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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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的攻势仍未结束。一九五八年秋天，毛坐飞机、专列、游艇等来回巡查各地农村的大变革。每到一处，群眾的欢迎程度就更加热烈。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上午，毛乘飞机去武汉。前国民党将军、高级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在武汉和毛会合。毛邀张治中一同巡查，张极其高兴。张治中很会说话，谈到当时的“大好”形势，张捧毛说︰“这可真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哪。”

    曾希圣也善于投毛所好。原籍安徽的张治中，便和曾一起鼓动毛到安徽去看看。于是由武汉乘船至合肥。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往后轰动一时的“后院炼刚”——原来是在省委机关院子里，搭起砖头和泥叠起四五米高的“土高炉”“土法炼钢”。土高炉里的炉火通红。炼钢的原料是些铁锅、铁铲之类的家庭用的铁器，甚至还有门上的铁荷叶、铁门把。

    毛问炼出钢没有。曾希圣拿了一块钢锭给毛看，说这不是炼钢来了。这简直是使人不容怀疑的了。

    毛号召全国用多快好省的炼钢方法在十五年后超过英国的钢年產量。何必化费巨资兴建钢铁厂呢？于是“土法炼钢”的空想诞生了。

    这个景象很使我迷惘。炼钢的原料原本就是家用品，炼出钢锭后，再做成家用品。炼钢做钢，炼刀做刀，岂不荒谬？全安徽省的土高炉里所看到的，都是一坏坏粗糙不堪的钢锭。

    在离开前，曾希圣向毛提出请毛乘坐敞篷车，让群眾夹道欢送。理由是可以让更多的安徽人亲眼见到毛。一九四九年夏天，北京市民夹道欢迎毛进城解放后，毛乘过敞篷车。一九五六年九月印尼总统苏卡诺来访时，毛又乘过敞篷车一次。但往后就少再公开露面。毛每次至各省出巡视工时，工人都经过政治过滤和控制。毛一向只接见党高级领导人及“民主人士”。就连他每年两次在天安门上露脸，广场上的群眾也经过挑选。毛不原在群眾前公开露面，不只是為了安全上的顾虑，也怕被别人说在搞个人崇拜。

    毛相信领导本身的形象，就是鼓舞广大群眾的革命意志的无限力量。而毛也需要一种“群眾自觉”的行动方式，公开為他歌功颂德。极会察言观色的张治中替毛解决了这道难题。张说︰“我这次有幸跟随您出来，一路上觉得您有著一种戒心。”毛问张什麼戒心。

    张说︰“您好像随时随地怕造成个人崇拜，在这上面有戒心。”毛注意听著。

    张说︰“您是中国的列寧，不是中国的史达林。您和列寧一样，领导共產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胜利。可是列寧在革命胜利后八年就去世了。您身体这麼健康，全国人民都认為您可以继续领导三、四十年，直到进入共產主义大道。这是中国人民最大的幸运，这又和列寧不同。”

    “您不是中国的史达林，史达林继列寧之后，开始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到极点，越到晚年越厉害，以致犯了严重错误。而您一直坚持民主领导的作风，强调‘群眾路线’，没有丝毫独断专行，怎麼会有个人崇拜呢？”

    “今天中国建设成就这麼伟大，人民生活改善这麼快，人民自然流露真城热烈的爱心情，这是人民热爱自已的伟大领袖，快不是个人崇拜。”

    张这番说词大获毛心，毛同意公开让合肥市民夹道欢迎。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合肥总共有三十几万市民夹道欢送毛主席，个个竞相亲眼争睹这位伟大人物。毛由招待所到火车站乘敞篷车所到之处。我怀疑这些“自觉”的群眾也是经过筛选的。他们穿著彩衣，颈上掛著花圈。敞篷车所到之处，一片花海，载歌载舞，群眾欢叫著“毛主席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的口号。曾希圣事前做了万全的準备，安徽省公安厅负责挑选群眾。这些群眾是真心爱戴毛主席，一见到毛，欣喜若狂。

毛开始思考供给制的可行性。毛说︰“粮食太多了，吃不完怎麼办？实行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

从红军时代到一九五四年，中共内部实行供给制。一九五四年以后，改成干部资金制。毛决定重新实施干部供给制，叫中央办公厅先实行，而由一组的工作人员开始。

这时上海市市委的《理论月刊》发表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一篇歌颂供给制的文章。毛对这篇投合心意的文章，大加赞赏。要张春桥立即赶来，与我们同车去北京。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春桥，后来他的权势在文革时迅速提升，文革后被打成“四人帮”。张这人对人冷漠，不易接近。我从第一次见张就不喜欢他。他大力提倡重新实施干部供给制会使我的生计陷入窘境。我有很大的疑虑。我与嫻从澳大利亚转香港到北京后，在两年的供给制中，早将从国外带回来的储蓄用光了。这时再改回供给制，我们便没有钱可以垫成家用。

我们必须赡养我的母亲、婶母、舅母、表妹、我们的两个孩子和嫻的父母。我改成供给制后，只靠嫻一个人的薪金，怎麼养得活她们呢？她们都是老的老了，小的还小，没有自己谋生的能力，这怎麼办呢？

一组里也没有人愿意实施供给制。同行的叶子龙忐忑不安，叶的薪金极高，自然不愿改制。叶子龙说︰“大夫，你有困难可以告诉毛主席。”

我想，叶的心里明明也不同意，他无非想让我说出不同意的话。如果毛决定不改了，他可以依然拿薪金。如果毛决定要改，我在眾人心目中自然就是落后分子了。

我明白，毛意图用供给制代替薪金制，是认真想这麼办，并不是随便说说就了。毛之让大家讨论，是想先听听我们这些人的意见，　认為这些人会讲真心话，这样可以有助於他做出决定。

我走进毛的车厢内，毛正躺在床上看书。他看见我进来，说︰“大夫，有什麼新闻？”

我说︰“我们讨论了改供给制问题。”

毛说︰“怎麼样，有什麼高见？”

我说︰“改成供给制，我有点困难不好办。”我接著说明了我家里的情况，并且说，如果改了的话，这些人不好办。

毛说︰“如果城市里，按街道都成立了公社，大家在公社中参加一定的劳动，不就解决了吗？孩子放在托儿所，公家给钱。”

我说︰“还有难处。我舅母年纪轻一些，她可以这麼办。可是我母亲和婶母年纪都老了，有病，身体很不好，没有劳动力，公社怎麼会让她们白吃饭？孩子都要国家养，公家出的钱，恐怕比发工资还要多。”

毛点头道︰“这倒是要算一笔细帐。要算一算公社集体劳动，能挣多少钱，能不能养活公社里的这麼多的人。老人和小孩太多，恐怕就困难了。我己经向中央打了招呼。也让一些秀才，就是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讨论这些问题。如果目前实行不成，那麼等以后再说。”

我走出来，一名卫士正在门外听著。他看到我，伸出了右手大拇指，悄悄说︰“大夫，还行啊，有希望不改了。”

这事显示毛此时仍很理智，“大跃进”的欢腾景象使他振奋激动，但他对土高炉炼钢仍是有怀疑的。他曾一再估量，能不能在十五年以内，钢產量超过英国。他纳闷说︰“如果小高炉可炼钢的话，為什麼还要那麼大的高炉呢？难道外国人都是笨蛋？”

田家英对这一点保有谨慎的理智。

田说︰“张春桥的这篇文章，造成的影响坏透了。这完全是一篇哗眾取宠的文章。当权的党不能随心所欲，乱提口号，不看我们国家生產落后，不看有几亿人要吃饭要穿衣。好像餐风饮露，赤身裸体就能进入共產主义社会。真是信口开河。我们党一贯实事求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说假话，瞎吹牛，还不以為耻的事。这完全违背了党的好传统。现在有的省己经吹到粮食亩產上万斤，简真是沽名钓誉，无耻之尤。不过也难说，‘楚王好细腰，宫人皆饿恐。’上有好焉者，下必甚焉。”

田家英这一席话，显然指出毛的好大喜功，只能听阿諛奉承的话。在这种压力下，一级压一级，不久又出了亩產两万、参万斤的报告。

大眾心理行為学专家曾对中国一九五八年夏末的狂热做出解释。他们认為，中国陷入一场由毛所领导的群眾歇斯底里热潮，到最后毛也成了这神话的牺牲者。到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毛自己也把那些口号当成真理，一心盲进。回到中南海以后，机要室西楼的后面，警卫局在万圣殿，都建起了小高炉。入夜后，片片火光，照得中海红光闪闪。

少数清醒的人只能闷声不响。每个人都争相跳上这班开往乌托邦的列车，全力向黑暗疾驶而去。原本“反冒进”的人也跟著毛指挥棒起舞。没有人知道他们心里真正在想什麼。每个人都困在这场集体歇斯底里癥的乌托邦。

过了十月一日以后，又乘火车南下。沿铁路两旁的景象，与一个月以前又不相同了。沿线两边的农田里，挤满了忙著农活的男男女女。仔细看的时候，男女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或是须发斑白的老年人。女人则是穿戴得花花绿绿，像是过节过年一样。原来农村中壮年男子都派去炼钢铁，或上山搬运砂石，以堆砌土高炉，或去兴水坝、水库去了。

田野的景观也大变。过去毛睡眠时，停车的地方，都在飞机场，或叉路僻静处。现在不行了，这些地方，都有不少人，运料运炭，熙熙攘攘，在大炼钢铁。入夜，处处小高炉燃起红红的火花，照亮了半边天。

在沿途又看了不少人民公社，这时的粮食產量，据各公社负责人的匯报，已经高得使人咋舌。到人民公社的食堂去看，都掛上彩旗，设立报喜台，公社内的生產队，生產小队，有了新的更高的產量时，敲锣打鼓来报喜。

此时毛原先的怀疑和理智已经全部消失无踪。他欢欣鼓舞，真的相信那些不可置信的高粮食產量。他的兴奋也感染了我。我虽然很纳闷中国的农村怎能在一夕之间有这麼大的转变？但事实摆在眼前，不由得我不信。只有在某些时刻，我脑海中会闪过一丝理性的怀疑。

晚间我同王敬先及林克坐在餐车上，一面看著远远近近燃至天际的熊熊火光，一面在闲聊。我说，我很奇怪，為什麼会一下子有这麼多人，这麼多的土高炉，农田產量这麼高。

林克说︰“我听田家英讲在铁路沿线这麼搞，是做给主席看的。省委让铁路沿线各县将周围几十里的人，聚在铁路两边，连夜赶造土高炉。让妇女穿红著绿下到田里。在湖北省王任重让主席看的那亩稻田，是将别处十几亩的稻子连根挤插在这一亩里。所以王任重说，可以站上去几个人，都倒不了。一根挤一根，挤得紧紧的怎麼倒得了。王还吹农民会想办法，為了让稻子通风，在田梗上装了电扇，吹风。整个中国成了一个大舞台，主席还真相信这一套。一亩水田，何能產出五万甚至十万、廿万斤稻谷？土高炉无非将家家户户有用的铁器，炼成一堆堆废铁而已。曾希圣在安徽给我们看的那块铁锭是炼铁厂里拿来的。”

我狐疑地说︰“报纸上可不是这麼说的。”

林说︰“自从反右运动，人民日报受了主席的批评，改组以后，他们哪里还敢登真能反映情况的消息？上面怎麼讲，他们怎麼登。”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名為党中央报纸的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并不是真实的情况。

王敬先站起来说︰“不要聊了，快去睡觉去吧。”然后他悄悄对我说“说话留神哪，让人抓住辫子就不好了。”

我当时并不相信林克。我也被大跃进的美好幻象所迷惑。我仍然相信党、毛主席和人民日报。但这些谈话令我很不平静。如果林克说的是真话，為什麼没有人跟毛主席反映呢？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于敬先、林克，甚至周恩来呢？如果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些事实，為什麼没有人敢於明言？难道毛心里就没有底吗？

但我从和毛的话话中，我觉得，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之际，毛泽东最担心的并不是农钢產量的浮夸高指标问题，而是某些领导人想立即进入共產主义。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建立后，粮產量激增，有些人以為这下共產主义的理想社会指日可待。毛对中国农民显示的冲天干劲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认為这现象是好的，但不能急於进入共產主义。

毛对我说︰“人民群眾的冲天干劲是不能否定的。当然，现在的人民公社是新產生出来的，需要充实和整顿，让它健全起来。有的领导人心是好的，太急了，想立刻进入共產主义。这些问题应该解决。可是现在有人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抱著怀疑态度，甚至个别人还暗中反对，我看这些人真是‘带著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在南郑州召开中央扩大会议，也就是所谓第一次郑州会议。郑州会议期间，仍然充满了乐观欢乐的情绪。会上毛强调，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不能急於过渡到共產主义。他并指出，农民太辛苦了，各级干部要注意群眾的生活。

几个月前，毛才大力鞭策各级干部起来行动，现在他又指示他们放慢脚步。此时毛虽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想暗暗改正错误，他对粮產量的浮夸高指标和后院炼钢未置一词。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於郑州期间，毛私生活周围的帘幕慢慢在我眼前卷起。大跃进时期，毛的私生活变得肆无忌惮。我在旁逐渐看得明白。毛一向住在火车上，开会时下车去，会后在宾馆吃饭，休息一下，参加舞会。专列上有个年轻护士成了毛的女朋友，公然和毛在舞会中出双入对，晚上也在毛的车厢内。

这时在朝鲜的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二十军的文工团来到郑州。她们每晚参加舞会伴舞。这些姑娘来自朝鲜前线，一旦见到毛，真是如醉如痴，将毛围在中间，都争著要毛同她们跳舞。文工团员中，有一位与毛跳得非常合拍。毛同她跳时，步步前进后退、前倾后仰、左旋右转，跳得大家目瞪口呆。毛是笑逐顏开，越跳越带劲，常常从晚上九点鐘，跳到凌晨二时。

郑州会议后，乘专列到武汉，二十军文工团和那位护士也都去了。毛情绪高昂。王任重仍在火车沿途布置了挤插的稻米、熊熊的土高炉和戴绿的妇女。每个人都像快乐地唱著歌似的。

江南水田多。有些田内，水深及腰，妇女们都在田内屈身劳动。水稻深耕也是大跃进的新生事物之一。自大跃进后，因长期浸泡在深水田中，妇女普遍患了妇科感染病。

毛接著在武汉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毛仍住东湖客舍的甲所。湖北首屈一指的杨厨师每顿饭都表演一道名菜。我们的房间内都摆上水果、烟和茶叶。每夜必备丰盛消夜。并且摆上茅台酒，尽醉方休。大家都开玩笑说，共產主义也不过如此吧。

在武满期间，毛说大家离家时日不少了，每人放假一星期回北京城去看看家里。那是前后服侍毛廿二年间，我唯一的假期。因此有段会议期间我不在武汉。武汉会议会期為十一月廿八日到十二月十日，这时大跃进引起的混乱后果已逐渐明显。毛因而在会中批评各级干部的急於进入共產主义的错误。中国仍未準备好过度到共產主义，资金制维持不变。人民的冲天干劲是好事，但该实事求是。毛明确指出，经济指标过高，并压低来年指标。毛正式辞退国家主席，退居二线。六中全会决议同意毛提出的关於他不做下届国家主席的建议。

但毛辞去国家主席后仍是最高领袖。武汉会中的批评使毛成為及时制止错误的先知先觉者。虽然如此，武汉仍洋溢著一片过於乐观、干劲十足的气氛。毛对人民公社的热忱仍然未有稍减。

毛批评苏联说︰“苏联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是︰农业机械化以后，再搞集体化，成立集体农庄，我们為什麼不可以先公社化以后，再机械化呢？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好，一大二公，一大是不搞小田块，打破埂垄，连成大片农田。二公是农田是公社大家的，產出的粮食，给公家纳公粮以外，其余可以由公社留下公积部分，然后公平分配。这不是非常好的事吗？这就解决了有的富起来，有的穷下去的问题。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要承认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创造者。”

当时在干部中议论最多的，是左好哪，还是右好？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还是左一点的好。因為左的好处在於可以不断受到毛的表扬。如果因為左而把事办坏，也不过是好心办了坏事，不会丢官，受处分。右的结果可就大不相同了，一落到右字上，轻的罢官，重的家破人亡。

我在武汉会议结束前由北京赶回武汉。武汉会议结束的那一天，湖北省省委為了表示庆贺，在东湖客舍宴请毛、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以及各中共中央局的书记。大家兴致极高，真是高谈阔论，议古说今。

王任重第一个拍马屁。王任重说︰“这份《关於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可以说是当今的共產宣言。只有在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才能在东方出现这一轮红日。”

周恩来接著说︰“伯达同志讲，马克思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共產主义社会，生產力可以提高到‘一天等於廿年’的速度。我们今天不是已经达到了吗？”

柯庆施说︰“所以不能够这样说，超不过马克思。我们现在无论是理论上，或是实践上，不是早已超过了马克思？”

大家哄然说︰“苏联搞了这麼几十年，还没有找到向更高层社会发展的门径，我们短短十年不到，就由主席指明前进的道路。”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在席间，但他们在批评苏联一事中，未发表意见。，

毛平时不喝酒，有客人时，也只是稍喝一点。这天他的兴致高，喝了两杯，满脸通红，然后说；“总理的酒量好，请总理喝。”

我第一个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乾杯。”周大声说︰“是应该庆祝一下。”大家依序到他面前敬酒。周的酒量极大，脸也从不发红。当天晚上，周喝得大醉，半夜鼻子出血。

第二天清早，罗瑞卿将我叫去。他一见到我，就说︰“你们这是怎麼搞的，怎麼能向总理这样子敬酒。就是大家高兴，也应该有节制。你是医生，也不注意。以后不许这麼干。”我心里暗自嘀咕我没有做错，我只是听从毛的指挥。

一九五八年的秋收，创下中国史上最高纪录。随即在十二月中全国严重缺粮。就在中国领导们纷纷向毛主席的伟大领导致敬这当口，酝酿了数月之久的灾难终於露出狰狞的面孔。

在王任重的隆重款待下，身在武汉的我们对粮食吃紧程度毫无所觉。在武汉会议当中放假的那几天里，我诧异地发现中南海里没有肉和油，米和蔬菜也很少见，情况很不对劲。

灾难正在蔓延。大部分的稻谷搁置田间无人收割。农村中年轻力壮的男人被调去土法炼钢及兴修水力。老人、女人和小孩无法负担收割这项体力繁重的工作。这年确是大丰收，可是未收割的谷子慢慢在田里腐烂。

我那时不知道，中国正蹣跚行在崩溃边缘。党领导和各省第一书记只想得到毛的表扬，亿万农民的福祉被置之脑后。上级领导相信了各省所报的浮夸生產指标。但一亩地怎麼可能生產一、两万吨的稻米呢？等到纳税交粮的时候，按上报的產量交粮，產量本来没有这麼多，為了上交粮凑足上报数，只好减少农民自留口粮，甚至颗粒不留，农民大量饿死。吹得越高的省，死人越多。

更讽刺的是，上交粮里有许多是进口米。当时中国对苏联外债高筑，许多米都运去苏联还债了。

人民公社為了减少损失和保留口粮，编出天灾连连做藉口，原本的高粮產数被压低。这些人民公社得以按下了一些上交粮，否则国家也会发给它们一些賑济粮。

后炼钢也吹得越来越神。农民的做鈑锅、农具都交出去炼钢了。到后来，真是夜不闭户，因為门上的铁锁、铁荷叶全都拆走。没有了锅，铲，饭也无法煮。炼钢的煤不够，农民的木桌、木椅、木床都交出来。炼出来的钢全都是一些没有用的铁锭。毛说中国还未準备好进入共產主义。但一些荒谬的共產天堂已经实现了。私有制完全废除，农民所有的财產完全喂进了土高炉饥饿的火口中。

毛仍处於兴奋状态中。我想，即使到此时，他仍对即将来临的大灾难一无所知。我有不详的预感。但我不敢直言。毛听进那些漫天大谎使我忧心忡忡。没有人告诉真话。田家英是毛的内宫中对大跃进的内幕知道得最详尽的秀才。我想应该由他来向毛戳破这些假象。

但田家英此时在四川调查趼究。胡乔木在安徽，陈伯达在福建。毛信任他们。他会相信他们回来时所做的真实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