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毛感到他在共产党内上上下下搞大清洗的时机成熟了。他让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但究竟谁是“走资派”毛没说明。他也不知道全国众多的干部谁反对过他，谁对他忠诚。毛的办法是先把他们全部打倒，换上新的人后，再一个个审查他们。至于忠实于他的人受冤枉、受委屈，毛是不在乎的。

毛的工具此时不再以高干子弟为主体，而是遍地开花的、专整“走资派”的“造反派”组织。一九六七年一月，凭着造反派的冲锋陷阵，毛推翻了全国走资派。

共产党的控制一点也没有放松。一份份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不许抢档案（中共给人人都立了档案），不许为以往政治运动迫害的人翻案，不许“阶级敌人”“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或中共的人，不是被监禁，就是被枪毙，其中知名的有林昭、遇罗克。
对毛来说，造反派的用场是帮他惩罚失去权力的走资派，方式是写大字报攻击，开批斗会，打骂侮辱，游街示众等等。这也挺对不少造反派的胃口。他们有的恨领导，乘机报复。有的想往上爬，看到这是一条捷径。那些早就手痒痒以打人为快事的，那些虐待狂们，现在是过瘾的时候了。

第一个被打死的高级干部是煤炭部长张霖之，时间是一月二十一日。他曾对毛和毛的大跃进表示不满。两年前毛开始说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问他谁是这样的当权派，毛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如今，在江青亲自导演下，张霖之被多次残酷批斗，一位目击者偷偷在日记中写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戴×猛扑上前，用力压。接着，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些人拿着一根钉着木牌的棍子插进衣领，张部长拚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顺着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和一群人扭着张的胳膊串过大、小礼堂游斗，后又到院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十七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

汾西矿务局的李××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重的铁帽子。……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战、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最后，打手们把一个大铁炉挂在他的脖子上，用皮带铁头打裂他的后脑骨，他就这样死去。有专人拍照，照片送到了周恩来手里——毫无疑问，也到了毛泽东的眼前。

毛并不喜欢为后世留下纪录，也不想张扬他统治的残暴，为什么照相？答案最可能是他要看这些照片，看他的敌人受罪心里痛快解气。一些批斗大会还拍了电影，毛在他的别墅里看录像。有的批斗大会的影片也在电视上放映，配的音乐是样板戏。当时很少私人有电视，造反派被组织起来观看。

毛很清楚他从前的同事、部下们在受什么样的罪。纪登奎副总理曾回忆，毛问他挨了多少次斗，纪说他挨了几百次斗，坐了“喷气式飞机”。“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这样的日子中过了两三年，百万干部被流放到乡下的“五七干校”，待遇仅比劳改犯好一些。被放逐到五七干校的还有文化人：作家、艺术家、学者、演员、记者，在毛的新社会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取代各级干部的是军队。一九六七年一月，官兵们受命进驻全国每个单位。此后几年中，成为新当权者的有近两百八十万人次，其中五万成为县以上中高级负责人。在这批人的领导下参与管理的有造反派代表，还有留用的老干部，以保持政权的运作照常进行。如今的军队什么都管，国防倒成了其次。当担任海防任务的李德生部被调去安徽接管内政时，李请示周恩来：“万一有情况怎么办？”周答道：“仗，恐怕十年打不起来”。毛不相信蒋介石会打进来。

三月间，学生们被召回学校，尽管在那里他们什么也学不到。以往的教学秩序、方式、内容不复存在。教育恢复正常，是毛死后的事了。

社会上，人们照常上班，商店照常开门，银行照常营业，医院照常看病，工厂、矿山、邮政、交通，大体上都在运转。军工企业比以往抓得更紧，给了更多的投资。农业生产不比往年差。中国没有失控。

然而，人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主要在业余时间。娱乐如今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学不完的“红宝书”，念不完的《人民日报》社论，开不完的使人头脑麻木、情绪紧张的会议，参加不完的批斗大会，看不完的对“走资派”和其他“阶级敌人”的“喷气式”。残忍的暴力成了公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每个单位都设有自己的牢房，称作“牛棚”，折磨着自己单位的人。无书可读，无杂志可看，无电影可观，无戏剧可欣赏，收音机里也绝无轻音乐可让人放松。唯一的歌舞来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当当响的乐声中挥舞着小红书，唱着语录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蹦跳着。就连江青的八个样板戏，老百姓也难以看到。

毛的新当权者们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审查被打倒的干部们，看他们是否反对过毛，抵制过毛的指示。这些干部们每人都有一个“专案组”。在最上层的是“中央专案组 ”。这个极端秘密的机构由周恩来任组长，康生为副，组员是陆海空三军调来的中级军官，专门审查毛想审查的人。毛特别关注的是中共上层有没有人同苏联合谋想推翻他。因为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曾对贺龙说要他“搞掉毛”，所以军队系统的第一要案是贺龙专案。案子株连整个贺龙从前的部下，贺本人死在监禁中。

中央专案组权力极大，决定抓谁、审谁、拷打谁，也对谁该受什么处置向毛提出建议。组长周恩来的签字落在许多逮捕证、处理报告上，包括建议判处死刑的报告书上。

在同事、部下备受苦难时，毛的日子过得是依然故我。中南海的舞会仍旧为他举办，伴舞女郎用大汽车运进运出，有的也上了他的大床。在被斥为“淫秽”而早就禁止的“游龙戏凤”之类乐曲中，毛依然踱步似的跳着舞。随着时间的流逝，同事们一个个从舞厅里消失，有的被清洗，有的失掉了作乐的兴趣，渐渐地，舞池里的领导人只剩下毛一个。

在没被打倒的政治局成员中，一九六七年二月爆发了一场反抗，反对文革给他们的党和干部造成的灾难。对毛一直忠心耿耿的谭震林，在大饥荒时管农业，对毛也没有怨言，这次忍不住了，对中央文革小组发作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掉。几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第二天，他给林彪写信说他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外交部长陈毅说：“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

可是，这批人毕竟跟毛多年，对毛诚惶诚恐。毛对他们发了一通雷霆之怒，他们就像霜打的小草一样蔫了下来，向毛作了检讨。毛左有林彪，右有周恩来，显然是无往而不胜。对这些反抗了他的人，毛用造反派惩罚他们，惩罚够了又给他们些甜头吃吃。反抗被毛轻易地压了下去。

不那么容易压倒的干部中有一位蔡铁根大校。他不仅在日记里谴责毛，甚至还在流放之地和几个朋友谈论上山打游击。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是文革中被枪毙的最高级军官。行刑前，他向狱中的难友道别，然后从容赴死。

在一般老百姓中更有许多壮丽的英雄。其中一位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德语学生王容芬。在参加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后，她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时代局限——她觉得这“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她给毛寄出这样一封抗议书：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她用德文写出。把这封信带在身上，她到药店买了四瓶DDT杀虫剂，然后走到苏联大使馆附近，把毒药一瓶瓶喝下。她想让苏联人发现她的尸体，把她以死来反抗文革的事传向世界。可是，她醒来是在公安医院里。她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受到非人的磨难。有一次看守把她的手拧在背后，上了半年的“背铐”，吃饭是滚在地上用嘴啃看守扔进来的窝窝头。当背铐终于取下来时，锁已经锈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动不了。这位不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毛泽东死的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一天，精神丝毫不减。(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