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元理 36.  不是法律定正義，而是正義定法律

大概由於東人西人，人性邏輯相同的緣故，不僅漢語的“法”，而且西文的“法律”，都與“正義”保持着，直接的語義關聯，如《尚書·康誥》裡的姬旦說：“用其義刑義殺”，我大漢的高誘，解釋《呂氏春秋·貴公》的“遵王之義”時，強調“義，法也”，密爾則指出：希臘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中的“正義（justice）”，詞源學上的意思是“遵守法律”等，進一步佐證了，下面的道德元理：政治與法律，由於統統源於正義的緣故，構成了沒法分割的兩位一體，不是？

不過哈，尤其西學，這問題上有個嚴重的偏差，就是琢磨法律與正義的互動時，不是把正義當成法律的根源，反倒把法律當成正義的標準，如同認為“正義”在於，“遵守法律”那樣子，其源頭呢，還能追溯到，蘇格拉底那裡，因為他已經通過自取滅亡的人生悲劇，充分顯擺了：“守法者才正義，違法者就不義”的理念，業已下面的意思了：符合法律的行為才是正義的，違反法律的行為就是不正義的……

理論上更清晰的一段話，是霍布斯討論，人人開戰的“自然狀態”時說的：“這裡不會有，任何不正義的東西，因為還木有，正當與不正當、正義與不正義的理念。木有共同權力的地方，就不會有法律；木有法律的地方，就不會有不正義”，由此彰顯了，從政治權力到法律制度，再到正義理念的邏輯演繹。本篇的任務，就是要批判性地論證，這種說法屬於因果倒置，實然層面根本站不住，嗯哼。

首先呢，照《人性邏輯》所講，單一的個體，即便像魯濱遜那樣子，處在典型的“自然狀態”下，碰上好好衝突，也一定會依據，自己的權衡比較、主次定位，形成正當與不正當的理念，並拿這個當標準，評判自己的行為，是不是可以接受。

其次呢，照前面所講，原始時代儘管木有，嚴格意思上的法律條文，但不管是原始人群，還是氏族部落，或是氏族部落之間，只要有了人倫衝突，人們都會依據，自己的權衡比較、主次定位，形成正義與不正義的理念，並拿這個當標準，評判自己和別個的行為，是不是可以接受——亦即是對的還是錯的。

說白了，霍布斯界定“自然權益”時，給出的另一段話：“合乎理性的自我保全之道，就是先發制人，運用武力或機智，控制一切能夠控制的人，直到沒有力量危害自己”，正是站在益己主義的應然立場上，主張：我先下手搞你，就是正義滴；否則的話，我要是不先下手，反倒不正義咧……

說穿了，要是明白了，“正義”在於維護“權益”，這條並不深奧的道德元理，就不會像霍大師那樣子，承認“自然權益”的同時，又否認綁一塊的“自然正義”了。這個意思上曰：有木有正義與不正義的理念，壓根不取決於，有木有法律條文，而僅僅取決於，有木有人倫衝突，併到了不可接受的程度。

最後呢，同樣照前面所講，一旦“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的衝突，到了沒法收拾的嚴峻地步，為了維繫可以接受的人倫秩序，就會冒出比別個高一頭的強人來，依據自己認同的，正義與不正義理念，先是憑藉強勢的權威，立起這樣那樣的習俗慣例，然後憑藉強勢的權力，制定這樣那樣的法律條文，迫使別個也用它們當標準，評判人際行為的正義不正義。

這個意思上，的確可以說：“木有權力的地方，就不會有法律”，因為所有法律，都是擁有政治權力的人，依據自己的正義理念，先行制定出來，再通過相關機構，特別是國家機器，落實到社會生活中的，他律強力規範，用來約束無權力者，不許他們的行為，隨意任性地突破，據此設定的底線，把社會秩序搞得一團糟，亦即《釋名》精闢指出的：“法，逼也；莫不欲從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

趁機插句嘴哦：西方某些法理學家，包括但不限於：博登海默在內，居然把法律試圖，確保人倫正義的“實質性目的”，與維繫社會秩序的“理性化使命”，分開來考察，卻木有看到，二者實在是兩位一體，沒法分割滴，也很有點搞笑，不是？

實然看，正義理念—政治權力—法律體制的道德邏輯，還能這樣子，翻來覆去地講：一方面，統治者憑藉政治權力，把正義理念轉換成法律條文，強制被統治者服從；另一方面，只有能把正義理念，轉換成法律條文，再訴諸政治權力，落到實處的人，才有資格號稱統治者。否則的話，要是你空有正義理念，甚至還轉換成了，紙上的法律條文，可就是沒法訴諸政治權力，付諸實施，那無論你內心深處，怎樣意淫自己，號令四方，母儀天下，也不過是個被統治者。是謂同義反覆，嗯哼。

如此聰明水靈，霍大牌怎麼會把，這般簡單的倫理鏈條，弄顛倒了，將正義理念放在了，法律體制後面呢？原因千萬條，一條最重要：這樣子貌似就能符合，意識第二性的原則，從而為克服“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的人際歧異，提供一個客觀性的標準，免得大家統統以為，自己最正義，結果亂了套。不妨由此理解，他為什麼那樣子看重“自然法”：還有神馬能比，源於自然人性的法律，更能讓正義標準，對所有人都有，不能抗力的客觀性的呀？

說破了，認知理性精神的浸潤下，整個西方學界，仿佛都有這樣子濃烈的，潛意識傾向，好像不給道德價值，特別是正義理念，找個客觀性的基礎，就沒法消解，林子大了的鳥效應，最終達成人人一致，共同契約，共同權力，美美與共的理想目的，後面還會專論。

在此只想指出一點：尤其在倫理領域，恰恰是人們的主觀價值理念，首當其衝的又是，有關正義的主觀價值理念，發揮着決定性的主導作用，以致可以說，一個國度里，統治者主觀上，有什麼樣的正義理念，就會以什麼樣的方式，運用自己掌握的政治權力，確立和實施什麼樣的法律體制，毫無懸念，不是？

這樣子瞥，下面這個經常被，規範性地理解和利用的命題：“任何社會的法律體制，都是統治集團意志的集中體現”，實然層面就能成立了，從而清晰展示了，正義、政治、法律等，統統要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談不上客觀的典型特徵：法律條文永遠是，當權派依據自己在道德方面的，自由意志和正義理念，頒布出來，再訴諸他律暴力的賞罰機制，迫使無權者特別是異議者，遵守的人倫規範。

友情提醒一聲：這裡說的“當權派”，包含範圍很廣哦，既能指【獨裁予一人、一小撮貴族，也能指立法院成員、大多數民眾……。不好意西喲，親，當頭棒喝一棍：由於林鳥效應的深度作祟，這個詞唯獨不可能，如同霍布斯、盧梭、羅爾斯等人，拼命渲染的那樣子，是指一個也不能少的全體國民……

於是乎，《商君書·修權》曰過的：“法者，國之權衡也”，實然層面也能成立：統治者制定並實施了，種種法律條文後，就將原本只是自己，主觀意志中的“自以為義”，凌駕於被統治者持有的，一切歧異性的“自以為義”之上，強制他們放棄自己的主觀意志，按照法律體現的“國家意志”，約束自己的一舉一動，從而使這些法律條文，成為所謂的“國之權衡”，文言又叫：“治國無法則亂”：整個國度的所有成員，特別是普通民眾，但凡打算干點啥事事情，都要拿這些法律條文，權衡比較一番，不可越出雷池一步，否則就會受到，來自國家機器的暴力懲罰，嗯哼。

有趣的是，這個詞組中，貌似還潛藏着一根，兜圈子的語義循環鏈條：從動詞的“權衡”（對好壞的評判比較），進展到“權益”（通過權衡指認的，人倫衝突中的正當），再進展到“權力”（強制他律地實現權益的力量），最終又回歸名詞的“權衡”（憑藉權力設定的正義標準），從一個角度折射出，法律的特定本質。

反諷的是，無論原初動機如何，西學以顛倒因果的方式，強調的“法律定正義”，都會產生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後果：附和所有的統治者，不管他們的規範性立場如何，將社會中現行的法律條文，當成評判正義的客觀標準，從而要求異議者們，放棄自己的正義理念，如同老蘇那樣子，自覺服從“遵紀守法”的原則。

正因此，即便像霍布斯那樣子，訴諸客觀理性的自然法，最終也難免走上歧途，斷言獨掌利維坦的予一人，本身就是正義的象徵，對其他所有人都有，生殺予奪的合法權力，而任何人要是違反了，將所有權益轉讓給他的全民契約，卻屬於不正義。

結果吔，撇開應然層面的弊端不談，“法律定正義”的立論，實然層面已然掩蓋了，一個至關緊要的事實：被統治者在主觀意志中，同樣擁有自己的正義標準，雖然沒法把它們轉換成，暴力支撐的法律體制，卻能憑藉這些標準，將現行法律條文，評判成不正義的，從而引出了，學界所謂的“惡法”話頭。

說句不中聽滴：哪怕一元自由主義的社會下，被統治者，亦即普通的民眾中，依然會有相當數量的異議者，把不可害人—尊重權益的法律條文，看成不許他們從心所欲，剝奪他們自由權益的“惡法”，不是？

這個意思上講，儘管任何國度都有，這樣那樣的法律條文，儘管許多國民都會依據它們，評判人際行為是不是正義，但這肯定不等於說，只有依據法律，人們才能形成正義的理念，否則就找不到，正義標準的北了。相反喲，事情的真相是：任何法律條文本身，都分析性地蘊含着，制定者的正義理念，並因此才能在付諸實施後，成為許多人評判正義的標準，發揮着“國之權衡”的效應。

換個方式曰哈：只要拒絕倒果為因，堅持順着因果鏈條，與其說“法律定正義”，不如說“正義定法律”；與其說“木有法律的地方，就不會有不正義”，不如說“沒有正義理念的地方，就不會有法律”。

最後放枝冷箭：實然瞅，眼下無論務虛的法學界，還是實操的法律界，相當流行的那個說法：“程序正義高於實質正義”，也是從法律定正義的謬論那裡，演變過來滴，把為了遵循正當程序，達成實質正義的程序正義，尤其是法律條文的，種種抽象性的形式化規定，反過來凌駕於，它原本要服務的那個東西，妥妥的喧賓奪主，鵲巢鳩占，讓手段成目的。不過哦，限於本系列的定位，應然視角的批判，還是留給《正義啟明》哈，各司其職麼。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