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卷

共產革命、農民造反與中國共產黨

　　一九四九年之後，在中國大陸任何一本歷史教材里，都清楚明白地寫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軍民堅持八年抗戰，才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的 侵略”。這個“歷史性的謊言”，既因中共在思想、文化、學術、教育等各個領域實行全面專制，而使得知情者噤若寒蟬，不敢言真；又因它不厭其煩地對大、中、 小學學生反覆地予以強行灌輸，方才使得“長在紅旗下、泡在苦水裡”的好幾代中國人深信不疑。特別是被毛澤東和他的紅色秀才們製造，並由美國記者愛德加·斯 諾傳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傳了半個多世紀的“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更因被冠上了“北上抗日”這樣一個無限正義和無限愛國的前提，中共“長征”竟成為一曲 “革命浪漫主義的英雄史詩”，足以“動人心魄”。再加上御用文人和其他文人必須歲歲年年地“放聲歌唱”，小說、戲劇、電影、話劇，故事，包括民間鼓詞與雜 曲，都一再被指示要以它為題材進行創作和表演，以對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因此，這個墨潑的謊言就在被重複了一千次一萬次以後， 而成為“歷史的真實”。然而，這個“歷史的真實”卻因為中國大陸人民自己對中國現代歷史反思的不斷深入，而終於迎來了被徹底揭穿真相的這一天。這個“歷史 的真實”就是：

一　　中國共產黨失敗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第一、日本何時侵略我國、中共何時倡言抗日

　　眾所周知的是，日本陰謀侵占我國東三省的明確日期，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是故，在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那裡，才會有十四年抗戰之說。所謂八年抗戰，其意為“八年全面抗戰”，前六年是為“局部”。因為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但是，在中共的歷史教科書裡，卻從來不言十四年抗戰，而只稱八年抗戰。那末，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間，中共在做什麼？
　　一、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是在蘇俄命令下，為顛覆中華民國而發動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蘇維埃政權；是在“武裝保衛蘇聯” 的總方針下，與蘇俄“裡應外合”，公然地進行武裝叛國，並乘“九一八”之機，分裂祖國並製造“兩個中國”，成立俄屬“中華蘇維埃國”。對此，不僅一九三一 至一九三五年間的所有中共文件，都證明了這才是“歷史的真實”，而且，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的每一本歷史教科書，甚至是御用文人的大量文藝作品，也都盡 情地“歌頌”了這一“歷史的真實”。
　　二、一九三零年十月，在殘餘軍閥的一系列大規模叛亂被中華民國政府軍相繼蕩平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因明確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正確國策， 從而開始了對中共武裝叛亂，特別是對中共江西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的圍剿。這一圍剿，歷經五次，歷時四年。如前所說，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圍剿，雖因九一八事 變、淞滬抗戰和長城抗戰而不得不中斷。但在中共所有的黨史文件和現代史教科書中，卻一再地記述了中共如何“歡呼”這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卻從來不曾記述 他們有一言一語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語以要求北上東北、長城抗日，或東進上海抗日，卻記載着他們如何乘國難當頭，而將叛亂叛國的呼聲喊得更高，並將武裝叛 亂叛國的行徑愈演愈烈。

第二、中共失敗突圍是真、勝利長征是假

　　在中共的許許多多歷史教科書裡，都寫着中共紅軍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開始了“勝利長征”。但是，同是在中共的這些教科書裡，卻又都明明白白地寫着，中共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後，中共江西中央紅軍曾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突圍。然而，“失敗突圍”與“勝利長征”是不可以“同日而語”的。因此，在同一年、同一月、甚至是在同一天內，中共中央紅軍離開江西究竟是“失敗突圍”還是“勝利長征”呢？
　　一、中共承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遵義會議”所通過的“中共中央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及退出中央蘇區後遭到的嚴重損失，主要原因是在軍事上執行了單純軍事防禦路線，是博古和李德在軍事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的結果。”中共在它對內的正式文件里承認是“失敗退出”，而非“勝利長征”。
　　二、中共中央紅軍是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倉促突圍。中共《中國現代史》首先稱：“一九三四年三月，廣昌失守之後，紅軍又兵分六路，全線防禦，繼續實行所謂短促突擊，使紅軍和中央蘇區損失更大。整個戰爭形勢對紅軍和中央蘇區越來越不利。紅軍繼續在內線作戰已無可能打破敵人圍攻，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⁰¹ 中共《中國現代史》繼之又稱：“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蘇區的興國、寧都、石城等相繼失守，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完全喪失。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等倉促決定中央紅軍（一方面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⁰²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紅軍連同後方機關八萬六千多人，從福建長汀、寧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發，向紅二、六軍團所在地湘西進軍，開始長征。”並且，“長 征開始後，中共中央領導人又在軍事上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蒙受巨大損失。從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雖經紅軍英勇苦戰，連續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 線，渡過了湘江，但是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損失過半，減至三萬餘人，並始終不能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傾錯誤導致中央紅軍以至中國革命陷入極 大的危機之中。”⁰³
　　上述引言證明，一是第五次反圍剿的連連失敗，使中共紅軍“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圍剿的 失敗逼迫中共中央領導人倉促決定“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三則明明是失敗撤離，卻偏要說是向“湘西進軍，開始長征”。四是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並 在“逃跑”中始終不能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使得“中國革命”陷入極大的危機之中。如是，中共失敗逃亡、而非長征抗日的歷史事實，已經無庸質疑。

第三、中共北上長征是假、南下和西上逃亡是真

　　顯然，突圍和逃亡是不能與進軍和長征“相映生輝”的。後來，中共不過是要用“長征”和“進軍”這些漂亮的言詞，來掩蓋它失敗後的突圍和逃亡罷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自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底，中共的失敗和逃亡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共中央紅軍首先南逃湘西。中共現代史教科書承認“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目標是與二、六軍團會合。二、六軍團在川湘黔邊界展開了強大攻勢，策應中央紅軍”。⁰⁴ 《中國革命史薈萃》一書亦在吹噓中證實，湘鄂川黔根據地曾“將數十萬國民黨軍隊吸引到自己方面來，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⁰⁵
　　有必要說明的是，中共中央紅軍之所以要南逃川湘黔邊境，是因為川湘黔邊境“地處邊陲均距四省省會千里之外。反革命軍事力量薄弱……它重巒疊 嶂，江河縱橫，進可以截斷長江交通，退可以憑藉高山峻岭，是土家、苗、白、漢等族雜居的地方……地方軍閥派系林立，極不統一，有利於革命的武裝割據……有 利於根據地主力迴旋……有利於我軍在敵人矛盾交錯中生存發展，有利於開闢根據地”。⁰⁶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時，中共紅三軍曾乘政府軍兩次被迫停止和中斷圍剿，於一九三三年一月進入湘鄂邊。是年十二月“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豐大村召開會議，提出創造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口號”。⁰⁷ “一九三四年七月，正式形成永（順）、大（庸）、龍（山）、桑（植）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據地”，即成為紅二、紅六軍團的武裝割據地區。⁰⁸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是南逃湘西，意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圖謀於川湘黔邊繼續實行武裝割據。所謂失敗突圍之日，便是長征北上抗日之時，則只能是後來所“編寫”的謊言。

　　第二階段，中共中央紅軍被迫逃往西南企圖重新建立根據地。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渡過湘江後，如果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就必須與五、六倍於己的敵人打硬仗，這對於只剩下三萬人的中央紅軍，顯然有覆滅的危險。這時，毛澤東力主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單引號為引者所加），避免鑽進敵軍布置好的口袋，以在敵兵力薄弱的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於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決議放棄去湘西的計劃，決定建立川黔邊新蘇區，並首先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根據地。”⁰⁹ 於是“中共中央紅軍才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強渡烏江，打下了遵義城”。¹⁰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改向西南逃竄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新根據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長征，更談不上是抗日。

　　第三階段，中共中央紅軍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竄。中共殘餘紅軍因敵人力量薄弱而打下遵義城之後，雖然經歷了“黨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¹¹ ，但是，原來欲在黔東北建立新根據地的目的，卻由於敵人的圍追堵截而不能實現。當是之時，為了不被消滅，為了能夠與早已逃往川北、並建立了蘇區的張國燾四方面軍會合，¹² 中共中央紅軍曾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至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狼奔豕突，輾轉逃竄。一渡赤水，強渡長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義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 旋再返貴州；直至四渡赤水，經會澤越金沙江，由西康東南部的會理北上德昌、越雋，過大渡河，再經天全、金興，方於六月十六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與張部會 合。
　　歷史的事實是，不論是中共中央紅軍要由西南逃向川西北，還是張國燾早已從鄂豫皖西逃五千里而至川 北，抑或是曾武裝割據在川湘黔邊的紅二、六軍團，亦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桑植向川西北突圍和逃亡，以及後來他們先後在懋功和甘孜的會合，中共三大紅軍主力 殘部都不是長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與北上抗日完全沒有關係，亦從來沒有喊過一句北上抗日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