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卷
共產革命、農民造反與中國共產黨
第二章
中共叛亂、叛國並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黨
四 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共同特徵和主要區別 第一、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共同特徵 一、都擁有一個代表着傳統農民最高理想的烏托邦口號。這個口號，就中國傳統農民革命而言，便是以“均貧賤、等富貴”為革命目標；就中共農民造反而論，就是以“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為造反理想，亦即被工農化和普及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精華和共產主義理想精華。”
二、與中國歷代農民革命一樣，不是農民造反英雄結合農村小知識分子以造反，就是農村小知識分子結合農民造反英雄以革命。 由是，毛澤東不論在本質上，還是在表現上，都是洪秀全第二。只不過毛澤東從馬氏借來的造反理論要比洪氏借來的更現代，更“科學”，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騙性， 所以他成功的版圖才比洪氏更大，統治的時間亦比洪氏更久，在全面歸復和發展中國的專制制度上，比洪氏來得更為徹底、更為殘酷和更加富有“創造性”。
三、同具有殘酷內訌的一致性。中國歷史上所有的農民革命，無有不殘酷內訌者，亦無有不內訌到底者。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家農民起義成功者，其在成功後為維護一姓江山而濫殺功臣的行為，其本質仍為“殘酷內訌”。中共自江西農村造反起即發展起來的殘酷內鬥和互相殺戮，61 到毛澤東和張國燾於亡命途中的自相分裂和相互謀奪；從王明為奪取黨中最高權力而殘酷推行兩條路線鬥爭，到毛澤東為維護農村派小知識分子的絕對領導而發動的 恐怖延安整風；從揪出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和彭德懷、黃石誠反黨集團，到毛澤東發動文革，揪出和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等無數反黨集團，直至林彪反黨集團和毛 婦江清四人幫反黨集團的次第被打倒；應該說，不論是在奪取政權前，還是在奪取政權後，其殘酷內訌的屢興屢起和愈演愈烈，甚至永無休止，只能說是“前無古人 和後無來者”。尤為特出的是，中共的殘酷內訌，不僅迫害了無數的黨人，而且次次殃及池魚，將無數無辜的百姓牽連其中，直至造成“冤獄遍中華”和“屠戮遍國 中”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局面。更以造成八千萬無辜者“橫死”的“實績”，證明了中共農民造反及其政權，較之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家農民造反及其政權，在其內訌 的殘酷性上，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四、都具有“嗜殺”的特徵。由於傳統農民革命皆具有嗜殺的特徵，再加上靠嗜殺成功的蘇俄，又直接命令並派人指揮中共執行燒殺政策，從此，在革命的名義下嗜殺，既成為中國共產黨為奪取政權而實行的主要手段，又成為它在奪取政權後為鞏固政權 —— 美其名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專政所採用的殘暴統治方式。一 九二七年底中共在蘇俄直接指揮下的廣州武裝叛亂，就已經嗜殺無度；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間中共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更已使嗜殺成為革命的代名詞。毛澤 東曾下令殺死地主的全家，連幾歲的小孩亦不許免；周恩來則親自帶人、並親手殺害顧順章一家老小九口人，以滅其族。在江西蘇區及其它蘇區，嗜殺既成為中共發 動土地革命、建立鄉村蘇維埃政權的主要手段，又成為中共製造內訌、清除異己的重要行徑。62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蔣介石在向國民會議遞交的“剿滅赤匪報告”中即稱：——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慘者——厥惟江西和湖南……江西人民被匪殘殺者約十八萬 六千人，難民之陣亡者，約二百十萬人；各縣被匪焚毀之民房，約十萬餘棟；財產之損失約六萬五千萬圓。悖米之損失約三千九百萬擔……湖南匪禍蔓延……計被匪 殘殺者約七萬二千人，房屋被毀者約十二萬餘棟，財產之損失約三萬萬餘圓……凡赤匪蹂躪地區……凡是過去在村莊上有體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過保甲長的人，皆連 同親屬被殺害，到處可以看見一個坑裡埋着十人，甚至百人。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麼辦法？”
大陸中共黨史專家文聿先生所着的《中國左禍）一書亦寫道：——一座座村莊，燒成廢墟，百里無雞鳴。一片片焦土，啼號不絕，蒼生痛哭深。一 群群百姓，無家可歸，骨肉流離散。燒，燒，燒……殺，殺，殺……湖北漢川地區農民暴動的指導者，甚至要燒去整個城市，湖北許多整個兒的村莊被燒盡。江蘇省 的‘暴動須知’也說：‘必須挨家挨戶告以暴動的口號……不來者以反革命紀律制裁……’中共湖南特委還在‘使小資產階級變為無產階級後強迫他們革命’的精神 影響下，提出‘焦土政策’，實行‘燒殺政策’，為了企圖讓敵軍進入湖南後無房可住，無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燒湘粵大道兩側三十里內房屋和燒毀郴州等縣城的決 定……。”63 在三十年代的中共蘇區，在以清除AB團、改組派、社會民主黨、第三黨和托陳取消派為由，而製造的清除異己的內訌中，每每虐殺無數而不知其止。其後，毛澤東 在延安為反對王明派而發動的整風運動，其殘酷打擊，無情鬥爭，動輒處決，甚至橫刀以劈作家王實味的殘暴行為，尤令人觸目而驚心。在中國的專制歷史上唯有農 民造反政權才有所謂鎮壓反革命的政策，而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後的數十年間，以鎮壓反革命為名目和以大搞政治運動為手段的嗜殺，包括逼殺，只能使陳勝、吳 廣、張角、黃巢、王小波、李順、朱元璋、張獻忠、李自成和洪秀全們望洋興嘆，自愧難及。
五、全面歸復專制的思想和文化。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一樣，為 號召革命，他們總是要以反對專制的思想文化為號召、為標榜。及至奪取政權之後，為了維護專制政權，他們又總是要在“革命”的標籤之下，全面復歸專制的思想 文化觀念，藉以重建和強化專制的思想文化統治。特別是在它復辟專制的本相已經暴露之後，或是在它藉以統治的西方共產思潮已經破產之際，傳統的專制思想和文 化，就更會成為他們維護專制統治的重要工具。以反孔和焚燒孔子典籍起家的洪秀全，在攻入南京之後，即在寢宮內設立孔子牌位，並依儒學而開科取士的目的，便 是意在建立和鞏固他的新君主統治。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曾否定並要打倒一切傳統文化的中共，竟授意、支持到處成立孔學會、孔道會、孔研會和孔酒會，並將它們 完全掌控在手，其行徑無非與歷代專制統治者一樣，不過是要維繫正在走向末路的專制復辟統治罷了（參見本卷第五、六兩章）。
六、全面重建嚴酷的等級制度。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一樣，雖然在號召造反時都要大言“平等與共產”思想，但在奪取政權之後便立即要重新劃分等級，重建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以歸復專制等級，強化專制統治（參見本卷第五章第五節）。 第二、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主要區別 中共農民造反雖然在其手段和特徵上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共相一致，但中共畢竟是一個披着現代政黨外衣的農民造反黨，是借用西方馬克思主義 的理論與歐洲共產革命的旗號，在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反對中國民主革命、推行共產專制復辟的現代政治集團。因此，它也必然會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與傳統農 民革命造反有所區別。這些重大區別概括起來便是：
一、中共農民造反思想的“現代化與科學化”。中國共產黨借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接過了一整套“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才將中國傳統農民的革命思想“科學化和現代化”了。由是，才既能以共產革命的名義迷惑人民，又能以共產革命的名義統治人民，更能以共產革命的名義鎮壓人民。
二、中共農民造反更富有欺騙性、嚴密性和殘酷性。中共因具有一個現代政黨的外 在形式，尤其是在蘇俄親自扶植、陰謀教唆和直接指揮下，又被賦予了狂熱的共產宗教情緒和頑強的政治集團意識，這就使它較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和中國農村社 會中的一般農民會黨，更具有信仰的瘋狂性、組織的嚴密性和紀律的殘酷性。這就使它增強了戰鬥力，擴大了欺騙性，從而為它的成功和成功後的鞏固權力造成了有 利的條件。
三、中共農民造反具有賣國和叛國的特質。由於中共長期以來是一個在外國顛覆 勢力蓄意扶植和直接指揮下的叛亂叛國集團，這就使它與中國歷代農民革命造反形成了一個重大的區別。因為農民英雄們大都是鄉土主義者與愛國主義者，不會甘心 做外人之奴才，不會承認“農民階級沒有祖國”，更沒有當這個“外國”已經在侵略自己的祖國時，卻要武裝起來去保衛這個“外國”。朱元璋無疑是反元的民族英 雄。李自成亡明後寧肯自己敗亡而決不與滿清聯手，更不會受滿清指揮。洪秀全雖藉助改造西方的宗教而建立了“拜上帝會”，倡天下大同以造反，卻從沒有服從過 任何一家外國勢力的命令和指使，更沒有成為歐洲天主教廷的“一個支部”。明末清初的會黨亦從未勾結過任何一家外國勢力以“反清復明”。義和團起義的口號則 是“扶清滅洋”。即便是在現代，孫中山之爭取俄援，亦純粹是為了推動中國的國民革命，反對本國的專制復辟，前提更是說得明明白白，“絕不同意移植共產制度 於中國”。因此，縱觀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亦唯有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這一場農民造反，才是一場為打天下而心甘情願地賣國和叛國的“革命”。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內，它對於蘇俄種種指令的鞠躬盡瘁，以及它在蘇俄的命令和指揮下，為了忠於蘇俄而出賣祖國的一整套理論、口號、行為和實績，實在為中國數千年歷史上的造反者們所沒有，亦為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所有的叛國者們望洋而興嘆。
四、中共農民造反是“反民主進步而非反專制統治”。中國歷代農民造反革命，雖 然其結果都是專制制度的復辟，但是，其起因，則均為反抗剝削、壓迫以及反對封建專制統治本身。因此，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才具有被同情、甚至被讚揚的一 面。但是，中國共產黨在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進程中，所發動的這一場現代農民造反，一是蘇俄蓄意顛覆民主中國、再造專制中國的一個惡果，並非中 國農民自發的革命；二是它所造反的對象，非但不是歷史上的專制王朝、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卻是那個在外患內憂之下，正艱難地推進着民主進步的中華民國和中 國國民黨。因此，就世界的專制逆流而論，中共乃是國際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一個部分；就國內的民主進步而言，中共的 “革命”則是對中國民主過渡進程的反撲與破壞。因而，它才非但不是一個前進的革命，而是一個倒退的“革命”；非但不是一個反對專制統治的造反，而是一個反 對新生民主政權和嶄新共和制度的造反。這便是它與中國歷代農民革命的一個最重大和最主要的區別。
綜上所述，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中國共產黨，雖仍為蘇俄所支持、所指揮，亦仍然打着共產革命的旗號，標榜為“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但是，在本質上，它已經完全蛻變成了一個在境外顛覆勢力長期指使下，以共產革命為名義，以現代政黨為形式，以傳統農民革命方式為手段，以封建會黨為本質的農民造反黨。 兼 問 是誰“裡通外國”？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中共於中國大陸奪取政權後，在毛澤東推行殘酷專制統治的二十六年裡，特別是在那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及其政 權曾以“裡通外國”罪，包括製造“蘇修特務”罪，迫害了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無辜民眾，直至它自己的黨人。五十年代以後，在中國大陸，只要家中在海外有 人，在台灣有親，中共即會施以“裡通外國”的嫌疑，閒時內部監控，連海外或是台灣來了一封家信，也只能是由單位領導或地方派出所招去看信，看後尚要“存檔 ”，留下證據。有的自然是連看也不給你看。及至運動一來，則公然打擊，公開批鬥，明火抄家，強迫交代如何“裡通外國”，直至無端逮捕判罪，以至無辜遭受迫 害而致死者，何止成千上萬計。文革當中，遭此迫害者，和遭遇“蘇修特務”罪迫害者，就更是難以計數。文革後，雖然“對外開放，對內搞活”，遍中國大陸已早 成“獨尊海外”之景，“獨親台胞”之風，但是，今天，當有人僅僅寫了一篇論述民主的文章在海外發表，或僅僅在海外高談闊論了一番民主，或獲得了外國某大學 批準的一點講學金，亦仍然會被中共政權視為“裡通外國和顛覆政府”，直至判為“危害國家”的重罪。遁身海外者，可以一時無憂，卻成了顛覆分子，有家難歸； 棲身國內者，就要被內控、監視，直至判決勞教、勞改、坐監牢了，其例舉不勝舉。然而，如文中所證，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整整二十八年間，中共在蘇俄 命令與指揮下，不僅持續發動武裝叛亂，甚至持續發動武裝叛國，特別是當祖國的主權遭遇新沙皇俄國的蹂躪，祖國的領土遭遇新沙皇俄國的大規模入侵之時，中共 竟能在新沙皇斯大林的命令下，公然和公開地從反對祖國收回主權，直到決議、決策和決心“武裝保衛蘇聯”，更藉此瘋狂地煽動武裝叛亂，以與蘇俄對自己祖國的 侵略戰爭“裡應外合”。如是中共倒反而不是“裡通外國”？倒反而不是叛變叛國？倒反而擁有了一部“偉大的和光榮的革命歷史”？倒反而成了一個專門罵人賣 國，專門抓人“裡通外國”，專門標榜自己才是“愛國主義者”的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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