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秋收暴动：拐走起义武装 1927～1928年 33～34岁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清共”开始时，斯大林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亲自制定对华政策。他要中共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

用枪杆子夺权，斯大林早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时就为中共想到了。跟国民党合作时，莫斯科派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设法控制它。蒋介石“清共”后，斯大林命令中共马上从国民党军队里尽可能拉出队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装”。

斯大林派他的亲信老乡罗明纳兹（Beso Lominadze）来中国管事。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Jan Berzin）给“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写信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主要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给中共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在苏联国内也加紧了对中共人员的军事训练。

莫斯科的第一步计划，是把拉出的队伍带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苏联军火，然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同时，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三个有农民协会的省举行暴动。

毛泽东举双手赞成这条道路。他在罗明纳兹主持的“八七”紧急会议上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后来演变成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时莫斯科刚撤掉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把国民党分裂怪罪到陈头上，换上了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年轻文人瞿秋白。刚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不要做这种任人想换就换，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枪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盘，使自己处于实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权。有自己的领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没有一杆枪，一个兵，莫斯科也没有派他搞军事。毛要拥有军队，必须靠别的手段。

一九二七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装是驻扎南昌的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八月一日，在苏联顾问库马宁（M. F. Kumanin）的直接指挥下，中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组织这支队伍举行兵变。这就是“南昌起义”，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军节”。人们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话说，这个行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产国际的主意”。“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进，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来的武器。

毛打算把这支部队的一部分抓到手。由于他们预计的行军路线接近湘南，毛便在八月初向中央建议，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称加上其他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从毛后来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真要去发动农民搞暴动，而是以暴动为借口，希望从中央那里挖出一支武装带走。

不明就里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动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八月十五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开会那天独独毛没有来，尽管他三天前已回长沙，就住在杨开慧娘家。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会议只好改到第二天。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十六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十八日，毛才姗姗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
毛迟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

南昌起义的部队离开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弹药也丢了一半。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度，极度的闷热，士兵们没有水喝，只好喝田里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队伍七零八落，只求挣扎着拼到汕头，不可能绕到湘南。

于是，毛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毛的理由是，暴动应该缩小范围，应该集中精力打长沙。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就像他并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动一样，毛也无意打长沙。他提出“打”，是因为该城附近有三支红色武装，他可以以打长沙为名，把它们带走。这三支武装，一支是原农运的活跃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矿倒闭而失业的矿工和矿警；还有一支是原驻武汉的部队，奉命去参加南昌起义而没赶上。一共数千人。

毛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受湖南省委领导。毛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让他当前敌指挥官，纯粹是因为他对莫斯科暴动夺权指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乐观和热情，而主持长沙决策会议的是两个苏联人。毛的积极可以在他八月二十日给中央的信里看到：“某同志〔苏联人〕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丈。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上实行。”

八月三十一日，毛离开了苏联领事馆，说是到部队去。他并没有去。九月十一日是约好的起事日子，这天，毛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率领三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而当时跟毛关系密切的何长工等人，都说毛根本没去铜鼓。十四日，三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就传令要他们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

这一切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十五日取消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Maier）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毛先前不遗余力地鼓吹“暴动”、打长沙，为的都是调兵——调到自己手上。

这场“暴动”就是史书上著名的“ 秋收起义”。全世界都以为这是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是农民起义领袖的神话也大半起源于此。毛一手制造了这个神话，对美国记者斯诺编了套有声有色的故事。事实上，这不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据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检讨说：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更有甚者，毛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远离长沙，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湖南省委和苏联人无法直接指挥。毛早已计划好了这支部队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两省当局都鞭长莫及，历来是土匪、绿林好汉的出没之地。那里有两位山大王：袁文才，从前是学生；王佐，从前是裁缝。这两人手下有五百人马，占领着有十三万人口的宁冈县大部分，靠收租征税过活。毛如今要把他们的地盘拿过来作自己的根据地。

毛很清楚，他要带队伍进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党的明确指示，这样做无异于当土匪。毛担心一旦摊牌会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挥官开会宣布决定前，先找到部队中几个从前熟悉的人，帮助压阵。找的人之一是何长工，何长工这个名字还是毛给他取的。何后来回忆说，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杨立三的在会场上保护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杨立三在会场上打杂呀、拿烟呀，我们两个人是你一进，我一出；我一出，他一进。”会上争得很厉害，指挥官们都不同意进山，但最后勉强服从了毛，因为毛是唯一在场的党的代表。

部队向井冈山行进。一路上，毛穿着他钟爱的长衫，脖子上系条土布长巾，一副乡村教师的打扮。开始官兵不认识毛，有人以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给他们扛枪。当毛宣布部队是去上山做“大王”时，大家都惊呆了，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土匪。但是毛以党的名义要他们放心，说他们是“红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满心疑虑。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离去，只不准带枪，他知道他不具备强留任何人的条件。两名最高指挥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后投向了国民党。部队着实筋疲力尽，打摆子，烂腿子，拉痢疾，宿营地里弥漫着强烈的腥臭味儿，有的人一躺在路边的草丛里就再也起不来了。两星期后队伍到达井冈山时，只剩下了六百人，跟着毛大半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成为毛起家的班底，未来燎原烈焰的火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