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國的民主過渡在台灣首先走向成功

　　一九四九年的蔣介石誠然是那一場大規模內戰的失敗者，是中華民國政權和中國國民黨在大陸遭遇失敗的代表人物，更是一九四九年中國那一場歷史性悲劇的主角。但是，蔣介石作為曾領導北伐成功的革命領袖，作為曾領導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民族英雄，作為一位始終堅持保衛國家主權與獨立，一貫追求和平與統一的中華民國領袖，他雖然不象中外歷史上一些幸運的和不幸的英雄們那樣，既因其卓越的功勳而獲得了純潔的英名，亦未因其巨大的失敗而只能走上亡國甚至是亡命之途。作為一位堅強的民主戰士，他固因天性中缺少推行革命專制的殘酷力量，而沒有象羅伯斯庇爾那樣，被陰謀叛變者和陰謀復辟者送上斷頭台；作為一個曾被一群真正的封建獨裁者所指罵的“獨裁者”，他因在實際上遠遠沒有做成一個革命的獨裁者，亦沒有在死後如同克倫威爾那樣，被復辟王朝開棺戮屍，或如拿破崙那樣被終身囚禁在大西洋的孤島上；作為一位在中國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艱難歷史進程中，既領導了革命的成功、又遭遇了巨大失敗的歷史人物，他既無拿破崙敢於稱帝的革命君主式膽量，因而又保持了他作為一個民主革命家的純潔性。然而，他的智慧，他的膽略，他的堅定性，尤其是他作為一個失敗者而擁有的堅韌不拔精神，才使他深具一位悲劇英雄的美學意義。而他作為一個悲劇英雄的形象，無疑是他在台灣作為威權總統的魅力之所在。
　　誠然，他在那一場內戰中遭遇了巨大的失敗，然而他卻在失敗之後，憑着他個人的信念和精神，既能夠死處求生，又能夠“苦撐發展”，並終於將孫中山的民主革命理想，與他自己一生對於民主建國的追求，實現在台灣島上。不僅為全島的人民帶去了進步和繁榮，而且使中國大陸的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不僅引導中國大陸人民糾正了“錯把復辟當革命”的歷史性錯失，又為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的萬難追求，提供了由歷史反思而得來的巨大力量。同時亦為他個人 —— 一個偉大的悲劇式的歷史人物，爭取到了被再認識、再肯定直至被再推崇的歷史條件。今日中國大陸社會所普遍存在和迅速發展着的“戀蔣情結”，固然是因為有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獨夫民賊毛澤東做了他的陪襯人，但如若缺少了他自身的歷史魅力和歷史功績，則中國大陸人民也就不會在痛苦、並且是深沉的歷史反思過程中，予他這個曾被推倒的英雄以再認識、再肯定和再推崇了。
　　一九四九年之前，曾被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冠以獨裁罪名的蔣介石，唯其是真正的不獨裁，唯其沒有大膽地進行過充分的訓政，即特定歷史階段上的“良性獨裁”，才為一九四九年中國民主進程的巨大逆轉，埋下了失敗的先機。這無疑是一個歷史性的遺憾。但是，正是這個遺憾，卻使他在退守台灣之後，才決心為保衛台灣的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甘冒“獨裁”之罵名而不諱。
　　然而，他甘冒罵名的“獨裁”統治，在形式上既是為保護台灣安寧和推動台灣進步的威權統治；在性質上，則更是為保衛台灣安寧和推動台灣進步的持續訓政。具體言之：第一、以其個人的威權在五十年代初一夕數驚的台灣，於憲政體制之內恢復訓政，以及他個人的領袖地位。由是而果斷地消除了形形色色的叛變陰謀和叛亂事件，保衛了台灣的安寧。再不似在中國大陸那樣，對於舊軍閥的叛亂和共產黨的叛國姑息養奸。
　　第二、以其個人的威權於思想、文化領域取締宣傳共產主義的自由，嚴禁為共產黨張目。在言論、出版、教育等各方面，對凡是散布共產革命思想，或借所謂民主思想來鼓吹共產主義思想的種種思想行為，予以明確的限制，以徹底杜絕中共企圖製造台灣內亂以一舉顛覆的任何可能。
　　第三、以其個人的威權來制止對台灣安全與發展有害的種種過激民主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有過激民主要求者的自由直至法辦。不再象大陸時期那樣一再地姑息和遷就。以使得極少數雖有民主追求精神、更有私慾膨脹、直至有明確輸共之心的知識分子，不再擁有蠱惑人心的自由。
　　第四、以其個人的威權保證正確方針政策的決行和貫徹。諸如當土地改革遭遇大地主反對時，蓋因他的威權堅持，而使之順利達成；當十大建設橫遭物議之時，亦因他的威權堅持而得以拍板定案。
　　第五、以其個人威權，在選擇他自身的接班人時，面對種種輿論，雖經內心衝突，終能決意“內舉不避親”，以蔣經國續其重任。歷史已經證明了他選擇的正確。⁰⁵
　　第六，以其個人威權，使台灣在長達二十餘年的歲月里處變而不驚，循序而發展。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初，當以美國為首者相繼與中共建交，甚至言歡，以至台島飄搖、人心懼禍之時，蓋因他的威權，才使得“莊敬而自強，處變而不驚；忍一時之痛，謀經濟之獨立”的精神貫遍全島。
　　…………
　　非知此便不能理解，一九七五年，當他辭世時，島上人人悲從中來，痛不欲生者比比皆是的原因。自然，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他留下了一個與毛澤東的中國大陸所完全不同的中國台灣，一個已經和正在走向繁榮和昌盛的“三民主義模範省”。
　　無庸諱言的是，正是蔣介石和他的威權，才為保證台灣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帶來了政治上的巨大保險係數。反之如若沒有這樣一個威權總統，則台灣豈只不會有今日的進步和繁榮，甚至連其存亡也難有定數了。因為連李登輝總統也不能不承認：“今天，我們所締造的發展成就，是建立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先總統蔣公的保衛台灣，以及經國先生的政經發展基礎之上。”（李登輝：《台灣的主張》）筆者亦曾在台灣問過一個反蔣的學人：“如果蔣先生於四九年敗守台灣之後，便立即象今日的李登輝先生這樣，實現全面的民主政治，則閣下認為台灣的命運又將若何？”這位學者乃不暇思索地對我說：“台灣怕早已被中共‘解放’。”
　　必須指出的是，今天，被台灣的某些朋友指責為“白色恐怖”的蔣介石威權統治時代，確有可能存在着少數“受委屈者和被迫害者”，但是，對於絕大多數台灣人民來說，卻正是因為有了這個威權統治，才使得他們能夠走上自由、民主和繁榮的道路，或曰為台灣今天的自由、民主和繁榮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歷史基礎。如果誰不是這樣地看問題，誰就不是一個歷史主義者和客觀主義者。誰如果只是對蔣介石威權統治時代所出現過的缺失和錯誤，和當時為了台灣的安全與發展而不得不實行的“限制”，充滿怨懟和仇恨之心，誰就等於在實際上不承認“安全”在那個時代對於台灣的特別重要性，誰就是根本不承認當時的台灣唯有安全才能發展，誰就是根本不懂得什麼叫作專制，什麼叫做獨裁，什麼才叫做“白色恐怖”，誰就更不懂得他們自己所說的“寧靜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的根本原因。
　　必須指出的是，良性獨裁，在台灣即所謂持續訓政，並非是把訓政當作目的，而僅僅是要把一定範圍內、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的一黨訓政或一人獨裁，只當作建立、保衛和鞏固民主秩序和民主制度的手段，並隨着民主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民主制度的逐步穩固，而必須逐漸地削弱直至取消之。就理論上而言，它無非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後，面臨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和復辟之時，民主力量或新生民主政權所必須採取的革命手段。這才是訓政的本質。就歷史的發展而言，唯其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存在，才能保證民主秩序得以最後的確認和確立。唯其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不曾存在，則剛剛建立的民主秩序或民主制度，便極有可能有創而覆之的危險。近現代各國凡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國家，其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已經足以證明它在理論上的真理性和實踐上的重要性。而蔣介石作為一個成功者卻遭遇了失敗，又作為一個失敗者卻走向了成功，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他於北伐成功之後，曾為了體現民主，害怕被指為獨裁，而在相當程度上放棄了保衛民主的“獨裁權力”。在他失敗退守台灣之後，蓋因他“前事之師，後事不忘”，敏銳地意識到若不實行威權統治或曰良性獨裁，便很難不再重蹈失敗的復轍。由是他才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實行了“威權的獨裁統治”，從而保證了台灣的和平與發展，更在中國歷史上，首造了“身在邊陲，卻不僅有能力對奪取了中原的統治者予以持續的對立和抗衡；而且更因其進步與繁榮，而傲然於中原的專制統治者”這樣一個史所未有的先例。這在他個人，無疑既是教訓，又是經驗；既為所失，又為所得。在歷史，則因此而發展成為前後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局面，實在不能等閒而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