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长的中央全会，开了将近两个月。在这期间，不仅武汉陷落，广州被占，中共在敌后的根据地也受到大举围攻。电报紧急飞来：“此间情况甚紧，望彭德怀会毕速归。”但毛扣住彭和其他军事将领不放。

为了拖时间，毛叫每个政治局委员都作了两个大致相同的发言，一个在政治局，一个在全会上。他自己的政治报告拖了两个星期才作，这两个星期中与会者就在那里混时间。毛终于作报告了，内容既长，他上午又要睡觉，报告一作就是三天。

十月底以前，毛的主要对手都等不及了，先后离去：周恩来、项英、博古、王明。他们前脚走，毛后脚就攻击他们，特别指责王明“听蒋介石的话”，甚至把长征前苏区肃反的帐也算在王明头上，尽管王明那时人根本就不在苏区。

同时，毛著手改变中共的抗战政策。当时日本侵略军后方不仅有中共的队伍，而且也有国民党军队，同中共争夺地盘。中共的政策迄今是避免打国民党，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在王明等人离开之前，毛满口赞同这一政策，他作的政治报告称蒋介石为“伟大的领袖”，要全民族“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红色根据地都要“集中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全国必须是统一于中央的”，“拿每一支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毛甚至宣告：“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一百年来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压迫的奴辱地位，是改变过来了。”★（★“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这句话跟他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中国成立时宣告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几乎一样。看来，照毛的话，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九四九年才站起来的，而是一九三八年。一九三八年的中国，用毛的话来说是“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 ”。）

王明等人一转背，毛就明确告诉中央全会，蒋介石始终是敌人。中共现在就要准备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政权，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在敌后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国民党军队。这是毛在抗战中第一次明确宣布蒋介石依然是头号敌人，抗战中可以打内战。这是中共抗战政策改变的转折点。

毛泽东新的主要支持者是负责中共北方局的刘少奇。刘曾去过苏俄两次，一九二一年见到列宁，还跟列宁的亲密朋友拉丽莎·瑞丝娜（Laisa Reysner）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刘是个有远见的人，明白毛的主张是中共上台的唯一希望。全会开完，毛就派他去新四军活动的华中地区，控制项英率领的新四军。

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此时也看出，中共如果要发展，要在占领的地方待下去，不跟国民党开战不行。彭德怀站到了毛这一边。总指挥朱德也赞同毛的战略。

毛还有个得力帮手是康生。在苏联时，康生曾是王明的副手，以紧跟王明著称，刚到延安时还带头呼口号：“我们党的天才的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但他很快看出毛泽东的厉害远在王明之上，转而投靠毛。毛委派康做中共克格勃的头子，自己的警卫员也由他一手挑选。正是康生为江青担保，使毛得以堵住批评江的人的嘴。在毛、康之间，这是一条有力的纽带。

延安成了软禁王明的地方。毛叫他在国民参政会结束后回来，任命他为统战部部长。这好像是个重要职位，其实实权在毛的人手上。王明时常独自在延安街头踱步，低着头，不发一言，表情若有所思，带着几分惆怅。

毛不敢公开谴责他，因为他同莫斯科的关系很深。对一般干部来说，王明仍是中央领导。许多人对他有好感，记得他“演说的天才，待人接物的态度”。毛缺乏鼓舞人心的演说天分，擅长在众目以外的少数人中运筹帷幄搞阴谋。他跟王明的明争暗斗还远没了结。

在毛为打内战开绿灯之后，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后与国民党争夺地盘，屡占上风。到一九四○年一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六千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在刘少奇领导下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一个个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二千五百万人口。中共已成长为一支拥有广阔地盘的强大力量。在这时，抗战两年多了，从爱国激情中冷静下来的中共领导们体会到毛泽东的高明。一九四○年二月，彭德怀由衷地赞美毛说：中共“有了富于政治远见，预见事变，并且善于处理事变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领袖”。周恩来也心悦诚服地归顺了毛。

中共的壮大得益于毛。但毛还得小心不被斯大林怪罪。他隐瞒了跟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冲突，只是在火并严重到无法掩饰时才向莫斯科报告，辩解说全是出于自卫，因为国民党一心要把共产党消灭光。
毛知道怎样取悦斯大林。一九三九年春，斯大林最喜欢的导演卡门到延安来拍电影，一进毛的门就看见一本斯大林的著作摊开放在书桌上。毛手捧斯大林的书，作凝神阅读状，让卡门尽情地拍，特别突出封面上的斯大林像。酒会上他为斯大林祝酒，说他朝思暮想只想去一个地方：莫斯科，去见斯大林。在窑洞门口为卡门送别时，毛特地问他莫斯科在什么方向，然后在黑暗中朝那个方向默默伫立，深深地叹息。卡门果真在文章里写道：“毛谈到斯大林同志的时候是多么充满感情啊！”

毛总是确保在莫斯科有人为他说话。常驻莫斯科的代表先有王稼祥，后有任弼时。六届六中全会后，他加派使者，第一个是林彪，一九三八年底到苏联去治疗枪伤。林彪受伤是因为他穿着一件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国民党军队把他当成日本人了。林彪只带去符合莫斯科精神的全会文件，向苏联人保证，毛是“中共可靠的，有决断力的，有原则的领袖”。毛没算准的是，林也实事求是地说了一些对他不利的话。林还说了别的人的坏话，说周恩来是“骗子”，朱德是“旧警察”，“不是自己人 ”。

一九三九年六月，毛的大弟泽民也到苏联来“治病”，可苏联人注意到他一次也没去医院看过病。他的任务主要是打击王明，报告莫斯科说王明是个“坏人”，干的坏事之一是在斯大林面前夸张红军的实力。这等于犯了欺君之罪。报告还说博古是“机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土匪” ，跟早期湖南共产党领导人李维汉二人都有“重大罪行”，应当排斥在一切领导岗位之外。

毛的第三名使者是周恩来，九月十四日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他倒有病可看，前些时候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右胳膊，没接好，现在来做手术。周这时刚彻底完成了他的忠诚转移，成了毛的忠实仆人。在莫斯科他孜孜不倦地强调毛的重要性，说中共中央认为毛“必须被选为总书记”。他向莫斯科保证中共的政策仍然是“抗战高于一切”，仍然致力于统一战线。他详细报告了中共的发展：党员是抗战开始时的七倍，有四十九万八千人，军队和地盘都大大扩展。他还夸张地说八路军和日本人打了两千六百八十九次大仗。

李德跟周恩来同行到莫斯科。毛对他不放心，先下手为强，由泽民报告说李德的战略战术是“反革命的”。李德认为这是毛要置他于死地。他把周恩来叫作他的“主审宫”，因为周恩来火上加油，称这个从前的亲密同事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毛泽东爱说他的政敌“告洋状”，但他们中还没有谁像毛告他们那样向莫斯科告过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