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国的民主过渡在台湾首先走向成功

　　一九四九年的蒋介石诚然是那一场大规模内战的失败者，是中华民国政权和中国国民党在大陆遭遇失败的代表人物，更是一九四九年中国那一场历史性悲剧的主角。但是，蒋介石作为曾领导北伐成功的革命领袖，作为曾领导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民族英雄，作为一位始终坚持保卫国家主权与独立，一贯追求和平与统一的中华民国领袖，他虽然不象中外历史上一些幸运的和不幸的英雄们那样，既因其卓越的功勋而获得了纯洁的英名，亦未因其巨大的失败而只能走上亡国甚至是亡命之途。作为一位坚强的民主战士，他固因天性中缺少推行革命专制的残酷力量，而没有象罗伯斯庇尔那样，被阴谋叛变者和阴谋复辟者送上断头台；作为一个曾被一群真正的封建独裁者所指骂的“独裁者”，他因在实际上远远没有做成一个革命的独裁者，亦没有在死后如同克伦威尔那样，被复辟王朝开棺戮尸，或如拿破仑那样被终身囚禁在大西洋的孤岛上；作为一位在中国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历史进程中，既领导了革命的成功、又遭遇了巨大失败的历史人物，他既无拿破仑敢于称帝的革命君主式胆量，因而又保持了他作为一个民主革命家的纯洁性。然而，他的智慧，他的胆略，他的坚定性，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失败者而拥有的坚韧不拔精神，才使他深具一位悲剧英雄的美学意义。而他作为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无疑是他在台湾作为威权总统的魅力之所在。
　　诚然，他在那一场内战中遭遇了巨大的失败，然而他却在失败之后，凭着他个人的信念和精神，既能够死处求生，又能够“苦撑发展”，并终于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理想，与他自己一生对于民主建国的追求，实现在台湾岛上。不仅为全岛的人民带去了进步和繁荣，而且使中国大陆的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不仅引导中国大陆人民纠正了“错把复辟当革命”的历史性错失，又为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的万难追求，提供了由历史反思而得来的巨大力量。同时亦为他个人 —— 一个伟大的悲剧式的历史人物，争取到了被再认识、再肯定直至被再推崇的历史条件。今日中国大陆社会所普遍存在和迅速发展着的“恋蒋情结”，固然是因为有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独夫民贼毛泽东做了他的陪衬人，但如若缺少了他自身的历史魅力和历史功绩，则中国大陆人民也就不会在痛苦、并且是深沉的历史反思过程中，予他这个曾被推倒的英雄以再认识、再肯定和再推崇了。
　　一九四九年之前，曾被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冠以独裁罪名的蒋介石，唯其是真正的不独裁，唯其没有大胆地进行过充分的训政，即特定历史阶段上的“良性独裁”，才为一九四九年中国民主进程的巨大逆转，埋下了失败的先机。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遗憾。但是，正是这个遗憾，却使他在退守台湾之后，才决心为保卫台湾的政治安定与和平发展，甘冒“独裁”之骂名而不讳。
　　然而，他甘冒骂名的“独裁”统治，在形式上既是为保护台湾安宁和推动台湾进步的威权统治；在性质上，则更是为保卫台湾安宁和推动台湾进步的持续训政。具体言之：第一、以其个人的威权在五十年代初一夕数惊的台湾，于宪政体制之内恢复训政，以及他个人的领袖地位。由是而果断地消除了形形色色的叛变阴谋和叛乱事件，保卫了台湾的安宁。再不似在中国大陆那样，对于旧军阀的叛乱和共产党的叛国姑息养奸。
　　第二、以其个人的威权于思想、文化领域取缔宣传共产主义的自由，严禁为共产党张目。在言论、出版、教育等各方面，对凡是散布共产革命思想，或借所谓民主思想来鼓吹共产主义思想的种种思想行为，予以明确的限制，以彻底杜绝中共企图制造台湾内乱以一举颠覆的任何可能。
　　第三、以其个人的威权来制止对台湾安全与发展有害的种种过激民主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有过激民主要求者的自由直至法办。不再象大陆时期那样一再地姑息和迁就。以使得极少数虽有民主追求精神、更有私欲膨胀、直至有明确输共之心的知识分子，不再拥有蛊惑人心的自由。
　　第四、以其个人的威权保证正确方针政策的决行和贯彻。诸如当土地改革遭遇大地主反对时，盖因他的威权坚持，而使之顺利达成；当十大建设横遭物议之时，亦因他的威权坚持而得以拍板定案。
　　第五、以其个人威权，在选择他自身的接班人时，面对种种舆论，虽经内心冲突，终能决意“内举不避亲”，以蒋经国续其重任。历史已经证明了他选择的正确。⁰⁵
　　第六，以其个人威权，使台湾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岁月里处变而不惊，循序而发展。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初，当以美国为首者相继与中共建交，甚至言欢，以至台岛飘摇、人心惧祸之时，盖因他的威权，才使得“庄敬而自强，处变而不惊；忍一时之痛，谋经济之独立”的精神贯遍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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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知此便不能理解，一九七五年，当他辞世时，岛上人人悲从中来，痛不欲生者比比皆是的原因。自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留下了一个与毛泽东的中国大陆所完全不同的中国台湾，一个已经和正在走向繁荣和昌盛的“三民主义模范省”。
　　无庸讳言的是，正是蒋介石和他的威权，才为保证台湾政治安定与和平发展带来了政治上的巨大保险系数。反之如若没有这样一个威权总统，则台湾岂只不会有今日的进步和繁荣，甚至连其存亡也难有定数了。因为连李登辉总统也不能不承认：“今天，我们所缔造的发展成就，是建立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先总统蒋公的保卫台湾，以及经国先生的政经发展基础之上。”（李登辉：《台湾的主张》）笔者亦曾在台湾问过一个反蒋的学人：“如果蒋先生于四九年败守台湾之后，便立即象今日的李登辉先生这样，实现全面的民主政治，则阁下认为台湾的命运又将若何？”这位学者乃不暇思索地对我说：“台湾怕早已被中共‘解放’。”
　　必须指出的是，今天，被台湾的某些朋友指责为“白色恐怖”的蒋介石威权统治时代，确有可能存在着少数“受委屈者和被迫害者”，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台湾人民来说，却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威权统治，才使得他们能够走上自由、民主和繁荣的道路，或曰为台湾今天的自由、民主和繁荣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基础。如果谁不是这样地看问题，谁就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和客观主义者。谁如果只是对蒋介石威权统治时代所出现过的缺失和错误，和当时为了台湾的安全与发展而不得不实行的“限制”，充满怨怼和仇恨之心，谁就等于在实际上不承认“安全”在那个时代对于台湾的特别重要性，谁就是根本不承认当时的台湾唯有安全才能发展，谁就是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作专制，什么叫做独裁，什么才叫做“白色恐怖”，谁就更不懂得他们自己所说的“宁静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良性独裁，在台湾即所谓持续训政，并非是把训政当作目的，而仅仅是要把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的一党训政或一人独裁，只当作建立、保卫和巩固民主秩序和民主制度的手段，并随着民主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民主制度的逐步稳固，而必须逐渐地削弱直至取消之。就理论上而言，它无非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后，面临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和复辟之时，民主力量或新生民主政权所必须采取的革命手段。这才是训政的本质。就历史的发展而言，唯其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存在，才能保证民主秩序得以最后的确认和确立。唯其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不曾存在，则刚刚建立的民主秩序或民主制度，便极有可能有创而覆之的危险。近现代各国凡爆发过民主革命的国家，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足以证明它在理论上的真理性和实践上的重要性。而蒋介石作为一个成功者却遭遇了失败，又作为一个失败者却走向了成功，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他于北伐成功之后，曾为了体现民主，害怕被指为独裁，而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保卫民主的“独裁权力”。在他失败退守台湾之后，盖因他“前事之师，后事不忘”，敏锐地意识到若不实行威权统治或曰良性独裁，便很难不再重蹈失败的复辙。由是他才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威权的独裁统治”，从而保证了台湾的和平与发展，更在中国历史上，首造了“身在边陲，却不仅有能力对夺取了中原的统治者予以持续的对立和抗衡；而且更因其进步与繁荣，而傲然于中原的专制统治者”这样一个史所未有的先例。这在他个人，无疑既是教训，又是经验；既为所失，又为所得。在历史，则因此而发展成为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局面，实在不能等闲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