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卷

　　要了解中國共產革命的真正誘因，就必須了解蘇俄推行“東方路線”的陰謀。而要了解這一陰謀，就不能不首先弄明白沙俄與蘇俄在本質上的一致性，和它們對我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特別是蘇俄共產革命的目標及其成功經驗，對於誘發中國共產革命的意義。

第一、惡鄰沙俄對我國犯下的滔天罪行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不僅使我們老化和積弱的祖國從此被洋人的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而且從此遭遇了東西方列強欺辱和宰割的命運。沙皇俄國雖然也是一個老化的專制國家，但因它正處在為挽救君主制度，特別是為預防革命而施行專制改良的歷史時期，雖然敗亡的命運無例外地在等待着它，但專制改良短暫的正面效應，主要是宗法制農村的破產和自由經濟的產生，卻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不僅增強了它的國力，而且迸發了它的野心。所以，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和隨之而來的喪權辱國處境，也就很快地誘發了它對中國領土和資源的欲望。由是，沙皇俄國不僅作為一個專制“列強”，更作為一個專制“惡鄰”，從此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第一次鴉片戰爭誘發了沙俄掠奪我國黑龍江流域領土的野心
　　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沙皇為加緊侵占我國黑龍江流域，任命大臣穆拉維約夫為東西伯利亞總督。
　　一八四九年，沙俄海軍乘炮艇由海上侵入我國黑龍江和庫頁島地區。
　　一八五零年八月十三日，沙皇俄國強占了中國黑龍江省的口廟街，並將之改名為尼古拉也夫斯克。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侵占中國的庫頁島。
　　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沙皇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親自率軍闖入黑龍江建立村屯、炮台和兵站。
　　一八五五年五月中旬，沙俄再次侵入黑龍江並遷來大批“移民”。
　　一八五六年底，沙俄強占黑龍江省下游地區，並設立了“濱海省”。

二、沙俄繼續強占我國領土，強迫我國簽訂不平等條約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沙皇俄國立即利用第二次鴉片戰爭，並利用“調停者身份”暴取強奪，從而成為我國的一個真正惡鄰。
　　一八五八年四月，俄國公使與英、法、美公使一道，率領海軍艦隊陸續抵達天津白河口，以進逼津、京。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乘英法聯軍進攻天津，沙俄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率軍抵達我國黑龍江省璦輝縣，並於次日向我黑龍江將軍奕山提出了領土要求。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黑龍江將軍奕山被迫與穆拉維約夫簽訂了《中俄璦輝條約》，即俄國強迫清政府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其主要內容有：中國割讓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予俄國，僅將璦輝對岸精奇里江以南六十多平方公里的地區留給中國人居住（按：即江東六十四屯）；將烏蘇里江以東的中國領土劃為中俄共管；規定黑龍江、烏蘇里江只准許中俄兩國船隻航行……
　　因清政府拒絕批准該條約，所以直至一八六零年《中俄北京條約》簽訂，《中俄璦輝條約》才被清政府認可。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二日，沙俄霸占我國烏蘇里江口伯力，將之改名為哈巴羅夫卡，一八九三年又改稱哈巴羅夫斯克。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沙俄乘英法聯軍攻陷大沽、進逼天津之際，以調停為名，誘迫清政府訂立《中俄天津條約》。其主要內容有：俄國得在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台灣（台南）、瓊州等七處通商口岸通商，並停泊兵船，若別國在中國沿海增開口岸，准俄國一律照辦；俄國得在原定中國陸路通商地擴大貿易，對“俄國商人數目即所帶貨物並本銀多少不得限制”；俄國得在中國各通商口岸設領事館，在華俄人享有領事裁判權；俄國東正教士得入中國內地自由傳教；俄國在中國享有片面最惠國待遇；中俄兩國派員查勘“從前未定明邊界”（按：意在進一步強占中國領土）……
　　一八六零年十一月十四日，沙俄又乘英法聯軍攻占北京之際，藉口對英法“斡旋有功”，並以“兵端不難屢悖”相威脅，開始大面積強占我國領土，強迫清政府簽訂《中俄北京條約》，即《中俄續增條約》，其主要內容有：迫使清政府確認《中俄璦輝條約》；將烏蘇里江以東約四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劃給俄國；規定中俄兩段自沙賓達巴哈起經栽桑着爾、特穆爾圖淖爾（今伊塞克湖）至浩罕邊界，“順山嶺、大河之流及中國現在常駐、卡倫等處為中俄邊界”……
　　一八六四年十月七日，為繼續強占我國西部領土，沙俄逼迫清政府簽訂《勘分西北界約記》，其主要內容有：將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和栽桑着爾南北四十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割讓給俄國；增開喀什葛爾（今喀什市）為商埠；兩國邊民免稅自由貿易；准許俄國商人在庫倫（外蒙烏蘭巴托）、張家口零星貿易；重申在華俄人享有領事裁判權……
　　一八七一年六、七月間，沙俄乘阿古伯侵占烏魯木齊並向東進犯之際出兵強占伊犁。經交涉，因沙俄拒不交還，清政府乃於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命左宗棠西進。至一八七七年五月，左宗棠率軍相繼克達阪城、魯克必、吐魯藩等地，阿古伯敗逃自殺。之後，清政府派崇厚使俄談判歸還伊犁事，崇厚卻在沙俄脅迫下，於克里米亞半島的里瓦基亞與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米斯擅訂《里瓦基亞條約》共十八款。另有《璦輝專條》，《兵費及恤款專條》和《陸路通商章程》十七條。《里瓦基亞條約》和《陸路通商章程》的主要內容有：中國收回伊犁城。沙俄割去中國伊犁西面霍爾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流域和塔爾巴哈爾地區栽桑湖以東土地；沙俄可在蒙古和新疆全境免稅進行貿易；開放鬆花江；俄得在嘉峪關、烏魯木齊等七處增設領事；中國賠償兵費五百萬盧布（約合白銀二百八十萬兩）……
　　因國內輿論譁然，紛指崇厚誤國，清政府拒絕批准並將崇厚治罪。一八八零年，清政府命駐英、駐法公使曾紀澤兼駐俄公使，赴俄談判《里瓦基亞條約》。曾於次年在聖·彼得堡簽訂《中俄改訂條約》即《中俄伊犁條約》，雖爭回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卻通過此約與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訂立的五個《勘界議定書》，將七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併入俄國，又將兵費賠償增至九百萬盧布。

三、沙俄侵略我國東北，殘害我國人民，繼續強迫我簽訂不平等條約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由於俄、德、法諸國擔心日本在中國東北勢力形成，遂於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由三國駐日公使照會日本外務省，要求日本放棄遼東半島。特別是對我國東北懷有極大野心的沙俄，更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並以“願與中國共同防禦日本侵略”為藉口，於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誘使清政府於莫斯科簽訂了《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法文本稱為《防禦同盟條約》。其主要內容有：戰爭期間，中國所有口岸均應對俄國軍艦開放，中國地方官應盡力供應俄國軍隊需要；允許俄國在黑龍江、吉林修築鐵路直達海參威，無論戰時或平時，俄國均有權通過此路運送軍隊和軍需品……通過這一“密約”，俄國終於將它的侵略勢力伸向了我國東北。
　　嗣後，德國於一八九七年強占了我國的膠州灣。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沙俄乃緊步其後塵，迅速地強占了我國的大連灣，並於翌年強迫清政府訂立了《續定旅大租借條約》。
　　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侵略我國。為乘機大規模侵占我國東北，沙皇尼古拉二世於一九零零年七月六日親任總司令，下動員令先後調集十八萬軍隊分六路侵入我國東北，並製造了海蘭泡慘案和江東六十四屯慘案。海蘭泡原名孟家屯，位於璦輝縣黑龍江北岸，一八五八年為沙俄強占，改名布拉戈維申斯克。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五日海蘭泡俄軍突然封鎖江面，十七日強令中國居民及商人五千人集聚江邊，施以大屠殺，致使“骸骨漂溢，蔽滿江岸 ”，僅數十名落水者游至對岸璦輝被救起。七月十八日沙俄軍隊又於博多至精奇里江口一帶，全然不顧江東六十四屯的中國居民擁有永久居住權，竟將其所有房舍毀劫一空，前後共殺害中國人兩千餘。消息傳出，舉世憤慨。七月三十日，俄軍侵占我海拉爾、琿春和三姓。八月三日，俄軍侵占哈爾濱，次日占領璦輝和營口，至是年十月三十一日，俄軍已經占領齊齊哈爾、吉林、遼陽、瀋陽和錦州。
　　一九零零年十一月十八日，沙俄又以談判交還東北為名，強迫盛京將軍增祺的代表周冕，在旅順簽訂為他們所擬好的《奉天交地暫且章程》。其主要內容有：瀋陽設俄總管一員，盛京將軍置於俄國總管的監督之下。凡是盛京將軍所要辦的事情，該總管應當明晰；奉天省的軍隊一律解散，軍械一律收繳，各處未經俄軍駐紮的炮台，營壘和火藥庫，全部撤毀；留俄軍駐防；奉天省各處設立馬、步各隊，轉請俄帶兵官盡力幫助辦理……沙俄以交還奉天為名，企圖完全控制我國東三省。一九零一年一月沙俄逼迫增祺擅訂“章程”事敗露，清政府將增祺革職，並宣布“章程”作廢。
　　雖然東北人民開始了武裝抗俄鬥爭，英、美、日等國亦因各自的利害關係而出面干涉，沙俄仍於一九零二年四月八日逼迫清政府訂立了《交收東三省條約》，即《俄國撤兵條約》。其主要內容有：俄國撤兵後，中國駐東北的軍隊人數，應添應減，應隨時知照俄國；規定交還山海關、營口和新民廳沿線鐵路後，清政府應給予賠償等。
　　一九零三年四月，由於沙俄在第二期撤兵期滿時，不僅違約不撤，反而增兵，更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項新的侵略條件，從而激發了中國的拒俄運動，日俄爭奪中國東北的矛盾也隨之激化。由是，一九零四年二月，在中國的領土上爆發了日俄戰爭。
　　老大的舊專制俄國終於在日俄戰爭中敗給了日本，隨之迎來了國內革命的次第爆發。舊沙皇俄國雖然已經不再有力量成為一個瘋狂的侵略者，但是，它對中國領土的野心，特別是對中國外蒙的野心，卻始終沒有“冷卻”。乘我辛亥之後的歷史動亂，一九一一年，沙俄策動外蒙封建王公宣布自治，並奉博克多格爾為大汗活佛。一九一二年沙俄又強迫庫倫傀儡當局簽訂了《俄蒙協定》。一九一三年，沙俄迫使袁世凱同意外蒙自治，簽訂了《中俄蒙協定》（袁堅持領土主權仍屬於中國）。一九一四年六月，沙俄侵占了我國外蒙古唐努烏梁海地區。一九一七年，舊沙皇俄國雖然被革命推翻，但是，它對我國領土的野心卻為列寧和斯大林的新沙皇俄國，將之迅速地轉變成為對於辛亥之後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蓄意顛覆和長期顛覆。俄國這個惡鄰確如蔣介石先生所言，實為“我國的世仇大敵”。也難怪我國著名學者和政治家蔡元培，早在一九零三年就創辦了《俄事警聞》報，提醒國人要警惕惡鄰俄國的野心。

第二、惡鄰蘇俄的東方路線、陰謀手段和奪權經驗

一、俄國共產革命的目標和列寧的東方路線
　　如導論所述，由馬克思主義號召和發動起來的共產革命，因聲稱“工人階級沒有祖國”，所以，它才以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成功，即要“得到整個世界”，來作為它明確的最終目標。酷似中世紀羅馬教廷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共產國際，其宗旨，一是為了統一世界共產革命的組織，二是為了發動和指揮世界各國的共產革命，三是保有對於共產革命理論的權威解釋權，以衛護正宗，反對異端。第一、第二國際雖然在不要祖國和祖國也不要他們的馬克思及恩格斯領導下，在歐洲並企圖在全世界發動共產革命；第三國際則在列寧和斯大林的建立和把持下，將世界共產革命變成了既要忠於蘇俄又要保衛蘇俄的，沒有祖國和不要祖國的革命。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在派兵大舉侵略中國時，就曾對中共指示稱：“誰決心 —— 絕對地、無條件地、公開地和忠誠地捍衛蘇聯、保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國際主義者。”⁰¹
　　共產國際，至此乃成為一國之私，成了為維護蘇俄的利益，而在全球煽動“革命”、實際是進行顛覆活動的巢穴。自二十年代後半期直至全面抗戰開始，在中國由共產黨所發動的長期叛亂和叛國，就全為第三國際所直接指揮。二戰末期，第三國際即已解散，但戰後所謂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內訌和內鬥，均愈演愈烈。儘管如此，在要“得到整個世界”的“共產革命”目標上，他們卻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繼承了列寧和斯大林的遺教及手段，外則對不信共產主義新宗教的國家竭盡顛覆之能事，內則對不服共產教規的人民敢於斬盡而殺絕。這無疑是一樁世界性的新宗教血案。只要你的祖國還沒有被納入“共產國際”、蘇俄帝國或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版圖，或僅僅是沒有去莫斯科教廷“認宗”或“歸宗”，世界共產革命的領袖，即有冕或無冕的紅色沙皇們，就會千方百計地煽動那些不要祖國的“革命者們”造反，或將你排斥在異端的地位之上。而東方第一大國 —— 中國，作為舊沙俄專制帝國一直對之懷有領土野心、並對她犯下過滔天罪行的近鄰，就更成了蘇俄新沙皇專制帝國，用蔣介石先生的話說就是“赤色帝國主義”，用後來中共的話說就是“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一心垂涎之所在。中國由此而成為他們要發動共產革命、進行紅色顛覆的最主要國家。換言之，即不論中國自身正處在何種歷史狀態之中，亦不論中國是否爆發過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或五四愛國民主運動，新蘇俄專制帝國都不會對中國等閒視之。何況，其時中國不僅已經爆發過民主革命，而且正處在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的“歷史混亂”中呢？這就更加刺激了蘇俄要在中國乘亂發動共產革命的“革命主動性 ”。更何況，中國已經爆發的民主革命及其初造成功，又與俄國的二月民主革命性質相同，因而也就如是地不合新沙皇列寧的口味。加之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在歐洲的疊遭失敗，又令列寧早在一九一三年就提出了到歐洲去的捷徑是經過北京和加爾各答這樣一條“東方路線”。至於斯大林所一再警告的“勿忘東方”，就更是說明“東方路線”早已成為蘇俄要“顛覆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一條陰謀路線罷了。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其目的和內容，就是“要號召、組織和領導東方革命”。猶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說，共產國際，“因此而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偉大指導力量”。⁰² 共產國際“二大”後，新沙皇俄國便立即從中國的外蒙開始推行它的“東方路線”了。在蘇俄的“幫助”下，外蒙的蘇哈巴托爾和喬巴山終於開始了“革命”。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蘇俄又幫助他們成立了蒙古人民黨（一九二五年改名為蒙古人民革命黨）。同年六月，蘇俄遠東共和國軍隊借追剿逃往外蒙的溫琴白衛軍人而“進軍”外蒙古。七月，蒙古人民軍和蘇俄紅軍聯合攻打並占領了庫倫（烏蘭巴托）。“人民革命”取得勝利。七月十一日，外蒙在蘇俄的導演下成立了君主立憲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蘇俄又“幫助”外蒙廢除了君主制，成立了蘇俄的紅色附庸國“蒙古人民共和國”。舊沙皇俄國對中國外蒙古的侵略野心，終於由新沙皇俄國“在革命的名義下”如願以償。

二、新專制俄國對中國推行東方路線的陰謀手段
　　共產革命在俄國的勝利，一方面膨脹了新沙皇俄國的極大野心，一方面則誘發了東方馬克思主義信徒要發動共產革命的熱望。然而，俄國共產革命前列寧雖有“莫斯科 —— 北京 —— 加爾各答”之發動歐洲共產革命的迂迴戰略，但俄國共產革命後，當列寧疊遭歐洲列強威脅，並在對東方、主要是中國稍作誘惑而不得之後，⁰³ 乃立即轉手，企圖西向，乾脆直接進攻歐洲。為此，列寧不僅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建立了第三國際，重建國際共產主義教廷，建立美、英、法、德、奧、捷克、意大利、芬蘭、匈牙利、瑞典和俄羅斯等國支部，而且直接策動並指揮了匈牙利和德國的“共產革命”，謀立由蘇俄直接控制的蘇維埃共和國。只因為轉瞬敗亡，才使蘇俄要直接在歐洲各國發動共產革命的熾烈欲望，不得不再作收斂，⁰⁴ 而將推動世界共產革命之“莫斯科 —— 北京—— 加爾各答”的舊戰略，重新放到了發動世界共產革命之刻不容緩的日程表上，尤將革命後的中國及其遼闊版圖，當成了他首要的和主要的進攻目標。
　　這一次，蘇俄非但沒有再淺嘗輒止，而且是鍥而不捨了。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加拉罕發表對華宣言，聲稱放棄帝俄時代與中國所訂的一切侵害中國之條約，即放棄俄人在華之領事裁判權與庚子賠款，租界與租借地，中東鐵路與外蒙以及一切特權。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蘇俄又發表了第二次對華宣言，希望與中國訂約，以肯定第一次宣言中宣布放棄的各條，藉以獵取中國人民的好感。⁰⁵ 然後又以“革命的兩手”，一面積極與中國北洋政府修好，一面又謀與中國革命力量聯合以進行顛覆。即，一邊派伏林為代表到北京與北洋政府建交，一邊則派第三國際代表維辛斯基、馬林、越飛等數次來華，一再主動聯絡孫中山先生和中國當時的一些著名知識分子，將反覆辟連遭挫折、正處於困境中的孫中山先生，作為他們一心要爭取和聯合的對象（參見下卷第一章），一邊又積極策劃在中國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革命在俄國的勝利經驗，以直接扶植建立中國共產黨。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即已成為國際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一個組成部分；孫中山“聯俄容共”的做法尚未開始，新沙皇俄國就已經將之納入了它要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的陰謀策略之中。

三、俄國共產革命的奪權經驗對於策動中國共產革命的意義
　　由共產革命在俄國的成功所提供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經驗”中，其最為主要的兩條，一是世界共產革命可以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薄弱環節、即封建落後的傳統農業國家或地區首先發動成功。二是以分階段革命理論來代替馬克思連續革命的理論，即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後，立即發動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並在革命的名義下，顛覆剛剛誕生的民主共和政體，全面建立教政合一的共產專制極權制度。這兩條，前者固然在表面上違背了馬克思所謂“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才能發動成功”的共產革命理論，但在實際上卻倡明了“馬克思主義復辟哲學恰恰是來源於傳統農業社會的思想意識形態，因而只能夠為封建專制落後的國家和地區所接受”這樣一個歷史的本質。後者則對於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並正處於革命與復辟較量中的落後農業國家或地區，帶來了發動共產革命以背叛民主革命的完全可能性。而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又都能夠在辛亥之後的中國，找到它廣闊的社會基礎和同樣的時代條件。這自然是蘇俄要推行“東方路線”，並首先要在中國策動共產革命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