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长征前夕：毛泽东差点被扔掉 1933～1934年 39～40岁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动五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那年五月，蒋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默认日本人占领华北大片土地，他得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
这时蒋已在苏区外围修了公路，集结大军，调运粮草。他的军队围住苏区，逐步推进，一次推进几公里，然后停下来修筑碉堡，筑成后再推进。碉堡与碉堡之间机关枪构成封锁火力网。如彭德怀所说：蒋“使我中央苏区逐步缩小，即所谓竭泽而渔”。
红军人数大大少于蒋，武器装备也处于劣势。蒋介石聘请了德国顾问团训练军队，特别采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整德军的冯·赛克特将军（Hans von Seeckt）的建议。面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共和莫斯科都决心保卫瑞金。既然蒋有德国人帮助，莫斯科加强了对中共的德国顾问力量。派驻上海的是军事专家斯坦恩（Manfred Stern），此人后来在西班牙内战时以克虏伯将军（General Kleber）的名字著称世界。李德这时被派往瑞金，作中共的现场指挥。
中共在一大块稻田中给李德修了一所独立的房子，要他没事别出房门。他是个“洋鬼子”，招人注意，当时国民党正在宣传中共受苏联的指挥。中共领导人给李德提供了一位太太。女方条件是“身体健壮”，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应付外国人的性欲。朱德夫人康克清说：“当时女同志都不愿意嫁给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后来找到个“大个子，长得不错”的前童养媳。“当组织上动员她给李德做老婆时，她起先表示坚决不干。过了几天，通知她说：‘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领导干部，给他做老婆，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组织已决定你同他结婚。’她勉强服从了这个‘组织决定’。婚后，两人关系一直不好。”
在这第二次包办婚姻中，前童养媳生了个男孩。孩子的肤色黑黑的，更接近中国人而不像白种人。毛泽东开玩笑说：“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
跟李德最要好的是中共第一号人物博古。他们曾在上海一块儿工作，现在一块儿讲俄文，放松时跟翻译打牌、骑马。管军事的第二号人物周恩来也跟他来往频繁。毛不会说俄文，很少见李德，见面时，李德注意到，他总是“保持着庄严的矜持”。莫斯科使者跟博古、周恩来要好，对毛显然不利。
到一九三四年春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进逼已经六个月。无论莫斯科的顾问还是中共领导都没有办法对付蒋的碉堡政策和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大家心里部明白，根据地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三月二十五日，莫斯科来电说瑞金的前景很不妙，要中共准备撤离。一接到这个电报，博古首先想到的是“扔掉”毛泽东。二十七日，上海电告莫斯科：“瑞金来电说毛长期生病，要求将他送往莫斯科。”毛并没有生病，只是博古等人怕毛在危难之时捣乱，眼下最需要的是团结。
莫斯科四月九日回电“反对毛来”，理由是旅途须经过白区，不安全，“他一定得在苏区治病，不管花多大代价都行。只是在当地实在没办法治而有死亡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意他来莫斯科。”
毛也无意被打发掉，“我的身体很好，哪儿也不去，”他说。但博古又想出个万无一失的法子：把毛留下来扛中央苏区这面大旗。毛身为政府主席，留在苏区等于向外界宣布红色政权依然存在，这是莫斯科无法反对的。
中共高层谁也不愿意留下。留下很可能是死路一条，不是战死就是被国民党抓去枪毙。毛的么弟泽覃、毛带去参加中共“一大”的何叔衡以及中共前头号人物瞿秋白，都这样死去。留下而又活下来的人不少充满怨气，陈毅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留下守摊子的第二号人物，原因是大腿上受了伤没法走。他曾躺在担架上去见朱德，请求被带上，但没有用。二十多年后他还愤愤不平地说，当时“大家都认为靠着军队不危险，不愿留下”，“而对我则说得漂亮，说：‘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十几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代。’”
说漂亮话的是周恩来，陈毅显然对这套冠冕堂皇的话嗤之以鼻。
毛泽东知道，留下来即使不丢性命，政治上也等于宣判死刑，因为他将远离中央与红军。随后半年时间里，毛全力以赴不让博古等人把他丢下。
毛的主要办法是守候在撤离的出口。当时首先考虑的突破口是苏区南线。毛立刻来到南线司令部会昌。
南线领导人都看出突然光临的毛在他们那里没什么公干，他满清闲的，早上去爬山，还写了首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他爱拐到当地部队办公室兼住房去，躺在床上跟人聊天，甚至亲自给下面部队修改文件，“有时修改一个花上一、二个小时的时间”。
到了七月，来也突然的毛去也突然，回到瑞金。突破点改变了，不再是南线，而是西边。一支八千人的队伍由那个方向离开红区去探路。毛带上二十多个随从（秘书、医护、厨师、马弁、一班警卫）去了瑞金西边的鄠都。毛的落脚点是当地指挥部，距撤离起点鄠都河渡口一箭之遥，只需过街穿越一个宋代的城洞。毛在这个渡河口住了下去，一直住到跟大队人马走。
离开瑞金来鄠都前，毛要大弟泽民把他的宝藏，那批两年前从漳州运回来藏在山洞里的金银财宝，全部交给博古。私藏缴获品，直到最后一分钟，是不小的过失。这不仅完全违背他自己制定的“三大纪律”之一的“一切缴获要归公” ，还表现出毛头脑里曾经转过跟党跟莫斯科分手的念头。但毛别无选择。国民党军队打来了，金银财宝埋在山洞里没用了，还不如拿出来“买”张“离境票”。此时的中共非常缺钱，一再向莫斯科求援。毛送上一大批财富，可算是雪中送炭。毛又向博古许诺说，带上他走他一定不会捣乱。博古终于同意了。当然博古不同意也不行，毛就“赖”在离境口。
被认为“政治上动摇，在党内老是犯错误”的中央苏区副主席项英被指定留守。项是中共领导中唯一出身工人阶级的人，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个谁也不愿干的事。但他对中央带着毛走非常担忧。项英了解毛。他一九三一年到苏区时正碰上毛大杀AB团，当时就说毛这样做是为了私人权力，他尽力刀下救人。毛因此痛恨项英，曾指使受刑人咬项英是AB团。据周恩来后来对共产国际说：“被捕的人口供说项英属于AB。”苏联当时的驻华大使潘友新（Aleksandr Panyushkin）记载道：毛“想搞掉项英，因此指他是AB。只是由于政治局的干预毛才没能干掉项英”。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时，项英是最坚决要把毛赶出红军指挥部的人之一。毛对项英的仇恨最终导致项英十年后的死亡。
项英向博古强烈建议不要带毛走。李德写道：项“明显地提及毛泽东在一九三 ○年左右推行的迫害忠诚的共产党人的恐怖政策。他警告说毛跟党中央对着干的严重性不可小觑。毛一时的节制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一有机会他就会跳出来把红军和党一把抓在手里。”李德说，但博古不知为何特别乐观，“他说他跟毛好好地谈了一次，相信毛不会挑起争夺领导权的危机。”
毛这时也确实开始好好表现。七月以前，在南线时，他不断批评中央，叫那里的部队不要听中央的，按他本人的指示办。当一个干部对毛说他被任命为土地部长时，毛说：“你不要当土地部长，你去当会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一到九月，毛的行为大变。爱跟他一道贬低中共其他领导的林彪来看他，跟林同行的聂荣臻注意到毛完全没有“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反而是小心“注意纪律”。
(待续)
