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春，因为我插队的拾旦大队小学缺老师，我和陈晓洪从农科队抽去当代课老师。另一位知青杨跃明早一年就做了代课老师。

当年农村强调普及小学教育，每个大队都办小学，拾旦办的是戴帽小学。所谓戴帽小学就是小学设有初中部。

学校坐落在离大队部100多米的简易公路转角处旁一棵几个人合抱的老松柏树旁，在一个坡地上，有三栋木平房。一个简易篮球场，球场小，表面粗糙。篮球架明显前倾，篮筐因螺丝松动而下坠。我不用跳，一踮脚手就可以够到篮筐。

作为农村学校，拾旦小学的硬件已算不错的，房子座椅板凳都还不错。但是合格的老师总是缺，而且不稳定。

农村老师分为三种。

一种是国家正式老师，由政府发工资，吃国家粮，有寒暑假（寒暑假照样有工资），有退休金。第二种是民办老师，政府考核，注册，每年有培训，每月有补助（钱不多），仍是农村户口，记工分，参加生产队分配。第三种，就是临时抽来代课，政府没有注册，没有补助，只记工分，任何适合都可以走人。

拾旦小学老师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校长，由大队干部担任。他不上课，也不天天来校，有事才来。初中部两个班，三个老师。小学部则是六个班，六个老师。就是全校九个班，十个老师。如果有哪位老师有病或有事不能上课，初中部的老师负责代课。

我们三个到了学校后，跃明和晓洪分在小学部，我分在初中部，担任初一班的班主任。教初一的语文，化学，外加体育，唱歌。如果没有老师缺勤，一天有一两节课可以休息。小学部老师则从早教到晚，什么年级都教，什么科目都教，每个人都是全能老师。

其他老师都是当地人，住的不远，都回家吃住。家远一点的老教师在学校有一间房，中午有时间的话，可以小睡一下。我们三个知青住校，一人一间房。

学校不开伙，有厨房，但没有厨师。我们三个每天轮流做饭吃，一个星期一轮换。

轮到做饭的人，早早起床。先隔着窗户问另外两位：你吃多少？知道要煮多少饭，下多少米。吃菜则是大问题。学校有一点贫瘠的菜地，没有人管。上一年没有收的菜种掉下，春天自己发芽，稀稀拉拉在地里长了一点，我们有时去摘来吃。另外就是别人送，学校的老师有时从家里带点菜给我们，农科队的朋友偶然也送点菜给我们。还有就是去讨，见附近农民地里菜多，就问能不能让我们剥点菜叶，或砍一两颗菜吃？就这样临时想办法找菜吃。

学校背靠着山，我们常去山坡上捡些干枝回来放在厨房边柴薪。有时要做饭了，突然发现柴没有了，只好临时上山捡。

肉很稀有，油也少。基本上把米饭煮熟，菜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

没有高考，没有升学压力，农民要求不高，孩子能看书写字，会算数就可以了。所以老师教得好不好没有人管，全凭自觉，凭良心教。

我们当时18，19岁，比初中生大不了多少。上学都是文革时期，除了1972，73年邓小平复职抓教育学了不到两年，其余是在学工学农和政治学习中度过的。靠自己看书学到一点，听老师聊天听到一点，加起来也没有多少。我们来了没有培训，马上就上课。老教师有时候告诉一下他们讲课的经验，我们有时也向他们请教。

对于我，语文课是大头，天天要上。一年前我在公社中学代过一个学期的语文课，积累了一些经验。每次上课前，先把课文读几遍，不认识的字都查出来，意思搞懂，写在备课本上。我喜欢朗读，虽然不标准，但上课坚持用普通话朗读课文。学生很喜欢我的朗读，因为放得开，有激情。在公社中学代课的时候，我买了几本语文基础知识参考书，自学了语法知识。还有爸爸让我随时带的《新华字典》，《成语小词典》也派上了用场。

化学课因为当年读书时张学成老师讲得好，我对各种化学原理有比较好的理解，教起来觉得不难。

体育课就带学生打篮球。自己从小住在学校，经常打篮球，还在校篮球队混过一个学期，就把当年在校队学的那些东西教给学生，然后让学生比赛。

最难的是唱歌课。

我不懂乐器，学校也没有任何乐器。当年从柳树武老师那里学了一点点简谱，还有一些歌曲，加上自己听的歌，会几十首。怎么教呢？我带了几本当年出的革命歌曲汇编。经过比较，选了胡松华演唱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作为第一首教唱的歌。这首歌歌词很美，歌谱简单，节奏变化少，唱起来应该不难。

第一天上课，我先把歌词写在黑板上：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挥动鞭儿响四方，

百鸟齐飞翔。

要是有人来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

我就骄傲地告诉他，

这是我的家乡。

自己演唱一遍，没有伴奏，只是干唱。我唱起来非常投入，学生似乎也被感染到了。

唱完后，我开始教唱谱子，让学生跟着我唱：

啦-啦啦来-咪咪-来多啦—，

学生一出口怪声怪气的，完全不在调上。这么容易唱的谱子，怎么唱得这么糟？

我耐着性子再教，仍然唱不好。只好放弃教谱子，直接唱歌词。稍微好一点，但仍然还是跑调。本以为一节课就可以学会的歌，教了三次才勉强教完了。学生唱得不但跑调而且不整齐，让我觉得很失败。

当年农村没有电视，连城里也没有，没有收音机，电影一年只能看几次。农村孩子听歌的机会几乎没有，所以没有乐感，自然唱不好。

初一班上有两个学生让我印象深刻。一个叫周小柏，比较瘦弱，喜欢讲话，反应快。一个叫曾祥荣，壮实，憨厚，寡言少语。他们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两位。

后来我吃惊地发现，这个曾同学的父母都是哑巴，就住在大队部边上。我见过他父母，非常本份的老实人，虽然残疾但人很聪明。

放暑假，没有课了，我和晓洪又回农科队干活。

当时恢复高考的消息满天飞。随着高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知青陆陆续续回城复习去了，我们要求回城复习，但大队不让我们三个走，说一时找不到人顶替，但正在努力找。秋季开学了，我们一面请求校长尽快找人，一面边教课边复习。

课安排的满满的，白天不可能有时间复习。只能等学校放学以后，把作业改了，吃了晚饭，才能开始复习。每天看到12点以后睡觉，因为第二天还有课。早晨做饭的人5点多就起床做饭，其他两个也会很快起来，抽时间看书。

重压之下，我也不备课了。语文课上课之前二十分钟把书拿出来，读一篇，查查生字，上课铃就响了。化学课常常没有备课就去上课，全靠过去的底子应付。作业尽量少布置，批改也不认真，打个红勾就发下去。就是在敷衍，心里知道在误人子弟，但又没有办法。

那年月政策多变，今年行明年可能就不行了。所以不参加这次高考，可能就没有下一次了，机会就会永远失去了。但离开学校又可能影响到学生，所以良心不安。

11月初，大队仍然没有找人来替代，我们最后只好辞职回城了。如果不是湖南把高考推到了12月，我们就错过高考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其实大队已经找了人，只是觉得不如我们教得好，就一直拖着没有让他们来替换我们。

上了大学，因为我们基础极差，不得不全心身地投入学习中去，无暇顾及其他，大部分时间我已经忘记了那所山村小学。偶尔想起，觉得对不起学生，有些内疚感。

1981年暑假，我抽空回了水宽拾旦，看望过去的乡下朋友。人们告诉我，我的学生曾祥荣考上了安江农校，就是袁隆平任教的学校。他也是拾旦唯一考上的。

我想去见见他，恰好当时曾祥荣不在，我见到了他父亲。我表示他儿子做得不错，考上了学校。他很高兴，呜呜呀呀，手舞足蹈。看得出，他想表达的是，他知道我是他儿子的老师，对我表示感激。

曾祥荣考上中专让我很高兴，因为一个农民子弟能考上中专非常不容易。让我的内疚感得到很大缓解，当年我在这里教书没有误人子弟吧？

1982年2月我大学毕业，到长沙工作，直到1991年来美留学。

曾祥荣在他写的《知青老师》一文中，是这么说我的：

“1977年下半年国家开始重视教育，村里又从知青中抽调了一名知青到我们学校担任教师。教我们初二班化学的这名知青老师叫商乐维，高等身材，口齿伶俐，曾多次表演过相声，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第一堂化学课，他一走进教室，就天南海北地阐述学好化学的重要意义。我和同学们听得全神贯注，屏息敛声，原来化学是那么的奇妙，有着那么大的作用。忽然发现自己是那么的贫乏、无知和渺小，内心充满了痛苦和失落。商老师发现我心情不好，闷闷不乐时，他就不厌其烦开导我，鼓励我，在生活上关心我。尤其是他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工作期间，经常给我写信，邮寄一些高等教材等书籍，鼓励我发奋学习，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深受感动。”

我或许给他写过信，但不记得了。谢谢他还记得。

2004年以后，我开始写一些小块文章，投在中文报纸上。2005年开始在网上开博客发文章。我记得大约2007我收到他在我的博客留言，并留下了电话。我开始不太确定是不是他，没有给他打。过了两三年我觉得应该是他，就按照电话打过去，没有人接，我留了言。不知是国内打美国太贵，还是他没有收到，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上。

2014年，我回家探亲，再次去了拾旦。知道了他的电话。那次没有见上他，但2015年我回国时，他亲自开车来怀化车站接我到芷江。还没有回家，他就请我在餐馆先吃饭。

过了两天，他来接我，开车一起去了拾旦。

从他口中得知，他毕业后工作努力，工作能力强，成绩突出，受领导赏识，从普通干部一直做到怀化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一个农村残疾人家庭出来的穷孩子，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让人刮目相看，他的事迹不时见诸报端。后来引起团结出版社的注意，特意找到他，请他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以鞭策青少年努力向上，永不放弃。

我回去时，他的自传体小说《无声的激励》刚刚出版。他特地送了我一本。

书中描写了他很多我不了解的成长过程受过的歧视，艰辛。我读了很受感动，为有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好学生感到骄傲。

我们到拾旦我原来农科队的队友，老朋友唐顺银家里，与他一家还有她妈妈一起聚餐。曾祥荣还喊了两个原来我的学生来见我，一起吃饭。

从我当年离开拾旦，一晃三十八年过去了。毛主席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年还是小孩的学生都过了五十了。曾祥荣还告诉我，他已经以副厅局级荣退了。我感叹，这么能干的人，正当壮年时候退了，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损失。

山还是那些山，简易公路仍然很破。很多人已经出去打工了，就种一点田够自己吃饭。拾旦小学旧址还在，但学校已经没有了，孩子得去水宽读书了。但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的亲切，因为我曾经在这里流过汗，教过书，梦想过未来。

我和曾祥荣现在通过微信联系，比以前容易多了。离上次回拾旦一年零九个月了，他刚刚在微信里告诉我，现在“拾担村路面均已硬化，全为水泥路，均通了自来水，大部分均修了新房，环境优美，被国家评为宜居美丽乡村“。

看来这一年多变化很大，我已经落伍了。希望拾旦越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