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如果他跟国民党真的大打起来而又打不赢的话，毛不能指望苏联出马帮他。他马上命令：“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

对日本，他是小心不去触犯。德国入侵以后，斯大林日夜担忧东西两面受敌，要中共牵制日本，保证在日本侵苏时帮苏联打日本。莫斯科来电问毛：如果日本进犯苏联，中共可能吸引多少日本兵力？为了鼓励毛行动，季米特洛夫七月七日发电报说，这就陆续寄一百万美金来。两天后，共产国际要中共订出“具体步骤”。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都认为如果日本打苏联他们应该行动。一向谨慎的刘少奇给毛打电报说：要是日本向苏联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反攻，以牵制日本。毛认为日本一定会打苏联：“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但即使如此，中共军队也不能打日本。七月十八日，他给刘覆电：“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他的政策是让苏联人自己去打：“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他对八路军负责人彭德怀说，任何与苏军的作战配合，都只能“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对部队他一再下令：“不要过分刺激敌人〔日本人〕”。

不久以前，毛还在对莫斯科说他的军队如何强大，光八路军就有三十二万九千八百九十九人。可现在毛对莫斯科申辩说他的部队太弱，不能打仗：“人力物力都缺，根据地在缩小，弹药快没了一一形势日益困难。”莫斯科不能指望他，“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
斯大林亲自给毛打过几次电报要他牵制日本人，其中一次是德国兵临莫斯科城下时，另一次是斯大林格勒大战前夕，几次毛都婉言拒绝。这激怒了莫斯科。更使苏联人怒不可遏的是毛建议他们诱敌深入，退到乌拉山脉去打游击。有人说毛拒绝帮忙是认为苏联快不行了，崔可夫将军甚至说毛想利用希特勒的进攻取代苏联。有流言说毛曾说：“斯大林打不过希特勒”，“二十四年的社会主义拼不赢八年的法西斯主义。”
多年后，有人问莫洛托夫：“我们明知毛这样对我们，我们怎么还要帮助他？”莫洛托夫嗫嚅道：“是的，是这样，是这样。我知道这不好解释，但你不能这样看问题。”“我们看去是像傻瓜，但我们不是傻瓜。”

斯大林和毛泽东彼此是了解的，他们都是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使他们不时发生冲突，但共同的长远利益把他们连在一起。不管斯大林对毛多么恼怒，他从来没停止过跟毛打交道。

既不打日本人，又不打蒋介石了，毛有了闲暇。他着手整党，要把中共变成一架驯服的机器。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共共有七十万党员。九成以上是抗战以后加入的。他们中许多人是年轻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志愿从国民党管辖的城市来到中共根据地。这批年轻的志愿者对毛特别重要。长征老干部和根据地农村入党的人大多是文盲，而他们教育程度比较高，毛未来的政权需要有文化的管理人才。毛要整党，这批热血青年首当其冲。

这些人之所以志愿参加中共，是因为在抗战开始后年轻的知识分子显著向左转。苏联那时是中国的主要、甚至仅有的同盟，向中国提供抗日的军火物资。爱屋及乌，人们也就认为中共全心全意打日本。
对国民党的失望弥漫在很多人心中。掌权多年。国民党没能铲除中国大地比比皆是的贫困和不公正。中共在长征前制造的惨剧人们要么不知道，要么忘了，要么不相信，归结于国民党的宣传。也有人以为中共改变了政策，就像它许诺的那样。抗战初期，中共的行为也让人觉得它真是变了，不少外国人，甚至传教士，都这么相信。邵力子主持国民党中宣部期间，为中共改头换面出了大力。斯诺书的影响就更不用说。

集中在延安的热血青年大约有四万人，多是十几二十岁，由中共地下党把他们介绍到这块“革命圣地”来的。到达延安时，他们无一不是兴奋万状。有个青年回忆道：“我们终于见到延安的城头了，我们这时兴奋得几乎要流出泪来，我们在车上向着延安城不停的欢呼，歌颂这座庄严的古城……歌声开始激荡，我们高唱起《国际歌》和俄国的《祖国进行曲》。”“青年们又慕煞干部们身上又臭又脏的烂军服，处处觉得新鲜、刺激和神秘，为之颠倒。《延安颂》的歌声响彻全城”。

新来者被编入各种学校受训。但很快的，他们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们来延安是冲着一个梦，这个梦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问题。这个他们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圣地无踪无迹，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就吃来说，每个单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级领导有特别的营养食品。

穿着也是一样。一般人穿当地自织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领导人穿国统区进口的舒服的斜纹布。毛的内衣内裤是极细的布。一个为毛家洗洗补补的佣人告诉我们，她本人不够穿内衣裤和袜子的资格，只能穿空心棉袄，经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烟草、蜡烛、写字纸都按等级分配。说到孩子，中共领导人的可以送去苏联，或有自己的保姆。职位低一些的高干的妻子生产可以进医院，产后有专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干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结婚的一般干部，要么不敢生孩子，要么自己想法子对付。

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疾病常常发生，但是医药分配按等级。毛本人有美国医生马海德，还有两个苏联医生。如有什么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给重庆的周恩来打电报。医院分高干病房跟一般人病房，进医院得要介绍信，连病人的饭菜也分等级。

抗战刚开始时，延安有个国民政府派来的红十字会医疗队，给一般共产党员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赶走了，有谣言说它用的针药全是有毒的，还在食水里下毒，散播细菌。医疗队走后，个别医生被留了下来，主要为特权阶层服务。

延安最显眼的特权标志是汽车，这里唯一的一辆汽车，是纽约洗衣房华侨捐赠来运送伤员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专车。人人都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小包车”，跟毛很接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都以为这“是宋庆龄从国民党地区搞来，专门送给毛泽东用的”。年轻的司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车经过后说，江青穿着深红色的春装，“和毛泽东在车中双双风驰电掣，招摇过市，路人都为之侧目”。

延安盛传着一句笑话：“延安就三样东西——太阳、厕所、空气是平等的。”毛很清楚特权是人们耿耿于怀的敏感东西。一天，老朋友曾志来吃晚饭，饭后毛请她再来。她冲口而出：“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毛收住了微笑，显得有些尴尬。

党是这样向年轻的志愿者解释等级制度的：“同志们，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点，而是党的命令，党因为这个同志对党的贡献和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有权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点。比如，毛主席，党可以要他每天吃一只鸡。”

特权体制甚至延伸到日本在延安的共产党人和战俘，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有权过性生活：最高领导野阪参三。一位当时的战俘对我们说：“毛泽东希望他过得心情愉快，所以给他找了个女同志作他的伴侣。我们没提意见，没公开提意见。大家是有意见，只是藏在心里。”

尽管失望，年轻的志愿者却没法离开，他们进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别的红色根据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过来人说：在延安的老干部中，新干部中，思乡病很流行。农家子弟往往直率地提出回家去，知识分子干部就聪明多了，他们不说“回家去”，而是编造一套谎言，说得天花乱坠，要求党调他们出外工作。当然绝大多数不会批准。

司马璐在医院里看到下面的一场戏：“我们没有病，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里。”

两个江西佬一面在咆哮着，一面在企图挣脱政治指导员的手。指导员对他们说：“同志，你安静一点。”又招呼几个武装同志把他们压住。……

两个江西佬继续在诉说：“我们要回家看看双亲和儿女，一次再次请假不准，硬说我们有了神经病，送我们到这里来。”

这时，有个好事的干部走过去，指指两个江西佬胸前挂的“长征纪念章”，对他们说：“同志，记得你们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呀！”

“这个东西有屁用，我们死里逃生，受伤十几次了，现在人家升官的升官，有好吃好穿，我们为的什么，还不如回家种田去。”

对年轻的志愿者们来说，逃跑更是难于上青天，抓回来面临处决。大部分也就断了走的念头，留下来了。

就是这批人毛得用来做他的权力基础。显然，他们不是权力基础的材料。要他们为中共冲锋陷阵，毛得从根本上改变他们，重新塑造他们。这个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于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