里懵懂倡导的，这条偏向最弱势者的原则，比它们更优先。

现在接着考察，正义两原则的，定性排序问题。《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里，德国法哲学家普芬道夫，曾将两条涉及到，人际关系的自然义务，都说成是普遍的，主张“不侵害别个”最为基本，位居第一；基于慈善和慷慨动机的，“帮助弱者”，则是第三条，放在了“不轻视别个”的，“自然平等”之后。

与道夫兄的立论差不多，对尔斯兄影响很大的康德兄，也在《永久和平论》里，这样子宣布：“慈善（philanthropy）与尊重人的权益，都是义务，但前者是有条件的义务，后者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的义务，是充满甜美之情地，想要从事施惠善行的人们，必须优先确保，不可违反的义务。”

一方面，罗大牌的排序，与两位前辈根本一致，也把不可害人的自由原则，放在了第一位，把帮助弱者的差别原则，放在了第二位。或许出于分析哲学，擅长的精密精准，他甚至还专门命名了，自由原则对于差别原则的，“词典式秩序”：“转向第二条原则之前，必须充分满足第一条原则”，因为第一条原则，相对于后来的原则，总是具有“绝对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罗大牛的定性，又与两位前辈有所不同，没把差别原则的立足动机，说成是指向别个的，慈善、慷慨和施惠。前面曰过，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在，一脸懵逼的无知之幕下，一致选定正义两原则，主要是因为：作为理性人，他们从不考虑自己，将来成为强者的概率，只是一根筋地担心，自己投胎投成了，获益最少的弱者，所以虽然对其他人漠不关心，却会凭借寄己指向寄己的，满腔子淳淳爱心，要求把帮助弱者的差别原则，放在自由原则后面，也当成良序社会的根本大法，防止自己将来在贫困交加中，越陷越深，拔不出来，不是？

甭小看了这点，微妙的定性区别，因为排除了帮助弱者的，慈善慷慨动机，将差别原则单单建立在，理性人的相互冷淡上，既是罗尔斯把它视为，正义原则的根本理据，同时又是让他陷入，更难堪悖论的头号原因。

本来么，照老普老康之见，既然关爱弱者，源于慈善慷慨的动机，那它尽管也是人际间的，一项普遍义务，却与不可害人不同，会受到某些条件的严格限制。普芬道夫尽管认为，它与不可害人，同样具有绝对性，但又明确主张：“咱们的慷慨，不应当有害于，想要帮助的人，以及其他人；咱们的慈善，不应超出咱们的能力，还应当考虑到，每个人的尊严”等等。

至于康德大哲，除了把慈善说成是，有条件的义务外，还在《道德形而上学》里指出：就“正义（法权，right）的义务”而言，“外部的立法是可能的（external lawgiving is possible）”，但就“德性（virtue）的义务”而言，“外部的立法是不可能的”。一旦考虑到了，法律的他律强制特征，这样子的区分，其实业已用犹抱琵琶的方式，半遮面地表述了，《道德元理》阐释的，那个实然见解：德性的原则在于自律自为，正义的原则在于他律强制，嗯哼。

有趣的是，或许由于老康的影响，《正义论》3节里，老罗也提到了，德性原则与正义原则的区别。不过唉，他却明确排除了，把帮助弱者、提供福利的差别原则，当成德性原则的可能性，明确宣布：“既然我主要考虑，正义及其相关的原则，我就不打算在此，系统地讨论德性了。”

到了30节，他还进一步区分了，“人类之爱”与“正义感”，一方面主张，“二者都包含着，践行正义的意欲”，另一方面指出，人类之爱“除了履行正义的义务，还准备履行，所有的自然义务，……从事本分之外的善行”，因而属于比“第一德性”的正义，档次更高的“道德德性”。

这样子观，有一点就蛮清楚了：对罗大侠来讲，差别原则其实是要求人们，基于相互冷淡的正义感，“应当帮助”弱者的正义原则，构成了躲不开的分内之事，而不是号召人们，基于慈善和慷慨的动机，“愿意关爱”弱者的德性原则，所以不可单靠，人们的自律自为来实施，反倒必须诉诸，外部立法的他律强制。

俺老汉窃以为，他这种清奇的思路，貌似是打算消解，从相互冷淡的预设，推出帮助别个结论的，那个说不圆的逻辑矛盾：既然理性人不可能，自愿自律地帮助弱者，那就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只看重自己，成为弱者的可能，不考虑自己，成为强者的概率，从而志同道合，全体举手，连一个唱反调的也木有，一致同意签订契约，把差别原则当成正义原则，最终动用政治板块的国家机器，逼着所有人，都必须这样子做，谁要是拒绝呢，就得让他受到，他律强制的严厉惩罚。曰得更直白点：既然胡萝卜不管用，那就赶紧上大棒子呀，不是？

考虑到这样子奇葩的想象力，比天马行空还天马，浅人也不再穷追猛打咧，点到为止提一下，就轻飘飘放过去，接下来再分析，老罗的政治自由主义，由于把差别原则，也当成强制他律的正义原则，怎样沦为了，均等恣由主义。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