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叫唐顺银，是我当年插队的水宽拾担大队清水冲生产队的青年农民。

清水冲是从水宽丘陵进入山区拾旦的第一关口。沿着简易公路进入拾旦，到了与清水冲交界处，一堵大山拔地而起拦住去路。爬过这个垂直高度约70，80米，平均坡度约45度的山口，才能进入拾担。即便是之字型路，最陡处的坡度仍然超过35度。坡的中部处有一个90度的急转弯，每隔一两年，就会有汽车或拖拉机因为转弯时失控，直接冲下山坡，造成车毁，人或亡或伤。

爬上山口，就是清水冲地界。路旁一侧树木幽幽，一侧是陡峭的山坡。沿蜿蜒盘旋的公路，走约一公里，公路开始向下，坡度较为平缓。一条小山谷中出现面积很小的梯田，小的大约只有三个乒乓球桌大，大的也不过半个排球场大。往下山谷逐渐开阔，在两个山谷的汇合转弯处，出现比较大的山谷，路旁的一栋二层木楼就是生产队部。

娃娃家就在公路左侧，离生产队部大约几十米的一座小山坡上，四周山腰上零零星星散落着一些其他农户。

因为山高水冷，清水冲都是望天田。风调雨顺则有收成，天旱就欠收甚至颗粒无收。没有什么特产，山上有些木材，但山太陡，砍了也很难运到公路边来，所以清水冲当年是非常贫困的生产队。

但山高水险，也使得清水冲成为一个修建水库绝好的地方。早有专业人士进行过勘测，在生产队部边，公路右边大约一百多米处的两座小山，相隔不到一百米，一旦建成水坝，库区大面积的降水区域，可以形成一座小型水库。不但拾担受益，周边的地区也将受益。

1975年冬，水宽公社启动了清水冲水库的修建工程，组织全公社的力量一起来修，我们知青也参加了修建水库。

我们当时住在清水冲唐会计的家里。女知青挤在人家的两间房子里，男知青则爬梯子上天花板打地铺。四周没有板壁，上面就是瓦，冷飕飕的寒风无阻挡地吹过，靠着被盖和年轻火气旺，我们住了两个月没有人生病。

修水库，主要是挖土担土送到坝上去。大坝专门设有挂有大称的架子，专人负责称土，挑满8000斤为10分工。这个定额对知青是很大的挑战，每天干到6点多，回来骨头都像要散架了一样。晚上还搞过什么加班，但因为意见大，搞了两次就没有再搞。

水库修完，知青回茶场，林场。

但第二年冬天，我们茶场知青被要求到清水冲水库区建立公社牧场。

这是公社领导头脑发热想出来的，既无科学论证，也没有充分调查研究就决定立项上马。叫做“千头牧场”，就是要养一千头以上的猪。

这是一个投入资金为0，“空手套白狼”的项目。除了茶场二十四位知青，加上带队的场长，再无别人。连人住的房子都是借的清水冲一户农民一栋还没完工的木屋，板壁是没有整形的毛胚板钉的，缝隙大的地方有一厘米宽，冷风从四面八方往房子里灌。

住房离大坝一百多米，三面环山。牧场建在哪里也没有定，更没有图纸。公社领导唯一清楚的就是要建砖木结构的牧场，所以第一步就让我们烧砖。

知青没人烧过砖，很多人连烧砖都没有见过。场长请了一位师傅来指导我们烧砖，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在清水冲队部房子边上挖了一个砖窑，并在窑边设了一个制砖场。然后在边上的田里挖了踩泥坑。

做砖的泥需要先用牛踩均匀，然后将泥巴割成篮球大的泥团，砸进一个木模，用一个崩在一个弓上的铁丝将泥模子子外的泥切去，小心把模字与成型的泥分离，就做成了砖胚。然后风干砖胚（需要几天），就可以装窑，烧制。

踩泥需要牛，但我们没有牛。公社领导让我们用人踩，在到处都有悠闲吃草的牛，我们却要自己的脚踩泥，这是前无古人的创举。牛踩一坑泥，三四个小时可以踩好。而我们身体很轻，踩几天时间效果仍然不如牛踩的好。

娃娃家离窑场大概三十多米。她妈妈大概四十岁，高挑漂亮，气质高雅，贤惠端庄的模样。她在家照顾孩子，做家务。娃娃爸爸约四十多，憨厚老实，会些木工手艺，经常帮人做木工，盖有两栋宽敞的瓦房，生活明显比其他农民要好一些。

在他们家边上的窑场工作，抬头不见低头见。经常和他们打招呼，慢慢就有点熟了。

当时已经十一月，虽然没有下雪，但气温已经很低，我们每天赤脚在泥坑里踩几小时，常常冻得清鼻涕直流。

娃娃妈妈天天看着，很同情我们。让她先生喊我们去他家坐坐，喝点开水。我当时是踩泥时间最长，也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泥坑的人，她对我格外关心，我便成了去她家坐得最多的一个。娃娃妈妈总夸我懂事，能吃苦。常念叨说：这么年轻，离开父母下农村来，细皮嫩肉，做那些从来没有做过的粗活，很不容易。

他们家杀猪或过中秋杀鸭的时候，她让娃娃叫我去他们家吃饭。说你下乡，父母不在身边，吃得很差，需要补一补。我觉得他们家人都很友善，我们围在火坑边烤火聊天，就像自己家的人一样。

想起在自己落户的水牛田，我们被要求给寄宿家庭每天交八毛的伙食费。这相当于当年县运动会的伙食标准，运动会是一桌八个菜，大部分是荤菜。我们几天也吃不到肉，即使菜都很少。相比之下，娃娃一家对我无私的关心，让我非常感激。

千头牧场的事很快便不了了之，这种头脑一热就上马，头脑一热又下马的事当时很普遍。我们烧了一窑砖以后便被遣散了。有些回了茶场，有些去了生产大队。我和林场的陈晓洪被调去了大队小学教书，星期天和放假则需在大队农科队干活（不干活就没有工分）。娃娃当时也在大队农科队，我们和娃娃就经常朝夕相处了。

农科队主要做杂交水稻制种，需要学一些农科知识，比如“雄性不育”，“母本”，“父本”，“自花授粉”，等。我们很快搞懂了杂交制种的理论，然后就是实际操作。按照生育日期分开播种父本，母本，然后分开插秧。一行父本，然后三行母本，再一行父本，按此循环。到了开花时，两人拉着长绳子在田埂上走，让绳子将高高的父本扫低，使花粉撒在低矮的母本花蕊上，达到授粉的目的。

当时我们已经插队两年，农活还不能说是得心应手，但也基本熟悉，大部分情况下做得有模有样了。又瘦又黑，与农村青年没有什么区别。和农科队的其他年轻农民关系融洽，休息时大家都聊得很投缘。

娃娃家杀猪时，一如既往仍然会叫我，这时也叫上同在农科队的陈晓洪一起去他家吃饭。

77年秋天，恢复高考已成定局。我们有课走不开，就只好靠早晨，晚上复习。娃娃经常会来学校看我们。有一天当他看到我们的纸上写满了X，Y，Z时，很惊讶：“你们还懂外文，太厉害了！“，其实我们不过在演算数学题。

1977年10月底，我们辞职回城复习。后来参加高考，体检，最后等通知，都在城里。78年1月接到入学通知后，我回水宽公社办户口转移手续，并去水牛田领取1977年分配的钱粮时，才与娃娃在大队部见了一面，但没有时间去见他家见他妈妈。

大约是78年的4月份，妈妈写信给已在北大学习的我，说：水牛田托人带信来，根据最后的分配方案，我又分得100多元钱，300多斤稻谷，让我去领取。那时候这些还是值点钱的。

对水牛田在我离开了仍然还公平分给我钱粮让我吃惊，这些农民虽然不大方，但还是很守规矩的。不过如何把这钱粮拿回家我感到困惑，我远在几千里以外，怎么去拿？这时我想起了娃娃。我回信给妈妈，说你问问娃娃，看他能不能帮助把钱粮领出来送到城里来，没想到娃娃一口答应了。于是我写了一个委托书寄回家，让娃娃拿给水牛田的会计，把钱领出来，把稻谷打成米。拾担到县城有五十几里，他找了公社拖拉机站的人，在他们进城时娃娃亲自把钱和米送到了我家。娃娃为这事花了很多时间，但不要任何酬谢，这让我很感动。

1980年暑假，我和陈晓洪约好一起去了趟水宽，看望过去帮助过我们的一些公社干部，农民。也到了拾担，去了清水冲，在娃娃家吃了饭，还住了一晚。娃娃和他妈妈，还有全家人都很高兴我们能回去看他们。

后来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出国，读学位，找工作，办身份，很忙很紧张。到2006年才第一次回国，也是来去匆匆。2011年第三次回国时与当年的水宽知青一起坐车去过水宽，因为是集体行动，没有机会去看娃娃。

直到2014年5月我回国看望病重的爸爸时，过去同学，同时也是水宽知青的祁建华自告奋勇开着他的车带我到处看看。一天，我们加上另外一个同学周金良三个人一起，开车去了水宽。我想去拾担看看。于是我们开到清水冲，在原队部的转弯处，我让停车。我下车问路边一栋房子的人：“唐顺银在吗？”，里面的人说，他们是来清水冲水库打工的外地人，不知道。

我只好走出来，见右边坎下，清水冲大坝下面稻田里有两个人在插秧，就走过去问他们。结果其中一个人认出我来了，我很惊讶他还记得我。他大概50多数，与我差不多年龄，所以记得我。他指着右边坎上的两栋房子，说那就是娃娃的家。我问他原来的家呢？他说他妈妈住着。我很高兴，忙问：他在家吗？这人回答：他赶场去了，但他堂客（夫人）在家。然后就高喊娃娃夫人的名字：“你家来稀客了！”。

我喊同学一起去，但他们不干。说没有礼物不能去人家，田里的人也点头。我想娃娃应该不会生我的气，就自己上去了。

娃娃夫人看起来很能干，我们没有见过面。还没有等我介绍，她老远就说：“娃娃总念叨你，我早就知道你了。快上了坐，我这就打电话给娃娃”。她又去了老房子去通知娃娃的妈妈。

娃娃妈妈马上就过来了。一见面就激动地说：“那阵风把你吹来了？真是稀客，难得你三十多年了还记得我们”。可不，77年离开已经38年了，80年回来看过，也有35年了。

娃娃妈80了，腰杆挺直，说话清晰，穿着得体，举止仍然优雅。她告诉我，娃娃爸爸已经去世多年，妹妹们都出嫁了，一个小弟弟是我们走了以后生的，也成家离开了。

娃娃二十分钟后回来了。过去的小伙子今天变成了中年大叔了，黑黝黝的，但样子轮廓还差不多。我们很高兴能再次见面。他们要留我吃饭，我说我还有两个同学在路边的车子里，他说喊他们来一起吃饭。我就去喊他们，但他们仍然死活不肯，说没有礼物是不能吃人家的饭的。

我只好回去对娃娃他们说，这饭就不吃了，我们聊聊天吧。

我们坐在屋前的凳子上，左边不到一百米处就是清水冲水库大坝，山谷对面一百米左右就是当年我们知青住过的牧场农舍，右边公路边生产队部，下面就是我曾经踩过泥巴的地方，一切尽收眼底。

他们问起我在美国的生活，我都一一回答。我坦诚“洋插队”一点也不比当年“土插队”容易。

走之前，我拿出两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告诉他们这是美元，留给他们做纪念。

我怕同学等太久，执意要走。娃娃和他妈妈见挽留不住，就送我到公路边。我叫祁建华下车，以清水冲水宽大坝为背景，给我们三个怕一个合影。

回去以后，我请祁建华在城里洗出照片，寄给了娃娃。

第二年，就是2016年，5月份我回国看望妈妈。当时爸爸已经去世，妈妈也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弟弟四毛在照顾，外加两个保姆，我除了每天去看看她，和她说说话，帮不上什么忙。但妈妈对我的呼唤已经没有了反应，偶然睁开眼睛，但看不出她是不是听懂了我，她基本上处于植物人状态。

想起头一年在娃娃家来去匆匆，未能好好聊，深感遗憾。所以这次想再去清水冲一次。刚好半年前当年在拾担大队小学教过的学生曾祥荣在文学城上与我联系上了，他父母当年都是哑巴，生活很困难，他也常常因为父母的缺陷而被人欺负，所以总是沉默寡言。但他学习很认真，是班上最好的两个学生之一。后来他考上黔阳农校（现怀化农校），也就是袁隆平任教的学校。毕业后因为工作努力，成绩突出，被多次提拨，最后成为怀化市残联主席（处级）。刚刚50，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却以副厅级待遇为条件被劝退。

当听我说要回拾担看看，他满口答应一定协助。

他事先通知了娃娃我要去，让他有所准备。当我坐高铁从北京到达怀化时，他接了我，亲自开车送我到芷江城家里。第二天一早他来接我，我们一起开车去拾担。

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我们边聊边走，得知他父母都已经过世，他在拾担基本上也没有亲人了，早已在怀化安家了。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到了清水冲。娃娃夫妇，娃娃妈妈，还有娃娃的大妹妹，小弟弟，和儿女都来了。曾祥荣还找了两个他的同学，也是我的学生来了。娃娃专门杀了一只羊，还杀了鸡，鸭，另外有大块的腊肉，炒了满满一大桌菜。这场面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边吃边聊，他妈妈仍然感叹：“快四十年了，你到了美国还能记得我们，真是有情有意的人”，还说：“你把娃娃当亲兄弟，是娃娃的福气”。我由衷地说：“当年感谢你们一家对我像亲人一样的关心，与你们相识是我的福气”。

饭后，娃娃，曾祥荣，和我一起出门登上清水冲水库大坝。看见山峦环抱的水库，平静的水面倒映着山上的大片松杉树木，想起当年我曾在这里度过的岁月，感想很多。但最让我留恋这里的还是这里娃娃兄弟，像母亲一样的娃娃妈妈，还有奋发向上的学生曾祥荣。正是他们，赋予了这片土地的特殊意义，让我不论走到那里，都永远记得我曾经在这里得到过无私的爱，有最亲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