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国民党内的大起大落 1925～1927年 31～33岁
毛泽东在韶山老屋一待就是八个月。在长沙为共产党工作的两个弟弟现在都回来，给毛作帮手。五十公里外的长沙，湖南共产党人组织罢工，游行示威，搞得热火朝天。毛没有参加，很多时间在家打牌。
他在等机会重返政坛——高层政坛。机会不久来了。一九二五年三月，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去世，由汪精卫接任。毛认识汪精卫，他们在上海时一块儿工作过，关系不错，汪极为赏识毛的才干。
汪精卫比毛大十岁，是国民党中有名的美男子。诗人徐志摩在日记里这样描述他：“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胡〕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汪又是民国革命中响当当的人物。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正在监狱里，由于一再企图刺杀包括摄政王在内的清朝重臣而被判处终身监禁。辛亥革命后他出了狱，成为国民党领导人之一。孙中山临终前，他一直跟着孙，孙在遗嘱上签字时他随侍在侧。这使他具有孙中山继承人的身份。但地位的最后确定还是他跟苏联的亲近，鲍罗廷一锤定音，新的国民党领袖就是他了。
苏联人现在是国民党所在地广东的主人，首府广州颇有点苏联城市的气息，到处是红旗与标语。踏板上立着中国保镳的汽车在大街上奔驰，车窗内露着苏联顾问的面孔。珠江上停着苏联货轮。在不为人眼所见的地方，“委员们”坐在红布罩着的桌子周围，在列宁的画像下，审讯“破坏分子”。这是革命法庭在开庭。
孙中山一死，毛就派他的么弟泽覃去广州打探消息。二弟泽民也随后起程。六月，汪精卫的位子一稳定，毛就准备自己去广州。首先他得拿出一张像样的履历表。他开始在韶山一带组织基层支部，大部分是国民党支部。
国民党的主要纲领是“打倒帝国主义”，毛的工作也就围绕着这个主题。这跟农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没能唤起农民什么兴趣。当时跟毛一起的贺尔康在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和毛走了一村又一村集合人，结果“一点又十五分时，会才完毕。”毛说“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就在半途中就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七月二十九日，毛召集农民开成立国民党支部的会，“同志只到一位，其他都未到，该会未能开。”又一天，八月四日，在毛家里，“因同志多未到，会未开成。”
没有资料表明毛组织过反对富人的农民运动。他曾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对鲍罗廷等说，这类斗争“必然要遭到失败”。有的地方共产党“组织不识字的农民，领导他们同相对富裕的地主进行斗争。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的组织立刻遭到破坏，被查封。而所有这些农民不仅不认为我们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甚至还仇视我们。他们说：如果不把我们组织起来，就不会发生任何灾难不幸。”
当时共产党在长沙领导由五卅运动引起的反帝大游行。耶鲁大学办的湘雅医学院院长给美国驻长沙领事馆的报告说，湖南省长“接到一张二十个鼓动领导人的名单，其中有毛泽东，是此地首要的共产主义宣传者。”这是毛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政府的档案里。虽然毛并没有参与领导这些游行，但因为毛的名气，当局也怀疑他。
八月，省里发文，要捉毛泽东。韶山家里给他雇了乘轿子抬他去长沙。毛跟轿夫讲好，有人问抬的是谁，就说是医生。毛的弟媳回忆说：“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开慧和其他毛的家人都没有受到伤害。
毛就要去广州了。离开长沙前夕，他到湘江边散步，心里酝酿着展望未来的诗篇：“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信心十足，要主宰苍茫大地的沉浮。
毛泽东很会看人。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正是他的伯乐。九月毛一到广州，汪就给了他一连串要职。汪推荐他代理自己做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毛任主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即，毛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大会第二年初召开时，向大会作宣传报告的是毛。毛在国民党内扶摇直上，汪精卫起了关键作用。后来汪成了日本侵华傀儡政权的头子，名声太差，他的功劳便被悄悄掩去。
毛日以继夜地工作。他的旺盛精力多半得益于此时发现的一件宝贝：安眠药。毛长期失眠，经常疲惫不堪，现在总算得救了。后来他把安眠药的发明者跟马克思相提并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毛第一次对农民问题表示兴趣。在一张调查表上他填道：他“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十二月一日，国民党的一个刊物上登载他的文章讲到农民。一个月后，国民党的《中国农民》创刊，他又写了篇类似的文章。这个新兴趣并非来自毛的灵感，而是莫斯科刚发了紧急指示。十月，莫斯科对中国的革命者们不注意农民提出强烈异议：“占人口九成的农民到哪里去了呢？不知为什么从中国寄给我们的所有文件中完全没有考虑到农民这一运动中的决定性社会力量。”莫斯科命令国共两党“广泛地占领农村。”国民党先于共产党行动起来。
至今人们还认为是毛泽东在中共首先致力于农民工作。实际上，共产国际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就告诉中共：“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它要中共“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毛泽东曾对这一套持保留态度，使一些苏联人对他大为光火。那个讨厌毛的达林在一九二四年三月曾向莫斯科报告说，毛居然有这样的话：“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在贫苦农民中间不会有什么作为，跟地主和绅士应当建立联系等等。”
毛现在随着莫斯科的风向改变了观点。没想到，这却给他带来了新麻烦。毛努力在文章中使用共产党的“阶级分析”，把自耕农称为“小资产阶级”，把雇农叫做“无产阶级”。对讲究意识形态的苏联人来说，这些词只可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而中国还只是“封建主义社会”。苏联在中国的顾问当时办了个杂志叫《广州》，抄送四十来个苏共负责人，头一个就是斯大林。苏联农民问题专家沃林（M. Volin）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批判文章，指责毛混淆两种社会性质：“一眼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错误：按毛的说法，中国社会已经过渡到了高一级的资本主义阶段。”毛的文章“不科学”，“含糊不清”，还“简单化得要命”。就连毛的基本数字也差得太远：毛说中国人口是四亿，而一九二二年人口统计是四亿六千三百万。
幸亏理论字眼对国民党不那么重要。一九二六年二月，汪精卫支持毛做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国民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讲习所是两年前由苏联人出资办的。只是在这时，三十二岁的毛才真正开始搞农民运动。在他主持下，讲习所培训农村鼓动者，到乡下去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穷人反对富人。随着国民党军队占领湖南，七月后湖南农运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湖南是国民党北伐第一站。北伐的目标是扫清地方军阀，推翻北京政府。在这条两千多公里的漫长征途上，国民党军队有苏联顾问随行。苏联在长沙开了个领事馆，指挥国民党当局支持农协会，给它们资金。短短几个月，湖南一大半农村都成立了农协会，社会结构被一下子打乱了。
这时，军阀混战时起时伏已进行了十年，自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除非处在两军交战的地方，老百姓生活照旧。现在，由于国民党搞苏俄式革命，社会架构崩溃了。不到年底，湖南乡村已是一片混乱，暴力横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国民党农民运动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