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毛感到他在共產黨內上上下下搞大清洗的時機成熟了。他讓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向紅衛兵宣布：“這次運動的重點，是鬥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但究竟誰是“走資派”毛沒說明。他也不知道全國眾多的幹部誰反對過他，誰對他忠誠。毛的辦法是先把他們全部打倒，換上新的人後，再一個個審查他們。至於忠實於他的人受冤枉、受委屈，毛是不在乎的。
毛的工具此時不再以高乾子弟為主體，而是遍地開花的、專整“走資派”的“造反派”組織。一九六七年一月，憑着造反派的衝鋒陷陣，毛推翻了全國走資派。
共產黨的控制一點也沒有放鬆。一份份中央文件明文規定：不許搶檔案（中共給人人都立了檔案），不許為以往政治運動迫害的人翻案，不許“階級敵人”“混入革命群眾組織”，“更不准他們自己建立組織”。把矛頭指向毛澤東或中共的人，不是被監禁，就是被槍斃，其中知名的有林昭、遇羅克。
對毛來說，造反派的用場是幫他懲罰失去權力的走資派，方式是寫大字報攻擊，開批鬥會，打罵侮辱，遊街示眾等等。這也挺對不少造反派的胃口。他們有的恨領導，乘機報復。有的想往上爬，看到這是一條捷徑。那些早就手痒痒以打人為快事的，那些虐待狂們，現在是過癮的時候了。
第一個被打死的高級幹部是煤炭部長張霖之，時間是一月二十一日。他曾對毛和毛的大躍進表示不滿。兩年前毛開始說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劉少奇問他誰是這樣的當權派，毛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如今，在江青親自導演下，張霖之被多次殘酷批鬥，一位目擊者偷偷在日記中寫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張部長被送至台上，強行按倒跪下。他使勁抬頭，李××，戴×猛撲上前，用力壓。接着，又有四個人一齊踩在他的小腿上，讓他無法再站。又有些人拿着一根釘着木牌的棍子插進衣領，張部長拚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臉、鼻子都劃破，順着脖子淌血。會剛開完，李××和一群人扭着張的胳膊串過大、小禮堂游斗，後又到院裡斗，大門口斗。張部長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十七度的嚴寒里凍着。他遍體鱗傷，雙手舉着木牌，又氣又凍，全身哆嗦。有幾個傢伙說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
汾西礦務局的李××來京，還帶來一個特製的六十多斤重的鐵帽子。……鬥爭會一開始，幾個小子就拎着鐵帽子往張部長頭上扣。他雙腿打戰、臉色蠟黃，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鐘，鐵帽子就把他壓趴在台上，口吐鮮血。這麼折騰了三四次，張部長已奄奄一息，昏死過去。
最後，打手們把一個大鐵爐掛在他的脖子上，用皮帶鐵頭打裂他的後腦骨，他就這樣死去。有專人拍照，照片送到了周恩來手裡——毫無疑問，也到了毛澤東的眼前。
毛並不喜歡為後世留下紀錄，也不想張揚他統治的殘暴，為什麼照相？答案最可能是他要看這些照片，看他的敵人受罪心裡痛快解氣。一些批鬥大會還拍了電影，毛在他的別墅里看錄像。有的批鬥大會的影片也在電視上放映，配的音樂是樣板戲。當時很少私人有電視，造反派被組織起來觀看。
毛很清楚他從前的同事、部下們在受什麼樣的罪。紀登奎副總理曾回憶，毛問他挨了多少次斗，紀說他挨了幾百次斗，坐了“噴氣式飛機”。“毛主席聽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還親自學做噴氣式的樣子，低頭、彎腰、並把兩手朝後高高舉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這樣的日子中過了兩三年，百萬幹部被流放到鄉下的“五七幹校”，待遇僅比勞改犯好一些。被放逐到五七幹校的還有文化人：作家、藝術家、學者、演員、記者，在毛的新社會裡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
取代各級幹部的是軍隊。一九六七年一月，官兵們受命進駐全國每個單位。此後幾年中，成為新當權者的有近兩百八十萬人次，其中五萬成為縣以上中高級負責人。在這批人的領導下參與管理的有造反派代表，還有留用的老幹部，以保持政權的運作照常進行。如今的軍隊什麼都管，國防倒成了其次。當擔任海防任務的李德生部被調去安徽接管內政時，李請示周恩來：“萬一有情況怎麼辦？”周答道：“仗，恐怕十年打不起來”。毛不相信蔣介石會打進來。
三月間，學生們被召回學校，儘管在那裡他們什麼也學不到。以往的教學秩序、方式、內容不復存在。教育恢復正常，是毛死後的事了。
社會上，人們照常上班，商店照常開門，銀行照常營業，醫院照常看病，工廠、礦山、郵政、交通，大體上都在運轉。軍工企業比以往抓得更緊，給了更多的投資。農業生產不比往年差。中國沒有失控。
然而，人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變化。變化主要在業餘時間。娛樂如今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學不完的“紅寶書”，念不完的《人民日報》社論，開不完的使人頭腦麻木、情緒緊張的會議，參加不完的批鬥大會，看不完的對“走資派”和其他“階級敵人”的“噴氣式”。殘忍的暴力成了公眾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每個單位都設有自己的牢房，稱作“牛棚”，折磨着自己單位的人。無書可讀，無雜誌可看，無電影可觀，無戲劇可欣賞，收音機里也絕無輕音樂可讓人放鬆。唯一的歌舞來自“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噹噹響的樂聲中揮舞着小紅書，唱着語錄歌，雄赳赳、氣昂昂地蹦跳着。就連江青的八個樣板戲，老百姓也難以看到。
毛的新當權者們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審查被打倒的幹部們，看他們是否反對過毛，抵制過毛的指示。這些幹部們每人都有一個“專案組”。在最上層的是“中央專案組 ”。這個極端秘密的機構由周恩來任組長，康生為副，組員是陸海空三軍調來的中級軍官，專門審查毛想審查的人。毛特別關注的是中共上層有沒有人同蘇聯合謀想推翻他。因為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曾對賀龍說要他“搞掉毛”，所以軍隊系統的第一要案是賀龍專案。案子株連整個賀龍從前的部下，賀本人死在監禁中。
中央專案組權力極大，決定抓誰、審誰、拷打誰，也對誰該受什麼處置向毛提出建議。組長周恩來的簽字落在許多逮捕證、處理報告上，包括建議判處死刑的報告書上。
在同事、部下備受苦難時，毛的日子過得是依然故我。中南海的舞會仍舊為他舉辦，伴舞女郎用大汽車運進運出，有的也上了他的大床。在被斥為“淫穢”而早就禁止的“游龍戲鳳”之類樂曲中，毛依然踱步似的跳着舞。隨着時間的流逝，同事們一個個從舞廳里消失，有的被清洗，有的失掉了作樂的興趣，漸漸地，舞池裡的領導人只剩下毛一個。
在沒被打倒的政治局成員中，一九六七年二月爆發了一場反抗，反對文革給他們的黨和幹部造成的災難。對毛一直忠心耿耿的譚震林，在大饑荒時管農業，對毛也沒有怨言，這次忍不住了，對中央文革小組發作道：“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個打掉。幾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第二天，他給林彪寫信說他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我想了好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外交部長陳毅說：“文化大革命是歷史上最大的逼供信”。
可是，這批人畢竟跟毛多年，對毛誠惶誠恐。毛對他們發了一通雷霆之怒，他們就像霜打的小草一樣蔫了下來，向毛作了檢討。毛左有林彪，右有周恩來，顯然是無往而不勝。對這些反抗了他的人，毛用造反派懲罰他們，懲罰夠了又給他們些甜頭吃吃。反抗被毛輕易地壓了下去。
不那麼容易壓倒的幹部中有一位蔡鐵根大校。他不僅在日記里譴責毛，甚至還在流放之地和幾個朋友談論上山打游擊。他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是文革中被槍斃的最高級軍官。行刑前，他向獄中的難友道別，然後從容赴死。
在一般老百姓中更有許多壯麗的英雄。其中一位是個十九歲的姑娘、德語學生王容芬。在參加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門廣場上的紅衛兵集會後，她的反應遠遠超過了時代局限——她覺得這“和當年的希特勒簡直沒什麼區別”。她給毛寄出這樣一封抗議書：
請您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想一想：您在幹什麼？
請您以黨的名義想一想：眼前發生的一切意味着什麼？
請您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一想：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
我鄭重聲明：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同樣內容的一封信她用德文寫出。把這封信帶在身上，她到藥店買了四瓶DDT殺蟲劑，然後走到蘇聯大使館附近，把毒藥一瓶瓶喝下。她想讓蘇聯人發現她的屍體，把她以死來反抗文革的事傳向世界。可是，她醒來是在公安醫院裡。她被判處無期徒刑，在監獄裡受到非人的磨難。有一次看守把她的手擰在背後，上了半年的“背銬”，吃飯是滾在地上用嘴啃看守扔進來的窩窩頭。當背銬終於取下來時，鎖已經鏽住，用鋼鋸才鋸開，手已經動不了。這位不凡的女性活下來了，活到了毛澤東死的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一天，精神絲毫不減。(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