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四　　国民党的腐败和国民党非因腐败而失败

　　在中国大陆，指战后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是因腐败而失败，既是胜利者中共的刻意宣传，亦为毫无言论自由的中国大陆民众所接受。因为腐败召人痛恨，因腐败而亡国就更是咎由自取。只是今日的中国大陆人民，不仅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战后腐败的来由和性质乃与中共完全不同，而且认识到，国民党“非因腐败而失败”。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自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后才腐败起来的中国国民党政权，既然短短几年的腐败就能够导致它的失败，那么，不仅在程度上，尤其在时间上，其腐败和腐烂只能使国民党政权望洋兴叹的中共政权，却为何至今仍不见其亡党亡国，甚至一再为海外的某些华人学者们所美言、所亲近呢？²¹ 因此，指国民党因腐败而失败，诚不足信。此其一。
　　其二、战后的国民党日渐腐败了下去，这是事实。但是，战后国民党的腐败，其集中表现和主要表现，乃是通货的急剧膨胀。而通货的急剧膨胀和由通货膨胀所导致的“政权腐败和社会腐败”现象，乃为二次大战各交战国所共有的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但以通货膨胀为主要腐败表现的国民党政权竟失败了，其他国家非但没有失败之虞，却都能在战后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甚至迅速地走向了民主、繁荣和富强。可见，国民党在战后的腐败，亦不是它必然要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如果战后的中华民国也能够象其他国家一样，不再立即经受内战的煎熬和痛苦，不再因内战而加剧经济的恶化，同样能够克服通货膨胀并制止腐败，从而获得战后政治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则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失败，也就非为“定数”。
　　其三、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始于抗战胜利的前夕，发展于战后内战全面爆发之时，加剧在国民党最后失败的时刻。因此，首先是因为战争，才使得中华民国国家经济遭到全面破坏，国力被掏空；同样因为是战争，才使得战时经济出现了“高权力和高集中”现象；还是因为战争，不仅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准急剧下降，而且使得一部分不法官僚始有可乘之机。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统计，战时中国沿海大城市均被日本占领，因而作为过去重要收入的关税，三年内即损失百分之七十七，盐税减少百分之五十六，抗战时期后方工业的成长率自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虽以百分之二十七的平均增长率得以增长，但一九三七年财政赤字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七，一九四一年赤字已达百分之八十一。军事上，军费的支出占国家财政的比重，从一九三七年的百分之六十六点五，已上升到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三。工业上，仅在“八一三”上海抗战的三个月内，被毁工厂即达二二七零家之多，损失资产八个亿。农业上，据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统计，全国十一亿四千万亩耕地，有六亿亩遭到破坏；全国原有耕牛两千三百万头，战时损失八百万头。犹如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的《大公报》所指出的那样：“就现在这样的农村经济形势看来，再过两代恐怕也无法重建……最终将是农村经济的枯竭和农村的崩溃！这将是敌人投降后的一个最可怕的敌人。”
　　正是长期战争的破坏，才造成了如下这样一个结局：在抗战结束时，重庆主要日用品的价格已经上升到战前的一七六三倍。后方有些地区，主要消费品价格则上升到三七八三倍。其重要的影响是：“文官于如此情形之下，极难抵御贪污的诱惑，军官要不吃空军飨，也必须作超人的克制。银行的存款簿成了一张废纸，中产阶级已经从中国的社会消失。”²² 因此为填饱肚子和敛财预后而使官倒滋生，投机成风，国民党政权才迅速地形成了自身的腐败局面。尤其是恰当其时的“胜利接收”，更使一大批“饿极了、谗极了、也贪极了”的官员，犹如饿虎扑食，不择手段。在中国大陆，凡是从中共文革期间走过来的人，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在文革中挨过整的中共各级官僚，于四人帮垮台后又上台时，所迅速表现出来的极度贪婪景象，便能够领会出其中的“奥妙”来。正是这个奥妙，才揭示出了，前者乃因长期的卫国战争所造成，后者却为中共的内讧、内斗、主要是极权制度所造就。
　　至于在战争的废墟上又爆发的那一场残酷内战，对于承担了八年全面抗战重任的中华民国政府来说，自然只能带来通货的急剧膨胀，腐败的迅速扩张，和党心民心的日趋涣散罢了。这对于一个刚刚经历了长期外战、又在被迫进行内战的政权来说，腐败虽不是它失败的原因，但腐败却成了它走向失败的必然伙伴。这是任何一家政权在走向失败时都不可避免的。中共官场于八九年前后，特别是八九年后开始的“人人搞钱留后路、个个及时行乐”的腐烂现实，便是它的明证。
　　其四、在我们阐释了国民党战后腐败的成因，和国民党非因腐败而失败之后，我们就可以再来论及为何国民党腐败就要迅速失败，而共产党千倍万倍的腐败却至今未败的原因了。
　　首先，国民党及其政权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乃是那一场内战本身。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在今日超过千倍、万倍于国民党腐败的中共大陆，如果存在着一支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欲夺取中共政权的强大武装力量，并且正在攻城略地，席卷万里关山，则中共的迅速败亡，怕早已成为“史话”。
　　其次，一方面要看到国民党于内战中腐败加剧这一事实，一方面则更要看到正是八年抗战所带来的严重战争创伤，才在经济上将国民党政权拖到了面临崩溃的地步，也才导致了通货膨胀及政权腐败状况的出现。加之胜利接收中的腐败行为和接收后在经济政策上的措置不当，以及内战本身对于通货膨胀恶化的强刺激，和共产党在国统区煽动学潮、工潮，用中共今日的话来说，就是到处制造混乱、动乱、暴乱所造成的恶果，这一切加起来，也就普遍地导致了人民对内战中之国民党政权的强烈不满，并由是而加速了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这自然是“非人力、殆天数”的一个结果。而这个“天数”，便是三十八年来从未间断过的外患和内忧对于中华民国政权的交相进攻，以及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内外勾结，合纵连横，旨在阻断中国民主进程和颠覆中华民国，所共同造就的一个悲惨历史结局。如果我们再设想一下，抗战胜利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发动的那一场残酷内战，中华民国也如同战后的其它国家一样，得以休养生息，一边治理战争所留下来的创伤，一边从事新的和平建设，则纵使腐败一时难靖，亦不至于转瞬即已走向败亡。更何况其民主国体的迅速建设，所必然要造就的民主进步与经济发展，又势必会促使我们的祖国走上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之上呢。这自然不是臆想。因为失败后的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既已经提供了它的证明，中共大陆政权亦早已从反面提供了它的证据。如前所说，更是一生偏袒中共、一生指斥中国国民党的美国中国问题“权威”费正清先生，在临死前才得出的唯一正确结论。他说：“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国民党是能够将中国领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去的。”²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